曆史客棧前兩天介紹過鄧恩銘，參加一大會議時還隻有20歲，讓很多人都自慚形穢。
其實，在參加一大的代表中，鄧恩銘還不是年紀最小的，最小的其實是劉仁靜，那年才19歲。
劉仁靜1902年出生于湖北應城，從小就思想活躍，在中學時大量閱讀了《新青年》《科學》等進步刊物，尤其是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劉仁靜更是喜歡得不得了。
1918年，16歲的劉仁靜考入了北京大學實體系，在北大這個思想開放的學府，更加開闊了劉仁靜的眼界，在1920年春天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為北京共産主義小組的一員。
1921年，上海共産主義小組提議召開一大會議，得到了全國各地的積極響應。當時，有個說法叫“南陳北李”，即上海的陳獨秀，和北京的李大钊，是中國共産主義的兩大領袖，一大會議由他們倆來主持，無疑是衆望所歸的。
但是很不巧，這兩位領袖人物都因故無法前來，在北京的李大钊便想找兩個自己的學生代替他去。
首先确定的人，是劉仁靜的大師兄張國焘，當時是北京學聯主席，五四運動的風雲人物，由他代表李大钊去，誰都沒有意見。
第二個人選是誰呢？論資排輩，應該是北京共産主義小組的二師兄鄧中夏，李大钊也找他了，但鄧中夏說，老師我這邊沒有時間啊，還要去南京參加少年中國學會的一個會議呢！
二師兄沒時間，就到了三師兄羅章龍。相對大師兄和二師兄的名氣，羅章龍名氣略有不足，但也是組織上司隴海鐵路、京漢鐵路勞工大罷工的青年領袖之一，不可小觑。
但是，羅章龍當時剛聯系到一個廠子，要和勞工展開座談會，商量罷工的事，都趕到一起了，羅章龍也去不了了。
李大钊沒有氣餒，又往下問了好幾個學生，結果大家都很忙，都沒時間去，最後，李大钊隻好把希望寄托在了年紀最小的劉仁靜身上。
劉仁靜年輕氣盛，對這種事非常熱衷，是以當李大钊問他的時候，他立刻就答應了。
後面的事，大家都很熟悉了，一大在上海勝利召開，如一輪紅日在東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國革命的前程。
如果照着這個劇本走下去，劉仁靜肯定會成為我黨的優秀上司人之一，但是，劉仁靜的人生卻在第二年就走向了另一個方向。
因劉仁靜學問好，還精通英語和俄語，是以，陳獨秀在前往蘇聯參加共産國際會議的時候，點名要帶着他一起去，當自己的翻譯。
劉仁靜早在中學時就是陳獨秀的超級粉絲了，這次能跟着偶像一起去蘇聯，心裡也是非常興奮，但是他肯定想不到，自己會在蘇聯遇到托洛茨基，并走向另一條道路。
無論是俄國的十月革命，還是後來斯大林的新經濟政策，都有托洛茨基的身影，而且多是以“反派”的形象出現的，尤其是列甯去世後，斯大林成為接班人，托洛茨基與共産主義的新領袖勢同水火。
不過，劉仁靜不知道哪根筋搭錯了，竟然對托洛茨基非常崇拜，後來托洛茨基被蘇聯驅逐後，劉仁靜還專程跑去土耳其，每天去拜訪托洛茨基，足足呆了一個多月。
以托洛茨基為師，可想而知劉仁靜在當時的環境下會有什麼遭遇。回國後，劉仁靜以“托洛茨基的代言人”自居，開始跟國内的共産主義者漸行漸遠。
後來的劉仁靜，經曆非常坎坷，脫離了組織，還投靠過國民黨，到了哪裡都不受待見，直到1949年大局已定，劉仁靜才“幡然醒悟”，重新回到北京，聲稱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我黨對他還是很寬容的，安排他到北京師範大學任教，還從事過人民出版社的翻譯工作，也算發揮其所長了。
對此，劉仁靜曾感激地說：“共産黨對我仁至義盡，不管我犯了多大錯誤，還是沒有抛棄我，給了我生活的出路。”
1987年8月5日，劉仁靜意外死于車禍，終年85歲，成為最後一位去世的一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