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源：ic photo）
雲也退/文
“耶塔，好想和你說說在我心裡積攢下來琢磨了好幾個星期的話，這些話在我腦海中翻來滾去，就是不知道怎麼說出來。面對你我張不開口，耶塔，全是因為沒把握，膽小。真的，我承認我是個膽小鬼。我們大家在内心裡其實都是膽小鬼，但是承認了，膽小也就不算什麼事了。”
開頭和結尾總是最要緊的，最吸引人的，中間的一切再完美也是其次。在大作家索爾·貝婁逝世若幹年後，一部厚厚的《索爾·貝婁書信集》被編定出版，其中收錄的第一封，就是1932年5月28日，年方17歲的貝婁寫給他初戀女友耶塔的信。他要跟耶塔分手。上述這幾句，就出自信的第一節，一股濃重的文學氣息，夾雜着思辨和推敲的強烈傾向撲面而來，再接下去又是一段完美的景物描寫，寫到“寂寞的風吹得樹葉沙沙響”，寫到“夜色中不知何處，一隻鳥迎風啼叫”，寫到“密歇根湖裡的波浪憤怒地朝房子湧來，卻無法接近牆角，隻能怒吼着退去”。讀到這裡，我不禁懷疑，要麼這是編者有意的安排，實際上可能還有比這更早的信，隻是文字沒這麼漂亮；要麼，就是17歲的貝婁在寫信的時候，就已經做好了未來出版它的準備。
無論是哪一種情況，可以斷言的是，那時的貝婁做好了當一個大作家的準備。他在寫密歇根湖的浪濤“怒吼着退去”的時候，作家的自覺就昭然若揭了：他随時在讓内心的感受勾引外界的風吹草動，令其呼應或者對立，交叉或者并行，就像他臭名昭著的勾引女人的手段。在這封信裡，他對語言的運用就已滲漏出一種征服欲，它無所不在，哪怕是在承認自己的缺點，貝婁也要掌握話語上的絕對主動。
耶塔是誰？她是貝婁在芝加哥讀中學時的同班同學，比貝婁大幾個月，也生于1915年。耶塔傾心共産主義運動，在美國，她加入了青年共産主義聯盟，到1932年6月中學畢業時，擅長演說的耶塔代表全班緻辭，緻辭題目叫“未來屬于青年”。
給野心勃勃的貝婁當初戀，耶塔也很有膽量。她家和貝婁家住得很近。兩家人串門，貝婁記住了太多的細節，如耶塔家裡有一輛車（那時美國人家裡買得起車的人還較少），他發現車的後座上堆滿了木屑刨花，就推測耶塔父親是個木匠。耶塔的爺爺是個猶太教徒，一把大胡子，在教堂裡遇到時，貝婁完全看不清他的臉；又如耶塔母親是怎樣一個俊秀的黑發女子，她為耶塔加入了青共聯盟而高興。
他們兩家也都是猶太人。耶塔家是從俄羅斯移民北美的，是以很自然，耶塔對共産主義抱有同情，因為舊的沙皇政權壓迫百姓的時候，共産黨人和無政府主義者們正在積極地給沙皇找麻煩。然而，當耶塔登上講台演講時，共産黨人建立的蘇聯政權，已經經曆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權力鬥争，斯大林掌握了權力，托洛茨基被迫流亡歐洲，成為一顆移動的革命火種。耶塔和貝婁在一起時，政治是兩人的一大主題，耶塔帶給貝婁一些托洛茨基論德國問題的小冊子，她支援托洛茨基，相信革命的正道已不在蘇聯。
貝婁後來說，他在立着兩頭銅牛的玫瑰公園，或者在洪堡公園的船塢台階上坐着，聽耶塔大談列甯主義、集體化、民主集中制，談斯大林的罪惡，談斯大林為何比托洛茨基低一個檔次。當她情緒昂揚地站上畢業典禮的講台時，赤誠熱烈的表情，令台下的父母們都眼前一亮，激動不已。貝婁記得，耶塔的演講中用了幾個生僻詞，如“赤貧”，如“慰藉”：“在座的各位，我們将帶給你們慰藉。”她說。
雖然貝婁也同情托洛茨基，可是他對耶塔加入的青共同盟很反感，對耶塔緻辭的主題“未來屬于青年”也不屑一顧。這和他的文筆、言辭水準一樣，都成為他有着超乎年齡的成熟的寫照。他後來有一個朋友，艾伯特·格羅策，曾為流亡中的托洛茨基當過警衛和秘書，從格羅策那裡了解到的情況，确證了貝婁早已有之的懷疑：打着“青年”旗号的團體，都是一些權力欲膨脹的人用來收攏年輕人、給自己當槍用的工具，他把青共同盟視為與希特勒青年團和墨索裡尼的黑衫軍一個性質；英國的巴登·鮑威爾男爵在1907年建立的童子軍運動，後來活躍在英美社會，影響深遠，卻遭到了貝婁的無情奚落，他說：童子軍是最壞的東西，它唯一的好處就是沒有害及未來。
貝婁顯然認為，擁有他這樣的天賦，自然應該保持頭腦的獨立；而頭腦，也是猶太人的文化裡最為看重的東西，因為認識、思考、感受、判斷、想象，這些能力是外人無論如何都不能剝奪的。他在書信中，炫耀般地展示他的思考和感受力，他的做形象比喻的能力，一會兒欲揚先抑，一會兒欲抑先揚：“我的所有的思緒都是圍繞着你的，”他說，但這些思緒并不全是溫情，“這裡有針刺，有鞭笞。”但這幾句還不夠，貝婁還要打消耶塔的抵抗：
“你心裡可能會說：‘真會玩弄辭藻啊。’因為你有一副青共同盟的頭腦。要不就是：‘這個杠頭笨牛貝婁又聽到什麼話了？’”
“玩弄辭藻”一語的原文，直譯過來就是“短語販子”。這一手太厲害，他為對方設計了責難自己的台詞，設計得準确而生動。如此，真不知道收信的耶塔是否有勇氣讀完整封信了，如果讀完的話，她能不能一笑置之。貝婁不僅全面嘲諷她，而且完事後，還把自己的弱處交給對方——“你就稱呼我短語販子好啦！我受之無愧！”日後，貝婁的小說《赫索格》裡有這樣一個情節，仿佛是對此的“圖解”：赫索格在街頭被一個黑人逼到了牆角，他驚見黑人拉開褲鍊，亮出了他的陽具。他頓覺被大大羞辱了，比起對方用刀槍脅迫他交錢的羞辱更甚。
貝婁如此的嘲諷，似乎隻是由于耶塔移情别戀了，她愛上了内森·戈爾茨坦，之後也将和他結婚。顯然，貝婁不願接受他被人甩了的事實，于是他才如此高調地寫信，假裝是他自己要結束這段戀情。可他下手太重了，幾乎是當着一群他未來的、想象中的讀者的面拿耶塔試刀了。這把文辭之刀的厲害，或許都不受貝婁自己的控制：
“你也許會覺得我瘋了？我就是瘋了。可我手中有筆；我如魚得水，我藐視你。（此處有一段長長的靜默，然後狂風突起般發出一聲歎息；不屈不撓的貝婁豪情滿懷，全力以赴繼續前進。）”
應該感謝耶塔，他刺激了貝婁釋放自己的能量。這則no.1書信一下子就把整部書信集擡高了，擡到了和貝婁光彩照人的長篇小說同樣的水準上。盡管《晃來晃去的人》和《受害者》這兩本貝婁最早的長篇，比起後來的作品顯得粗糙一點，但僅看這封給女友的絕交信，就可以毫不誇張地斷言，索爾·貝婁是“出道即巅峰”，他在與他同齡的少男少女投向激情滿懷的烏托邦構想時，積聚成了自己兇猛的書卷氣。他狂妄，他挑逗，他炫耀，他那時的氣焰一舉突破了“年少輕狂”之類現成的評語所設下的薄弱的防禦工事，甚至足以懾服日後每一個階段回看當初的自己。
每個年輕人都得在與前輩的對話中成長，但青少年貝婁，看其書信的話，是一個無論對什麼樣的人講話，都能自如地對時局時事發表看法的人，他能尖銳地指出對方的錯誤，用論戰的口氣說出自己所知所想，哪怕明明有求于人，他都不懈地抖露自己帶機鋒的見識。1944年後，貝婁為申請一筆古根海姆基金會的資金，必須與詹姆斯·t.法雷爾以及埃德蒙·威爾遜這樣的文壇大家打交道，他給法雷爾去信，先說“如蒙支援，不勝感激”，随即表示“芝加哥越來越像西伯利亞，”他被判流放此地，沙皇還拒絕赦免他。跟威爾遜寫信，他也是感謝在先，随即開始“炫學”：
“隻能像伊克西翁（希臘神話裡被宙斯處罰的神，捆在一個火輪上無法動彈）一樣求之不得，為之受苦，哪怕是一片飄忽不定的雲也抓住不放。”
他告訴法雷爾，他不指望《晃來晃去的人》能讨到他的喜歡，但要是他“認為我水準太低，應該去用手指頭畫畫而不是寫作，我會十分不安的。”這裡有一種脅迫的語氣，他好像完全不管收信者是誰，就展開了自己話術。在正常的情況下，人都是随着名聲的擴大而有底氣講話的，可是貝婁卻在自己尚未充分擁有名氣的時候就相信自己的名氣，很難說這裡有幾分是政策，幾分是秉性使然，隻能說，這種非同一般的自信産生了有利于他的效果。
不過也不是絕對如此。光是看他上述的表現，你可能認為他的家境上好，是以也有資本恃才傲物。其實不然。縱觀貝婁一生，他是在1964年出版《赫索格》——那時他已年過五旬——之後才真正成為有錢人的，此前的他即便有幾部成功的小說，但入手的版稅和在大學任教的工資，根本就不夠他反複結婚離婚折騰的，更不用說還要撫養孩子，還是因為父親去世，留給他一筆遺産，他才扛過了最艱難的時期。在一些書信中，他說起自己的窘迫，雖然仍然保持着一貫的強勢作風，但也确實流露出心事重重的樣子。他寫書速度不快，四五年才能完成一個作品——這都是大實話，隻是他的長篇小說才氣太過耀眼，使人忽略了他在紛亂的生活細瑣之間盡力寫作的事實。
跟自己的經紀人講話，貝婁還是得謹慎一些的，他的成名成家之路，畢竟要大大仰仗人家的出力。1947年，他的第二本小說《受害者》出版後銷量不佳，一些書店裡甚至沒有鋪貨，這讓貝婁十分難過。他寫信給當時的經紀人亨勒，跟他抱怨此事，盡管他還是一如既往地敏銳，搶先為自己說出了辯護詞：“我知道你會再次指責我脫掉了賢者的外衣，說我太沒有耐性了，而且你又會說，我要出了五六本書之後才能指望靠寫作謀生。但我寫得很慢，第五本書還沒寫完我就要四十歲了，我認為希望我已經完成的東西能發揮最大作用，這沒有什麼不合理的。看到自己已經不太可能集中一兩年的時間不受幹擾地連續工作，我就忍不住面臨的不公了。今年我病了一場，教書也讓我沒有精力寫作。我本來希望能請一年假，可那樣我就會失去生活來源……”
當時的貝婁是明尼蘇達大學明尼阿波利斯分校的英語助理教授。工作切割了他用于寫作的時間，他一直試圖隐藏的焦急，這一下因為《受害者》的緣故而爆發了出來。“我看出，明年、後年、大後年都會在大學裡消磨殆盡……”他接着說，之前的四年，他從未跟沃爾肯甯讨論過錢的問題，“甚至在簽合同的時候也沒有。”
這封信并沒有寄出，然而，就像他當初跟耶塔斷交一樣，他也依然想要掌握跟經紀人斷交的主動權。沃爾肯甯顯然希望他更迎合市場一些，别那麼任性地隻寫自己想要寫的風格和題材，然而貝婁拒絕如此，哪怕為此損失了大筆潛在的收益。亨勒告誡貝婁，必須出了五六本書之後才能靠寫作謀生，這話并不錯；貝婁說：“我不想成為商業作家，也不想為錢所羁絆”，這話在經紀人眼裡恐怕是自相沖突的，是“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可是貝婁并不這麼認為，他被經濟窘迫激起的，與其說是沮喪和屈辱感，不如說是憤怒。
他憤怒地捍衛自己靈感的自由、不受别人指手畫腳的創作自由，以及——這一點很重要——不受窮的自由。他跟亨勒解了約；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是狂妄到認為自己懷才不遇、世人有眼無珠的。關于《受害者》，他在1948年年初緻戴維·貝茲倫的信裡說，這确實是一部不成熟的作品，他正在經曆一段艱難和痛苦的“學徒期”。不過，一旦别人批評這部作品，貝婁都會辯解，而他的辯解看起來總是有理的，經過深思熟慮，而不僅僅是“振振有詞”。
他寫出了新作，每一部都在進步，當他看起來不容易再有明顯進步的時候，下一部作品則像是在完成他的一整幅拼圖。讀他的書信，就可知道這個人對自己強大的信心源于哪裡——源于他對文字的認真（當然這也許是編者的功勞），他一直在追求高度，哪怕一封信裡隻有兩三行字，他也要操練文筆，給出一個漂亮而準确的表述；他即便在寫“非常感謝”、“我很喜歡”這樣的詞句時都像是蓄勢，在為接下來完成某個驚豔全場的動作而做必要的過場。
把這部書信集看作一件文學作品，也是毫無問題的，因為在讀到後邊的時候，我會不由自主地去回顧那封給瑞塔的信，就仿佛我在積極地論證這本書是有着作者整體的考慮的。當看到貝婁進入晚期，他喜歡的人一個接一個地離世，給他帶來無從回避的傷心時，回顧他當年給瑞塔的“臨别贈言”，我不由再次贊歎他那滴水不漏的驕傲，和那種讓人五體投地的成熟，或者說“早熟”：
“我們仍然可以做泛泛之交的朋友。不過到了我已老邁昏聩你也臃腫不堪的那個時候，或許我們可以和解。中間這段時間，就快快樂樂地過吧。”
1996年瑞塔逝世，貝婁為她寫了一份诔詞，其中就說到了瑞塔那份題為“未來屬于青年”的畢業緻辭，并且不依不饒而又有理有據地諷刺了這個題目。他還說到，自己如何在瑞塔的推薦下，激動地讀完了羅曼·羅蘭的《約翰·克裡斯朵夫》，幾十年後重讀，“我發現它不過是一堆廢話”。寫作中的貝婁，始終——至少從17歲起算——就沒有改變他的樣子，他的犀利，他的強勢，他令人膽寒的機智，他隻是在最後提到了瑞塔身上的“一種重要的猶太之美”，當然，這也是隻有他，索爾·貝婁，才能發現的秘密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