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全唐文》問世以來，研究者甚衆，在《清宮揚州禦檔》儲存的奏折中，有一些監刊官阿克當阿與《全唐文》有關的奏章，通過這些塵封的奏章，可以了解到在當年這一盛事的宏大。
奏折建議
《全唐文》在揚州刊刻
文史學者王章濤介紹，《全唐文》的編纂者，書前列名有正總裁官三人、副總裁官七人、總閱官五人、提調官三人、提調兼總纂官三人、總纂官六人、纂修官二十一人、協修官及收掌官各二十人。
嘉慶十九年（1814年）閏二月，《全唐文》修成，刊刻事提到議事日程。該月二十五日，主持此事的文穎館總裁董诰上奏，奏折中提及江南為人文淵薮，積學之彥、藏書之家堪任校雠者甚多，兼及收藏《四庫全書》的文彙閣設在揚州，在揚州刊刻最宜。
嘉慶帝立即谕準，而谕準的原因固然有董诰陳述的理由，但細加推想尚有兩個原因：一是此舉本是嘉慶帝沿承父、祖之“聖軌”，曾祖康熙帝刻《全唐詩》于揚州，刻《全唐文》循其舊，豈不大而美哉！二是送到揚州刊刻，費用自不用皇家掏腰包，拍馬屁的兩淮鹽商自會買單，何樂而不為。
《全唐文》卷帙浩繁，必得多人分任校勘。照原奏折内稱，如偶有阙逸，就文彙閣《四庫全書》中所有及藏書之家采訪詳對，如果确有依據，信而足征，尊照該館原奉谕旨辦理。是此書必須文理通達，曾經辦過館閣書籍者方免草率。于就近各省紳士中遍加尋訪，有現在揚州書院掌教者，有丁憂在家閑住者，亦有告病回籍而耳目尚覺聰明者，均系學問淹博、士林推重。其中且有辦過館閣書籍之人，于規式更為谙熟。現經延緻，設立書館，分别校閱，囑令詳細勘核。将來如有事故，亦即随時另請妥人接辦，以期迅速蒇事。10天後即六月二十九日，阿克當阿将上述操作方案拟折奏報；又20天，阿克當阿奉到朱批，雖僅“知道了”三字，說明方案獲準施行。
刊刻竣工
為文壇一大盛事
阿克當阿是清廷派往兩淮地區的實權派，他在揚州任内官風尚佳，尤以提倡文教，被譽為“文章太守”毫不為過。他抵揚州任不久，于次年二月，即發起儲存揚州史料的大動作，以大手筆啟動《揚州府志》的重修，其中以刊刻《全唐文》最卓著。
《清宮揚州禦檔》第13冊《奏為遵旨校刊欽定〈全唐文〉完竣及裝函進呈事》奏折中顯示，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九十月間，《全唐文》在揚州刻成。阿克當阿派員将新刻《全唐文》呈送清廷，就該書校刊完竣，裝函進呈緣由，于該年十月二十七日恭折具奏。
《全唐文》刊刻竣工，嘉慶朝一大文壇盛事落下帷幕，皆大歡喜。曉谕賞賜《全唐文》的事陸續而起。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旨前派館臣、編輯《全唐文》的原任工部侍郎陳希曾充副總裁，内閣學士陳嵩慶曾充總閱官、穆彰阿曾充提調官。
嘉慶帝重文崇儒，重視文獻流通
十二月初十日，阿克當阿奉到谕旨，主要内容有四：一是阿克當阿前因太監林顯投書通問一案，由内務府護軍統領降為内務府郎中頂戴。現加恩賞還三品頂戴。二是蘇楞額以前處理英國貢使事有錯，降補侍郎，仍戴三品頂戴，現賞還二品頂戴。
王章濤介紹，蘇楞額實與《全唐文》大有關系。乾隆六十年到嘉慶元年（1795-1796年），時在兩淮鹽政任上的蘇楞額以重金購得《全唐文》舊抄本，進呈朝廷，藏于内務府。嘉慶帝下诏編修《全唐文》，即以此抄本為基礎，故蘇楞額有功在先，而舊抄本、新刻本皆出自揚州，亦是奇事。
三是對捐資承辦的商人等，命查明捐數較多者奏明給予議叙。四是明确表示《全唐文》的彙編刊刻原為嘉惠士林。對阿克當阿代江南官紳訴求自備紙墨工價分印一事，本合情理，準許将闆片留存運庫，滿足官紳等就便刷印，以廣流傳。
自下而上，從阿克當阿到内務府大臣，自認為《全唐文》的編修和刊刻都屬上乘，沉浸在萬事大吉之時，嘉慶帝随時變化的想法卻使他們投入又一輪繁忙中，但這一新任務，也展現出嘉慶帝重文崇儒，重視文獻流通，也看出他就書籍裝幀而言，決非等閑之輩。
嘉慶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總管内務府大臣英和奉到上谕，該谕對《全唐文》提出新要求。 十一月十四日，阿克當阿奉到英和傳來谕旨，立即遵照執行。事畢于次年正月二十五日，當即委員同該管官商恭赍赴文彙、文宗二閣各陳設一部；另委員恭奉一部赴浙，赍交巡撫程國仁、鹽政廣泰置文瀾閣。同日，阿克當阿将上述情況拟折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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