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系精讀中國史連載215，《隋唐史話》連載25（點選藍字可檢視上篇），歡迎收看。
隋唐以前的史書，多是私家著作。到了唐朝，官修史書成為定制。唐太宗時，别置史館于禁中，專門編國史，由宰相監修。館内設修撰、直館，從事具體編寫工作。
這種措施表明我國古代史書編纂工作到唐代發生了重大變化，反映中央集權的統治越來越強。
由于加強了史書的編纂工作，取得的成績也很大。貞觀年間完成了《晉書》、《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 等。李延壽還奉命獨自删補南北朝到隋的八代史書，寫成了《南史》、《北史》。
現存的二十四史之中，唐朝修了八部，記載了西晉至唐初400年間中國社會的曆史，這是很大的貢獻。
唐朝編纂的史書，除了沿襲前代的編年紀傳體而外，又出現了會典、會要的新體裁，如唐玄宗時的《唐六典》和德宗時的《通典》等。
《唐六典》是以官制為綱，把當時的各種令式，加以概括，分别系在有關官員的職掌下面。其中儲存了大量唐前期的田制、戶籍、賦役、考選、禮、樂、軍防、驿傳、刑法、營繕、水利等制度和法令的重要資料。
德宗時杜佑編纂的《通典》共200卷， 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共九門，每門又分為若幹子目，上起夏商，下迄天寶，凡是政治經濟制度等都詳其本末，并參以前代和當時人的重要議論。這部專著，為研究中國曆代典章制度提供了比較系統完整的資料，也為後代分門别類記載各朝的典章制度開創了先例。
當時史學上最重要的創作，就是劉知幾的《史通》。劉知幾(661-721)，字子玄，江蘇彭城（徐州市）人。他祖父是個史官，他父親曾任唐高宗的侍禦史。劉知幾的家庭環境使他對史學産生濃厚的興趣，17歲時基本上讀完了唐朝以前的主要史書。20歲中進士，被唐政府任命為獲嘉縣主簿。他利用任職以後的有利條件，繼續研究史學。
劉知幾不僅研究曆史，而且關心政治。天授二年至天冊萬歲元年之間(691-695)，他曾三次建議皇帝選賢任能，裁汰冗員，精簡機構，嚴懲A錢分子，不要把高官厚祿給缺德少才的人。他的建議雖然未被采納，但是他的才能卻引起朝廷的重視。不久，被提拔到京城任職，參加編寫《三教珠英》。長安二年(702)，升著作佐郎，後改任左史（皇帝議政時的六品官），并參加纂修《唐史》。 第二年，又提升為鳳閣舍人（中央政府的秘書），官居五品。
劉知幾在修史過程中，發現大官僚集團的各種醜惡行為，他們不僅歪曲曆史，還有種種“隐秘＂。在編寫《唐史》的時候，由于不能直筆寫史而十分反感。在《史通·自叙》篇裡，說明自己和頑固派的觀點“鑿鈉相違，龌龊難人”，同時他認為：過去的史書，由于受傳統思想的影響，訛謬甚多，必須重新修訂。
但他身為史官，卻受種種限制，不能“見用于時，而美志不遂，郁快孤憤， 無以寄懷＂。是以，從長安二年開始，劉知幾就按着自己的意志編寫《史通》。
當時學術界的保守派極端仇視劉知幾，攻擊他“躬為史臣而私自著述＂，譏笑他“輕議前哲＂。宰相兼史館監修蕭至忠多次批評他“論次無功”，對劉知兒施加壓力。兵部侍郎宗楚客公開散布說：“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于何地？＂擺出了和劉知幾勢不兩立的架勢。
劉知幾并沒有屈服，他頂住了頑固派的諷刺打擊，毅然辭去史館裡的職務，并且給蕭至忠寫信，揭露史館的黑暗。從此，他抓緊時間編寫《史通》，經過9年的努力，終于在景雲元年(710) 完成了《史通》。
在這本書裡，作者總結了唐朝以前各種史書，分析論證了這些史書的優劣，同時提出了自己修史的見解。
《史通》分内外兩篇， 内篇的《六家》、《二體》兩章是專門分析研究唐以前史書的類别和體例。
所謂“六家”指的是《尚書》、《春秋》、《左傳》、《國語》、《史記》、《漢書》各家，說明各家的源流興衰和優缺點。 “二體”就是編年和紀傳，作者指出兩種體裁各有特點，不可偏廢。
外篇包括《史官建置》和《曆史正史》兩篇，概括了過去曆代政府編纂史書機構的變化，和曆朝正史的寫作情況。
總之，内外兩篇各部分，實際就是劉知幾對唐以前中國史學史的概述，明确肯定某些史書的優點，指出缺點。不僅如此，而且對于史書裡的本紀、世家、列傳、表曆、書志以及史書的論贊、序例、斷限等，也備加論列。
一面評論古人，同時也提出作者自己的見解。劉知幾認為修史者必須有史才、史學、史識，三者缺一不可。
在中國文化史上，《史通》是一部劃時代的史學理論著作，《史通》的偉大成就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作者堅持樸素唯物主義，反對在史書裡宣揚神學迷信思想。作者引用史書中大量關于災變怪異的記載，證明“天人感應”現象是根本不存在的。
劉知幾指出，所謂“祥瑞符命” “天意懲罰”等，除了少數是自然現象的偶合以外，絕大多數都是僞造的。
劉知幾還認為，秦朝的滅亡，是由于胡亥的無道，漢朝的興起，是因為劉邦有智慧，根本不是什麼天意決定的。否則把一切歸之于天命，既不能證明曆史的發展，也不會給人們以有益的曆史教訓。是以，劉知幾堅決主張寫史書時應徹底清除神學迷信思想。
其次，劉知幾主張寫曆史應當直筆。《直書篇》、《曲筆篇》 從正反兩方面詳細論述這一點。
什麼是直筆呢？他說：“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于褒貶，不書無損于勸誡。” 這就是說，凡是有關善惡褒貶之事，不管是誰做的，都應當據實直書。
作史者怎樣才算做到了直筆？劉知幾提出四點要求：即不畏強暴，厘清邪正是非，鑒别史料真僞，不為浮詞妄飾。
劉知幾非常重視直筆，他以直筆為标準評價古今史學家，凡是合乎這個标準的，他熱情贊揚；不符合這個标準的，他嚴厲批判，進而發揚了史學優秀傳統，對後世産生深遠的影響。
他評論的範圍很廣，認為孔子筆下的《春秋》雖然“别是非，申黜陟＂，但仍有虛美之處，未能做到标準的直筆。
對于唐初編修的幾部史書，劉知兒也毫無例外加以評論。他說：“皇家修五代史（梁、陳、北齊、北周、隋），館中墜稿仍存，皆因彼舊事，定為新史。”“或以實為虛，以非為是”，以緻“玉石同盡，真僞難尋＂。
他批評 《周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真迹甚寡，客氣尤煩"，"遂使周代一代之史多非實錄＂。
他把史家的曲筆痛斥為“作者之醜行， 人倫所同疾”，是＂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兇人”。
為什麼會産生這樣的壞傳統呢？他認為是由于史書作者畏懼權貴苟且取榮所緻。
第三，劉知幾反對複古主義，宣揚曆史進化論。他認為把三皇五帝時代美化成理想時代，從春秋以來成為傳統的說教，實際是沒有根據的。
劉知幾在《疑古篇》裡，根據大量史料論證堯舜相授，不是禅讓，而是篡奪；并不是舜讓位給禹，而是禹把舜給放逐了；不是人民不擁護啟，而是啟殺了益。成湯之代夏，武王之代商，都是統治者之間争權奪利。
劉知幾的觀點是對複古主義的有力批判。 在劉知幾看來，遠古的生活很簡陋，不是今不如古，而是古不如今。
第四，反對掩蓋統治階級的醜惡面貌，主張實事求是地揭露統治階級的本質。劉知幾從夏商一直追索到唐朝，求得一條通例，即曆代統治者都是争權奪利的人物，然而真實的曆史卻被史家粉飾，把某些創業帝王美化成至德的聖君。
他用很多事例揭露史書的虛僞。劉知幾在《疑古篇》裡說明，不僅漢唐統治者經常處于内讓之中，而且三代所謂聖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都是互相争權奪勢的能手。
劉知幾的上述看法，既揭示了曆史的真相，也是他的進步曆史觀的表現。在1200年前，無疑是具有很大進步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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