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成功，當然要靠個人的奮鬥，但也要考慮曆史的程序。
各位朋友，周五晚安，今天忙了一天私事，更不了什麼大稿子，想寫個小段子：
有朋友私信問我，小西，你的很多文章都會附上古典音樂，你覺得古典樂壇上最偉大的作曲家，應當是誰呢？
我想了想，毫無疑問是莫紮特。
沃爾夫岡·阿瑪迪烏斯·莫紮特出生于1756年出生，從6歲開始作曲，到35歲去世，一生一共寫出了600多部極其優美的音樂，而且，與很多作曲家的作品隻是偶有閃光不同，莫紮特的音樂幾乎篇篇都十分經典，而且據說他的手稿非常幹淨，幾乎沒有塗改，可見寫作非常順暢，一氣呵成。
但我今天想說的，不是他的天才，也不是他的多産和高質，而是他的勇氣。
衆所周知，莫紮特是早夭的，作為一個天才的作曲家，他年僅35歲就死了。而且與他的高産形成鮮明對比的，莫紮特顯然是窮死的：在他死的時候，他的全部現金加起來隻有193個佛洛林（一種銀币），欠别人的債務卻有918個佛洛林。
那是什麼把他逼得如此窮困呢？說法有很多。奧斯卡獲獎名作《莫紮特傳》（即《amadeus》，也可譯作《天選之人》）中，将莫紮特的死亡歸因于同行、奧地利宮廷作曲家薩列裡的迫害。
也有人将他的死亡歸結于他的妻子康絲坦茨是個“敗家娘們”。還有人則說，誰都不怪，就是因為莫紮特自己太沒有财産觀念了，把不住錢。
所有這些猜測，都似乎有其道理，但都會遭遇各種各樣的反駁點，是以這個問題一直沒有一個能徹底說服我的說法，直到後來我看了德國著名社會學家諾貝特·埃利亞斯寫的《莫紮特的成敗》一書，我才真正找到了一個值得我信服的兇手：
這位埃利亞斯更為著名的著作其實是《文明的程序》。
埃利亞斯在這本書中，給了莫紮特的死因一個完全不同的解釋——簡單地說，莫紮特死于一個時代。
不知你發現了沒有，在音樂界，莫紮特是一個分水嶺，在他之前，雖然也有偉大的作曲家，但他們的作品往往是高度同質化的，最典型的例子比如巴赫和海頓，你将巴赫的《哥德堡變奏曲》挑出兩首來往那裡一放，很難聽出兩者之間情緒上的差别。巴赫和海頓的大部分作品，都必須用标号來加以區分，沒有特殊的名字。
goldberg variations, bwv988: variation 1盛原 - 哥德堡變奏曲
但在莫紮特之後，古典音樂似乎突然擺脫了某種束縛，變得活潑、風格鮮明而情緒化了起來，比如貝多芬和舒伯特，《命運交響曲》、《田園交響曲》、《英雄交響曲》，各自要表現什麼，是非常明确的。從巴赫而至貝多芬，歐洲音樂家突然敢于表達自我了，獲得了創作的自由。
symphony no. 3 in e-flat major, op. 55, "eroica": i. allegro con brio (第一樂章 有活力的快闆)vienna philharmonic orchestra - beethoven: symphony no. 3 in e-flat major, op. 55, "eroica"
那麼，是巴赫的才華不及貝多芬，無法寫出那種風格多變而主題鮮明的音樂嗎？
不是的。巴赫沒寫出這種音樂，都是被生活逼的。
在《莫紮特的成敗》一書中，埃利亞斯将藝術家分為了兩類，一種是工匠藝術家，像音樂界的巴赫、海頓，美術界的達芬奇、拉斐爾，都屬于這種，這類藝術家的突出特點，是他們往往有着特定的主顧——一般是大貴族，貴族們付錢包養這些藝術的工匠，讓他們不愁吃不愁喝的創作。算是某種意義上的鐵飯碗或“體制内”。但缺點卻是，藝術家們的創作，是極端受限制的。
因為即便這些貴族們懂藝術，其審美口味也是非常單一的，他們評價藝術品好壞的标準，往往是跟以往的作品像不像，像就是好，不像就是壞。是以巴赫、海頓的作品終其一生的都沒有沖脫某個架構——工匠的體制保護了他們，但也成為了束縛他們的牢籠。
而到了貝多芬的時代，由于歐洲市民階層的崛起，越來越有錢的歐洲群眾們也開始聽音樂，面向群眾的音樂市場開始繁盛。而這個市場是活潑、多樣的，藝術家的作品隻要足夠好，不管表達什麼情緒，都不會缺乏知音，是以貝多芬等人盡可以放開寫，施展他的才華。
而這個市場的成熟，也給了貝多芬這樣的作曲家以足夠的底氣，一個知名的段子是，貝多芬有一次跟一位公爵鬧翻了，直接寫絕交信，毒舌的吐槽說：“公爵，我之是以成為貝多芬是靠我自己，而您之是以是公爵是因為您偶然的出身，公爵以前多的是,現在多的是,将來多的是，而貝多芬隻有一個。”
你看，同樣的話，早他幾十年的巴赫是絕對不敢這麼說的。巴赫給貴族們當了一輩子宮廷樂師，習慣的生活就是貴族老爺說“小巴啊，我要個什麼什麼曲子，下周跳舞用，提前寫好。”然後他就得回去吭哧吭哧寫稿，沒思路也要硬擠——如若不然，老爺炒了他的鱿魚，他是很難再找工作養活他老婆和他20是個子女的。
是生活的重壓逼着巴赫必須循規蹈矩，他必須給孩子掙奶粉錢啊。
是以，是什麼讓貝多芬的才華與人格沖破了巴赫式的束縛，讓他挺直腰杆，站着把錢掙了呢？是市場，是人民。
埃利亞斯給這個變革起了一個非常貼切的名字：藝術的民主化。什麼樣的有購買力的閱聽人，産生什麼樣的産品，當有品位又有更多思想的新興中産階級取代貴族老爺成為音樂家們的主要主顧時，偉大的音樂大革命時代的大幕才終于徐徐開啟了。
是的，在歐洲經曆大革命時代的幾乎同時，藝術也完成了一次民主化的程序。
但莫紮特的不幸之處在于，他剛好活在了這個“坎兒”上。作為一個天才，莫紮特感受到了自己的才華在舊體制内受到束縛——他年輕時供職于故鄉薩爾茨堡大主教的麾下，這位大主教對莫紮特的創作施加了很多的限制，比如主教隻有一個小型的室内樂隊，是以莫紮特就隻能寫主教愛聽的室内樂，還三天兩頭被叫去創作主教愛聽的餐桌音樂。
莫紮特感覺這種生活束縛了自己的才華，于是決定走出體制，外出闖蕩。他在1777年8月遞交了辭呈，主教猶豫都沒猶豫，當即同意了他的辭職報告，捎帶手還把同時供職于薩爾茨堡教廷的莫紮特他爹炒了。
那意思很明白，你不是覺得自己翅膀硬了嗎？行，我就看看你離了我給你發的工資，自己能活幾天。
結果事實證明，主教大人對時事的判斷，比莫紮特的準确的多。
莫紮特時代的藝術民主化已經開始萌芽，但并沒有完全成型，市場不健全——更确切地說是付費機制并不健全，哪怕他的音樂再受歡迎，莫紮特也沒辦法靠版稅來取得穩定的收入。他隻能不斷接零碎的訂單，可是他又不願意在這些應景之作上敷衍了事，反而寫得特别認真（是以我們今天聽到的莫紮特的音樂幾乎篇篇精品）。是以莫紮特其實是活活累死的。
piano concerto no. 6 in b-flat major, k. 238: i. allegro apertophilharmonia hungarica;othmar mága;martin galling - red edition - mozart: piano concerto no. 6 & serenade no. 9 "posthorn serenade"
莫紮特死于1791年，這一年，法國大革命方興未艾，路易十六的王政剛剛被徹底廢除。如果莫紮特再多等些時日，他也許能等到歐洲音樂市場完全成熟的那一天，能懂他音樂的中産階級會用源源不斷金錢，供養他寫出更多超凡脫俗的作品。
但遺憾的是，曆史沒有如果，1791年12月5日，在春天即将來臨的那個寒冬裡，那顆還徜徉着無數優美旋律、尚未流淌而出的大腦，終于停止了思考。
是以，莫紮特死于他的那個時代，他從體制内出走，對他個人來說是愚蠢的決定。
但對藝術來說，這卻又是偉大的。因為正是莫紮特勇敢地放棄在薩爾茨堡安穩卻又單調的宮廷樂師生活，就不會有之後神乎其技的“黃金十年”，這十年中，莫紮特的思維信馬由缰，嘗試了用音樂表達各種各樣的情緒。
是他那些優美的旋律，加速了歐洲音樂市場的完善和成熟。如果沒有莫紮特那些面向公衆的曲目培養和提升大衆審美品味，很難想象後來的貝多芬能依靠市場的供養生活。
don giovanni: la ci darem la mano (讓我們手挽着手)vienna philharmonic orchestra;cesare siepi;wolfgang amadeus mozart;erich leinsdorf - mozart: don giovanni [1959] (highlights)
這首莫紮特《唐璜》中的這首選段《讓我們手挽手》，幾乎是歐洲曆史上最早的流行歌曲。
是以，你可以說莫紮特的出走是不智的，時代沒到那個火候，他卻将自己提前獻祭了。但你也可以說莫紮特是偉大的，他親手為時代添了一把火。
他的偉大正從他的不智當中來，曆史的大幕，就是由這樣莽撞的不智者一點點撞開的。
當然，我相信莫紮特在出走的時候，并沒有想這麼多，在告别薩爾茨堡主教、走上自由創作之路時，他憑着的隻是那種噴薄而出的、向往自由的本能，而若幹年後，當億萬個與莫紮特一樣向往自由的靈魂從舊牢籠中飛出的時候，那首真正的自由的樂章，終于在那片土地上奏響了。
1791年，莫紮特死于時代。1791年，莫紮特為時代而死。
但這對莫紮特和時代來說，都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