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費正清：中國有五六個何炳棣，西方就沒人敢對中國史胡說八道“古怪”何炳棣逝去的天堂歸去來兮從家世看曆史

何炳棣（1917～2012.06.07），浙江金華人。1938年清華大學畢業，1944年考取了清華第六屆留美公費生，1945年底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西洋史，1952年獲哥倫比亞大學英國史博士學位。之後，何炳棣先生逐漸轉入國史研究，成績斐然。1966年，何炳棣先生選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1979年，何炳棣先生被選為美國藝文及科學院院士。

代表作：《明初已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明清社會史論》《東方的搖籃》《讀史閱世六十年》等。

何炳棣有着強烈的民族意識。他認為，一部真有意義的曆史著作的完成，不但需要以理智缜密地處理大量多樣的史料，背後還要有感情的驅力。在他所有著作中，投入情感最多的是《東方的搖籃：新石器時代及有史早期中國技術和理念土生起源的探讨，公元前5000至1000年》。這本書出版之前曾遭受激烈争議，幾經周折才得以面世。哈佛曆史學教授費正清說過一句話：“中國要是有五六個何炳棣，西方就沒有人敢對中國史胡說八道了。”

哈佛曆史學教授費正清說過，“中國要是有五六個何炳棣，西方就沒有人敢對中國史胡說八道了”

對于“古怪”這一點，何炳棣也深有認識，認為這是自己人生的大缺陷。何炳棣出生于天津，在天津私立第一國小讀到三年級時，老師劉逸民給他所寫評語中有一句：“如能愛衆親仁，則美玉無瑕矣。”幾十年中每念及此，他都十分感歎：“這位老師竟能如此銳利地指出，并正确預測到我一生出世最大的缺陷——往往與中外學人不能和諧共處。古人‘三歲看到老’這句名言是有部分道理的。”

有一次，何炳棣與胡适在位于紐約的寓所交談，其間，有人給胡适遞上名片求見。胡适看到名片，流露出對來人品格及動機的不滿，但略為思考，還是作出了接見的決定。胡與來人見面時還連說帶笑。何炳棣覺得這是胡适的長處：對人懷疑要留餘地；盡量不給人看一張生氣的臉。“這正是我所做不到的。”

何炳棣與胡适有過好幾次交談。何認為最重要的一次是1960年8月18日在胡适紐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的談話。這一年夏天，何炳棣參加了在莫斯科舉行的國際東方學者大會。大會開始前，中共原定派遣的代表團突然不來了。到會的漢學家們開始意識到：中蘇關系已經嚴重惡化。

這次談話中，涉及對毛澤東的看法，特别是毛的詩詞。1958年，何炳棣将毛的兩首《沁園春》翻譯成英文發表，并對毛的詩詞稱贊有加。胡适不贊同何炳棣對毛的評價。胡對何說：“看了很不舒服，因為你還誇他頗不無詩才。事實上，他當初在北大還不配上我中國文學史的班呢！”何炳棣不同意胡适的意見，兩人還略微争執了一番。

其他學術觀點，何炳棣與胡适意見也不盡相同。比如胡适說：陳寅恪也就是記性好。何炳棣認為，陳寅恪“國學根基之深厚、亞歐古代語言之具有閱讀之能力、中古史實制度考訂之精辟、詩文與社會史互相闡發之清新深廣，世罕其匹。”在何炳棣眼裡，胡适過于自負，自認是文化學術界第一人，不肯承認有比他更高之人。

胡适對何炳棣倒很欣賞。胡适說他在海外隻留宿過兩位客人，一位是陳省身，一位就是何炳棣。1952年，何炳棣就受邀到胡适家中吃飯。這次會晤兩人倒是有着共同的談話興趣。當天，胡适将清華和北大加以比較和回憶，有一句話讓何印象深刻：“清華文學院一向比較‘謹慎’，比較‘小’，而北大則大不相同。隻要我一天當北大校長，我就有把握把文學院辦成世界第一流。”當時，兩人都還不知道，中國大陸院校正在進行大規模的改組——這直接改變了之後60年來中國高校的命運。

“如果我今生曾進過‘天堂’，那‘天堂’隻可能是1934-1937年的清華園。天堂不但必須具有優美的自然環境和充裕的物質資源，而且還須能供給一個精神環境，使寄居者能持續地提升他的自律意志和對前程的信心。”這是何炳棣的一段回憶。

何炳棣并不贊同胡适所言，北大“大”，清華“小”。他認為自己一直在向“大處”進軍：“在我鍛煉思維的關鍵歲月，清華曆史系已甩掉國學中過于繁瑣考證的桎梏，供給我一個清新的文化園地去往‘大’處想，至少初步向‘大’處夢想。”

不是所有人都認為彼時是“伊甸園”時期。何炳棣摯友林從敏就指出，當年清華幽美的生活背後隐藏着“不穩定因素”——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遊行、示威、罷課、請願。

當時政治活躍的同班同學中，姚依林給何炳棣的印象最為深刻。因為姚的學習成績很好。“他不但在西洋通史第一次月考中成績優異，并在1934年秋全校舉辦的英語背誦比賽中榮獲第一名。”這些關于姚依林的經曆之前未曾有人追憶，1994年底，何炳棣委托國務院辦公廳轉緻姚依林家屬的吊唁信中首次提及。

何炳棣并不熱衷于參加政治活動，但他有自己的觀察。“雖然事後反思，我們當時看不清國家的命運，但30年代的清華教授和多數學生卻都認南京國民政府是唯一有組織的抗日力量，而學生會和北平學聯等一再暴露其居心和行動，正是為了削弱和颠覆這個力量。”

在清華和西南聯大期間，何炳棣覺得自己最為受益的老師是雷海宗：“我最受益于雷師的是他想法之‘大’，了解傳統中國文化消極面之‘深’。當時我對國史知識不足，但已能體會出雷師‘深’的背後有血有淚，因為隻有真正愛國的史家才不吝列陳傳統文化中的種種弱點，以試求解答何以會造成千年以上的‘積弱’局面。”

1949年之後，雷海宗留在了大陸。1957年，在“鳴放會”上，他曾公開發言——共産及社會主義世界中的社會科學，自1895年恩格斯去世後便停滞不前。他的發言被《人民日報》加了“按語”發表。“反右”期間，他是被重點批判對象之一。

1959年冬，何炳棣的代表作《中國人口研究，1368-1953》由哈佛大學出版。次年，他把此書及之前發表的一些重要文章一起寄給遠在南開大學的雷海宗，“聊充舊日弟子海外初步作業報告”。

兩年之後，何炳棣才收到雷海宗的回信。雷宗海表達了自己的興奮之情，對這位弟子極為贊賞：“你仍在盛年，我深信你今後在學術上所要作出的成績，一定還要越過你已經有的極不平凡的成績。”

幾個月後的聖誕節，雷海宗在天津去世。1965年，芝加哥大學決定為何炳棣開設講座時，何建議以jameswestfallthompson命名，因為thompson是雷海宗求學芝大時最重要的老師。何炳棣此舉也是紀念自己最尊敬的老師——他當初赴美留學，所選學校也是聽取了雷海宗的建議。

1939年，何炳棣在西南聯大任助教，教西洋通史。此時，學校已接教育部指令籌辦清華第五屆庚款留美考試。何炳棣參加了這次考試，但沒有通過。接着又參加了第六屆考試，以第一名的成績通過。在同一屆留美公費生的名單中，還有楊振甯。

此後多年，楊振甯與何炳棣聊天時說，我記得我們是同一年考上庚款公費留學生，你當時比我還多3分。何說，你記錯了，我不是比你多3分，而是多7分。

留美公費生極難考，入選者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在清華曆屆庚款考試中，獲得最高分的是第三屆的錢锺書。何炳棣對錢锺書極為佩服：“20世紀新登科錄中創下最高榮耀的是學兼中西、文才橫溢的錢锺書，絕不是偶然的。”

獲得赴美機會的何炳棣在雷海宗的建議下選擇了位于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他的個人理由是：如果不住在紐約，大都會歌劇院響遏行雲的最傑出的男高音，人生能得幾回聆！進入哥大研究所學生宿舍時，何炳棣看到一個銀盾，上面刻的字說明，1910年，哥大與耶魯演說比賽中，哥大最後獲得勝利，哥大辯論隊的領隊是顧維鈞。何炳棣對此非常激動，認為這讓“中國新生多少自豪與自尊”。

何炳棣有着強烈的民族意識。他認為，一部真有意義的曆史着作的完成，不但需要以理智缜密地處理大量多樣的史料，背後還要有感情的驅力。在他所有着作中，投入情感最多的是《東方的搖籃：新石器時代及有史早期中國技術和理念土生起源的探讨，公元前5000至1000年》。這本書出版之前曾遭受激烈争議，幾經周折才得以面世。哈佛曆史學教授費正清說過一句話：“中國要是有五六個何炳棣，西方就沒有人敢對中國史胡說八道了。”

《東方的搖籃》出版過程中，1971年7月中旬，美國白宮發出尼克松決定于1972年初通路北京的公報。“有如行将結束長期陰雨的一聲晴天霹靂。”——這是何炳棣當時的感受。他和夫人迅速申請了簽證，在1971年10月12日到達廣州，随後去往北京，在北大見到了昔日的老師馮友蘭。

回到美國後，他被邀請四處演講。集其當時言論“大成”的是1974年初發表的《從曆史的尺度看新中國的特色與成就》。此文刊登在香港《七十年代》雜志，《參考消息》也轉載了，影響很大，許多人曾勸何炳棣在文集中重印，但他後來想法改變了：“我願意把它忘掉，因為它雖有史實與感情，但對國内新氣象隻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氣象底層真正的動機。同樣願意忘掉的是70年代和80年代初所撰有關中國資源和經濟前景的一系列文章。”

1986年，何炳棣再次回中國通路，他在上海與何家四房諸侄及侄女們言談甚歡。在杭州遊玩時，遇到浙江師範大學（校址在金華）校長蔣風，蔣力邀他回金華演講，何炳棣提出的惟一條件是：事先代我約好金華市市長，抵金之夕要和他談四房原來的房産問題和拯濟四房某支生計之策。金華市長招待了他，和屬下談及何家事情時，介紹何的履曆隻用了一句話：1979年4月17日，鄧小平同志接見了他——當時接見他的，還有老同學姚依林。

何炳棣有着根深蒂固的家族觀念，家族也是他研究的對象。在一次學術論争中，何炳棣以自己的家世證明家族功能的有限性。金華何氏一門4房，何炳棣的堂兄何炳松和堂侄何德奎都是早期官費留美學生，前者曾擔任暨南大學校長，後者曾官至上海市副市長。但“以何炳松在自由職業裡地位聲譽之高，他隻能負擔本房侄兒女的生計。德奎收入最高，能援引長房以外四房的族人為工部局國小教員，主動惠及遠在平津的第三房的小堂叔”。他得出的結論是：在帝制晚期，族中最成功者都無法保證本房本支每一世代都能通過科舉而延續成功，又怎有無邊法力澤及嫡堂、再堂、五服之内的同姓呢？

在何炳棣心目中，除父親外，對他一生影響最深的是他的外祖母張老太太。小時候吃飯時，外祖母不止一次教訓他：“菜肉能吃盡管吃，但總要把一塊紅燒肉留到碗底最後一口吃，這樣老來才不會吃苦。請問：有哪位國學大師能更好地使一個五六歲的兒童腦海裡，滲進華夏文化最基本的深層敬始慎終的憂患意識呢？”

何炳棣的《讀史閱世六十年》2005年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後，風靡一時。他的記憶成為人們回望一個時代的通道，他的故事和方法論成為許多有志于學術的後輩可以借鑒的範本。

何炳棣的最後時光還專注于中國思想史的研究。他對學術的情感延續到了最後，臨終前，他仍于病榻上校閱有關老子的研究論文。他一直遵照外祖母所說的那樣去做：碗底始終留着一塊紅燒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