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麼樣，我老是想象一大群小孩兒在一大塊麥田裡玩一種遊戲，有幾千個，旁邊沒人——我是說沒有歲數大一點兒的——我是說隻有我。我會站在一道破懸崖邊上。我要做的，就是抓住每個跑向懸崖的孩子——我是說要是他們跑起來不看方向，我就得從那兒過來抓住他們。我整天就幹那種事，就當個麥田裡的守望者得了。我知道這個想法很離譜，但這是我唯一真正想當的，我知道這個想法很離譜。”
在孫仲旭譯本中，塞林格《麥田裡的守望者》中這句“名言”如此平易近人，遠沒有施鹹榮譯本那麼铿锵有力。
在漢語世界，大多數“塞林格迷”是被施鹹榮譯本感動的。
2019年1月1日，恰逢塞林格誕辰百年，為紀念這位巨匠，譯林出版社推出《塞林格全集》，這是塞林格的作品首次在中國結集出版，皆為塞林格基金會權威審定的新譯本。
名為全集，事實上并不全。未收塞林格早期的《去看艾迪》、《竅門》、《瓦力昂尼二兄弟》、《麥迪遜的輕度反叛》、《破碎故事之心》、《颠倒的森林》等短篇小說，也未收晚期的《哈普沃茲16，1924》。
全集在兩點上展現了塞林格風格：其一，封面設計極簡。其二，沒有前言、後語之類。其最大的價值在于：忠實于塞林格文本的原面。它們是瑣碎的、解構的、反句子迷的，每個故事皆平淡無奇，隻有深入其中，才能明白塞林格究竟想說什麼。
事實上，讀塞林格從來不是一件輕松的事，這多少讓人恐慌：在越來越強調輕松的時代，塞林格會不會也被遺忘？他曾經的反抗與掙紮，是否還有意義？
他始終是一個失敗者
塞林格的人生與小說有兩大主題：失敗的成長與失敗的愛情。
塞林格的成長堪稱失敗，他從未能實作父母的期望。
塞林格生于中産階級之家，中學時因成績差兩次被學校開除，從一家私立預科軍事學校畢業後，考入紐約大學，但不到一年，又退學傳回家中。1937年，塞林格去歐洲從事香腸進出口生意，準備繼承父親的事業，每天早晨4點起床去買豬、賣豬，并在奧地利愛上了一名猶太女孩。因維也納的排猶風潮（塞林格是猶太人），塞林格離開歐洲。
1939年，塞林格在哥倫比亞大學辦的短篇小說創作班學習，嘗試寫作。他1941年底入伍，1944年赴歐參戰。1951年，《麥田的守望者》轟動美國時，塞林格已32歲。
塞林格有六段失敗的感情經曆。
烏娜 · 奧尼爾。
“二戰”後，塞林格曾重返維也納，試圖尋找初戀，但那個猶太女孩已經死去，她成了小說《一個我所知道的女孩》（未收入全集）的主角。
塞林格曾愛上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尤金·奧尼爾的女兒烏娜，她虛與應付，趁塞林格服役之機，嫁給了笑星卓别林。在小說《傷感的中士》（未收入全集）中，塞林格隐晦地諷刺了卓别林。
1946年，塞林格與一名生在德國的法國女子結婚，僅維持了不到8個月。後與克萊爾結婚，生下一兒一女，共同生活了13年。5年後，塞林格與在校大學生梅納德同居，一年後二人分手。73歲時，塞林格又與小他40歲的護士結婚。
失敗的成長與失敗的愛情互相纏繞，是以在塞林格筆下，教授大多虛僞、世故，女孩大多膚淺、虛榮（《弗蘭妮》除外）。
長大是人必經的潰爛
塞林格的寫作常被“童真之頌”、“守望童真”等大詞遮蔽。
按這種圖解方式，則“充滿欲望的成人世界”和“純真的兒童世界”互相對立，塞林格筆下的泰迪、考爾菲德、祖伊等因“早慧”而參透了前者的虛幻，不得不背負起“半智者”的負擔。
概括固然精彩，卻有用哲學智慧遮蔽小說智慧之嫌。
沿着哲學智慧，接下來的問題便是：該如何解決？如果隻是進階牢騷，它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可在小說智慧中，作家不承擔給出解決方案的義務，作家的義務在于發現人的真實狀态，并挖掘其中的故事性。
“發現”才是塞林格小說中最有趣之處，而非抱怨。他的“發現”石破天驚——長大是人必經的潰爛。
塞林格2010年去世前仍在寫作，但1965年之後再也沒有出版過作品。
所謂“長大”，是一個現代概念。在前現代文化中，并無“童年”、“少年”等說法，孩子被認為是壓縮版成人，而教育是奢侈品，隻有很少孩子能享受到。
在《童年的消失》中，美國著名學者尼爾·波茲曼發現：在中世紀，絕大多數歐洲家長不會給孩子以特别照料，沒有兒童讀物，沒有兒童食品，也沒有兒童玩具，甚至做愛也不回避孩子。
現代社會的代價之一，是人需要漫長的教育才能适應它。于是，成人們通過資訊遮蔽、暴力、集體生活等方式，強迫孩子們接受被管制的狀态，這被法國哲學家福柯稱為“監獄式社會”。
很少有成人敢承認：自己與孩子是平等的，他們的道德水準、知識水準未必比孩子更強，他們也不願接受考試的折磨，他們無法預知未來。
塞林格漫畫像。
然而，成人們卻努力營造着這樣的幻覺：人生高度确定，現在好好學習，将來就能成為人生赢家。而所謂“人生赢家”，無非是能開上凱迪拉克轎車、天天說一通廢話而已。
塞林格小說的價值就在于，面對琳琅滿目的商品、搞笑的娛樂節目、蜂擁而至的帥哥美女，發出一聲斷喝：我真願接受這種潰爛嗎？
他不需要一個好故事
讀塞林格，應回到他的文本中去。
将塞林格的作品與王朔的作品對讀，共同處在于：特别痛快淋漓，厭惡消費主義文化的玻璃感，對拯救感到茫然。不同處在于：讀王朔的人會覺得自己已成覺悟者，更願主動出擊，讀塞林格的人會覺得自己是受縛者，更願逃匿。
王朔也寫了許多悲劇，為何沒能産生塞林格小說同樣的效果呢？從格拉斯系列便可見端倪。
格拉斯系列共有6篇小說，即《抓香蕉魚的最好日子》、《弗蘭妮》、《擡高房梁，木匠們》、《祖伊》、《西摩：小傳》和《哈普沃茲16，1924》（前5篇均收入全集中），其中都出現了西摩·格拉斯。
西摩·格拉斯的名字似有隐喻，在英語中，音近“看到更多玻璃”。西摩也是一名“早慧”者，他的憤世嫉俗給弟弟、妹妹們産生巨大影響。他莫名其妙地愛上膚淺女子穆麗爾，卻又在婚禮時不肯出席，得罪了幾乎所有人。
婚後，西摩和妻子去海邊度假。妻子在飯店裡修指甲、讀《性：樂園抑或地獄》，通過打長途電話與母親颠三倒四地瞎聊。西摩則乘着橡皮筏，在海面上與一名五六歲的小女孩西比爾閑聊，說海中有一種香蕉魚，會鑽到香蕉洞中，不停地吃香蕉，因越來越胖，它再也無法遊出洞口，最終死于香蕉熱。
這顯然是一個關于物質主義的隐喻。西比爾卻說，她看到了香蕉魚嘴裡的6隻香蕉。
西比爾讓西摩懂得，連孩子也已變得滿口謊言，所有的拯救之路都已被堵死。回到房間後，西摩開槍自殺。
左右塞林格小說中人物命運的，是精神上無法承受的苦痛。塞林格不需要設計一個好看的故事，不需要在故事中暗藏結局的合理性，是以他的悲劇更具感染力。
大家都在說謊
小說是漸次打開的藝術，留住讀者是作家一生都在修煉的功夫。塞林格小說的故事情節都比較簡單，他是如何留住讀者呢？在《弗蘭妮》中，有特别精彩地展現。
一般認為，《弗蘭妮》的原型是克萊爾。塞林格追求她時，她才19歲，正在大學讀書。塞林格希望克萊爾辍學，遭到拒絕。克萊爾一度與别人結婚，幾個月後雙方分手，克萊爾與塞林格結婚。
塞林格一生都在尋找年輕的、不懂世事的女性，在戀人之外，他更願充當父親。
《弗蘭妮》的主角弗蘭妮與名校學生賴恩約會。賴恩是典型的中産階級子弟，他們“不管輪到哪個說話，沒一個不拔尖了嗓子，一通慷慨陳詞，就好像是在一勞永逸地解決某個極端有争議的問題，正是這個問題讓大學外面的那個世界一籌莫展，己經瞎忙活了幾個世紀”。
賴恩高談闊論着小說、詩歌和戲劇，但最關心的還是論文能否得一個“大a”。弗蘭妮努力扮演着文學愛好者，以配合賴恩的演說，在演說中，賴恩竟能從容地吃下蝸牛、青蛙腿和沙拉。
塞林格筆下的女性多是物質女性，《麥田裡的守望者》曾遭女性讀者的批評，《弗蘭妮》很可能是女版的《麥田裡的守望者》，精描了女性的自我覺醒之路。
考爾菲德選擇了逃離城市，弗蘭妮則在漫長的忍耐後，終于暈倒。
塞林格喜歡寫對話。生活即舞台，人人都戴着語言面具，這便扭曲了對話本應有的邏輯，展現出内心的深戲：大家都在說謊，都以為自己是主角，卻都在虛度人生。這構成了塞林格式的豐富，遂能免于拿捏情節的幹擾。
塞林格被認為是“二戰”後美國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這個啟蒙來得有點晚
早在1963年，《麥田裡的守望者》已有中譯本，隻可“内部發行”，直到1983年，方能公開出版。幾年後，這本寫給中學生的書意外在大學校園中走紅。
在當時，中國讀者尚沉浸在現代教育的神話中，将其視為救世良藥，大學生被稱為“天之驕子”。然而，艱難地通過聯考後，才發現：生活本身并未改變。
從夢想跌落到現實，逼迫人們反思存在。
《麥田裡的守望者》稱是一代人的“啟蒙之書”，太多人從它開始追尋自我。但這個啟蒙畢竟太晚了，受啟蒙的基本都是聯考制度的受益者，當他們帶着“黃鶴樓上看翻船”的心态閱讀這本小說時，它變成了一種思想。
晚年隐居山間的塞林格在憤怒地捶打一個貿然來訪者的車窗
我們看到的塞林格是一名隐士、一位思想家和一尊人生偶像，偏偏不是小說家。
從那時到現在，中國小生的負擔顯著增加，精神成長的空間更加逼仄。在今天，還有多少孩子讀塞林格呢？畢竟，小說提供的抵抗實在是太脆弱、太有限了，遠沒有電子遊戲那麼直接。
電子遊戲提供了一個可以玩弄、可以操縱的空間，沉入其中，人便無需承擔覺醒之痛。
終于明白塞林格在說什麼時，一代人已經老了，或者成了賴恩，或者成了斯賓塞先生（考爾菲德的老師，僞君子），或者成了穆麗爾……成為他們年輕時所厭惡的角色。
前一代人在誤讀，下一代人幹脆不讀。也許，塞林格會漸行漸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