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春商埠的界址劃定與土地圈購（上）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吉林行省的長春、吉林、哈爾濱三大城市的商埠公司“卒以計畫不善，無效中辍”。這一失利證明采用官督商辦的形式開埠是行不通的，隻能實行官辦。此時，由于東北剛剛改成行省制，新機構大量設立，各級官員不斷變化，一切都處于探索階段，于是各地的開埠事宜暫時停止。東三省總督徐世昌雖然下令裁撤了商埠公司，但他考慮到維護國家利權、對抗日俄勢力擴張的重要性，開埠通商的決心還是非常堅定的。他和繼任者錫良都認為長春為三省之中心點，又是日俄兩國勢力的分界點， 這裡“交涉日繁，外人以财力、權力、商力相競争者，鹹集視于該埠”，可謂“三省大勢，即在長春”。是以，開辦長春商埠的初步探索雖然失敗了，但後續的努力并沒有停止。

壹

道台承擔開埠重任，巡撫确立圈購方針

光緒三十三年七月起，滿鐵附屬地大張旗鼓地開展基礎建設，到宣統元年(1909年)時，部分街路和建築已經建成，附屬地已具雛形。日本人稱，在滿鐵附屬地建成後，長春城“很少得到鐵路之利，其昔日繁華之勢，已被附屬地所取代而日益衰敗”。督撫們清醒地認識到，“寬城地方，現在外患已成，不能不圖治理”。吉林巡撫陳昭常更是認為，在吉林和長春，能與日本抗衡、限制日本勢力的辦法，就是在3年内建設好商埠。但是，如何興辦長春商埠?由誰來負責?一時還沒有答案。

随着日俄在東北地區勢力的擴大，外交糾紛日益增加。而長春居于沖要之地，中外人員聚集于此，交涉事件大量增加，長春府為此還設立了交涉分局。徐世昌等東北高層官員認為，像長春這樣交涉頻繁，地理位置又如此重要的地方，知府本來就政務繁重，如果再兼顧交涉，無法承受如此多的職能，于是奏設吉林西路分巡兵備道一職，道署就設在長春，負責辦理一切交涉事務。當時，哈爾濱和吉林在商埠公司裁撤後，開埠事宜早就交給道員級别的官員來承辦，于是吉林西路道還兼管長春的關稅、開埠事宜，正好解決了由誰來辦理長春商埠事宜的問題。

關于道員的人選，徐世昌最開始考慮的是濱江關道道員杜學瀛。杜學瀛曾在農安做過知縣，對長春的情況比較熟悉，又在哈爾濱長期和俄國人打交道，外交經驗豐富，特别是籌辦過哈爾濱商埠公司，對開埠事宜也頗有見解。但是，由于杜學贏的繼任者施肇基當時還不能前往哈爾濱接任，他自己也有部分事務沒有完成，暫時無法到長春上任。在形勢不等人的情況下，徐世昌上奏清廷，“吉林西部兵備道一缺駐治長春，政務繁頤，交涉日增，亟應派員暫署，以資震懾”，推薦牛莊葦塘墾務局總辦陳希賢暫行署理。光緒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陳希賢走馬上任，吉林西路分巡兵備道在長春正式成立。

陳希賢極具才幹，被上級考核為“為人開明，文武兼備，實為近來不可多得之人才”。他剛剛上任不到一個月，吉林巡撫就由朱家寶換成了陳昭常。陳昭常很重視商埠事宜，剛到任就與徐世昌反複商量此事，兩人的共識是，“開埠一事斷不能以款項無着，再事因循，乃分饬交涉司和西路道分頭籌劃”。從此，陳希賢正式接手長春開埠事宜。

當時的吉林交涉使為鄧幫述，他接令之後，于十月份在省城吉林行動起來，選址、測繪、購地，又在宣統元年之初決定設立開埠局，凡是“築馬路、建屋宇、練巡警等事，以開埠局為承辦之機關”，還提出開埠局内設立總務、建築、警務三科的設想。這些措施也給後來的長春開埠作了方向性的示範。在長春，陳希賢也是“辦理諸政不遺餘力”，多次前往省城與巡撫商議長春開埠等要務。

當時的長春，日本商人已開始大量湧入，除了留在滿鐵附屬地内以外，還有很多人移居到長春老城内外。陳希賢曾謀劃設定商埠區域，“将外國人都限制在商業區内”，因而被日本人批評為“排外思想嚴重”。其實，将外國商人集中在商埠内通商貿易，一直是長春開埠工作的指導性原則，并非陳希賢排外。此後，陳希賢還提出了長春城内馬路興修計劃，但是“因款項支绌，一切應辦事宜未能著有成效”。在諸事無成的情況下，陳希賢又因自己的身份是“暫署”(即暫時負責西路道工作)，是以萌生退意。恰好在宣統元年三月，他因在“營口牛莊開放葦塘荒地，頗著勞績”，被徐世昌奏請官升一級，“晉京引見”。按清代慣例，引見官員必須辭職，徐世昌和陳昭常随即奏請，由吉長鐵路局會辦顔世清代理吉林西路道，并于三月初五日接篆視事。從此，顔世清開始在長春政壇上大放異彩。

當時的吉林西路道之職非常重要，錫良曾說該職位任重事繁，“非内道地缺可比”，如“馬路之應修築，稅關之應開辦，商埠購地之應籌備”等等，“均為重問題”。顔世清上任之時，徐世昌就曾叮囑他，在長春“所賴以挽回利權者全在商埠”，要求他“設法籌維”，“務使地主之權操之自我，經理之任不假于人”。

顔世清就任時隻有35歲，日本人評價他“血氣方剛，青年有為”。從檔案文獻來看，顔世清對日本人抱有強烈的警惕意識。從清朝職官制度來看，他隻是“代理”，在職時間可能隻有幾個月，而已經卸任的杜學瀛很可能随時接任，但顔世清并沒有是以得過且過，而是恪盡職守，銳意進取。對于滿鐵附屬地的迅速壯大，他“不再加以默許，是以決心開辟商埠地，發展工商業，與附屬地決一雌雄”。他上任才十幾天，就到奉天面見東三省總督，借款40萬兩白銀，作為經營商埠、建築房屋、修建馬路的啟動費用，承諾用商埠的收入償還。他又到省城吉林，向巡撫陳昭常陳述了自己的開埠方案。這些事情處理妥當後，他開始着手長春商埠界址圈劃，為購地做好準備。

對于當時東北開放的16處商埠，各級官員都大力強調“自開”。是以，“蓋有雜居而無分界，一切管理權皆為中國自有也”，也就是不用劃定商埠區域。而長春由于“載在約章”，其性質與完全主動的自開商埠“不無少異”，是以顔世清認為，仍須将“埠界畫定”，各國商民隻能“在埠内租地建設房屋、行棧，與華商一體居住、貿易，而商埠界址以外各處地段概屬内地，仍照向章辦理”。也就是說，商埠地以外都視為“内地”，兩者享受的土地、稅收等各項政策是不同的，将外國商賈集中到商埠地内，通過稅關征稅，又友善管理。

長春最初劃定的商埠區域，北半部分全被日本人占去，留給長春方面的，隻有老城以北大約1000米的縱深區域，連東三省總督錫良都認為“辦理較難”，但他與吉林巡撫陳昭常和顔世清，還是決定把商埠設在這裡。陳昭常則更具雄心，在顔世清赴任之時便訓示道:“先于日人已購地畝四圍悉行圈購，毋使再有侵越，而于圈定界内能設法購回者，議價回收”。“圈購”就是将滿鐵附屬地周邊的土地全部購占，使之成為官地。如果“滿鐵”再想購地，必須通過長春官方，防止日方像以前那樣與農民私下交易。這樣，其任意擴張的态勢就會得到遏制。從此，“圈購”一詞經常出現在相關公文中，也成為長春商埠區域劃定和土地購買的指導性原則。多占一寸土地，就意味着多一寸主權。顔世清對圈購政策執行得非常徹底，他與長春知府一起勘查，并繪成《商埠界址圖》上報。劃定後的長春商埠區域“約面積二十五方裡強，共地一萬三千五百餘畝”。其中長春北關與“滿鐵”之間為主體部分，“計東界長一千二百三十丈，南界長九百丈，西界長九百六十丈，北界長一千九百五十丈”，主體部分的“正北、西北、東北三面處處與日界連接配接”。此外，為了防止滿鐵附屬地任意擴張，還将其附近的民地，“悉數圈入埠界”。這樣，長春商埠的南界為長春老城北牆，北界為二道溝，東界為伊通河，西界則從西北門起，向西北延伸，将滿鐵附屬地西界外側的頭道溝南支流都包納進來，直到中東鐵路附屬地。除了和俄國車站接壤的部分，滿鐵附屬地周邊全被商埠包圍。從清末長春地圖看，當時的長春商埠地像一個巨人伸出雙臂，将滿鐵附屬地緊緊地鎖抱起來。從實際效果看，圈購政策确實發揮了作用，有效限制了日本勢力的肆意擴張。

貳

圍繞商埠事宜，發生府道之争

根據規定，商埠事宜由吉林西路道負責。劃定商埠區域後，顔世清又制定了《長春商埠購地章程》8條，請求上級準許，并計劃用100萬吊官帖來征地，奉天方面也派來了購地委員王文光協辦相關工作。但就在此時，東三省總督錫良給長春知府孟憲彜下了一道公文，提出“以長春為約開口岸，自應趕緊購定地段，劃出界址，以備建築商場所用。一切事宜即責成該守妥籌辦理”。

孟憲彜當時46歲，年富力強，很想幹一番事業。接到公文之後，他親自到長春城北實地堪查，還在府衙内設立了購地局，又向顔世清報告，請其派出測繪委員一起圈定長春商埠界址，即“自東門外龍王廟東河沿起，東北、正北、西北均與‘滿鐵’及日本領事館敷地劃定界限相連，西面至乾右門止，南面均近城牆”。還貼出購地告示，要求商埠界址内的土地不準私自出租出兌，“俟本府勘定後按照現時地價從優給付，以便建築商場”。孟憲彜還親自帶領屬員，從靠近滿鐵附屬地一側的“緊要之地”開始，逐段測繪各家土地，立木樁為界标。

和今天的土地征用一樣，征地方需要和業主達成補償協定。為此，官方通常會出台購地章程，作為購地工作的行動指南，其中包括購地範圍、價格、征地程式等。孟憲彜另拟定了一套購地方案，即《長春府商埠地購地簡章》，一共11條。關于購地價格，各級官員都認為應該參照滿鐵附屬地的價格，并将地劃分成3等，分别是1000吊、500吊和300吊。但孟憲彜認為，當初“滿鐵”所購之地都是離城較遠的荒蕪土地，而且日本方面在購買領事館用地時，已将地價增至2000吊。長春商埠圈劃的土地多半靠近長春城，不宜參照“滿鐵”的購地價格，否則會激起民怨。孟憲彜将購地價格分為6等。當時長春城北關之外西部，大約在今天大馬路以西的平治街和西四馬路之間，已經街巷縱橫，房舍林立，有名的熱鬧街、城後堡屯，還有中學堂、勸學所、同善堂等多個官辦機構，都在這一區域。在大馬路以東，也有樂亭屯、鐵嶺屯等村落和英國女醫院等機構。這片近城街區拟每垧發給2000吊，靠近老城、南滿鐵路的地區每垧1500吊，窪地1000吊，偏遠處500吊，偏遠且低窪處300吊。墳墓遷移費則按照“滿鐵”的标準，每座發給15吊。此外，龍王廟、中學堂、同善堂、勸學所、李公祠、女學堂、女醫院、男醫院等，都是宗教場所、公産或公益事業機構，故預留不購。房屋建築分土磚，井泉分深淺，樹木分大小，予以補償。當時已經是陰曆四月末，很多土地已經耕種，孟憲彜為此特别規定，已經播種的土地，如果不是着急使用，就算已發給地價，仍允許農民到秋天農作物成熟時收獲。如一年以上不使用，第二年仍允許農民出租耕種，令土地免于荒蕪。

孟憲彜在釋出購地告示之後，即與西路道署官員周豫仁一起“傳集地戶，眼同繩丈，注冊編号，繪則草圖”，整個過程親力親為，分外忙碌。整理過程大約隻用了10天時間，速度不可謂不快，其中涉及地主73戶，購定土地1111.95畝。由于給定的價格相對公平，從優體恤鄉民，又“告以大義”，是以整個過程沒有遇到任何阻礙。

宣統元年五月初五日，孟憲彜将購地過程，以及購地章程、購地戶人名和畝數清冊、購地局經費開支情況，分别呈報給了東三省總督、吉林巡撫，并抄送給顔世清。

與商埠公司時代長春知府宋春霆半年時間毫無作為相比，孟憲彜不到一個月就完成了商埠劃界和土地丈量工作，其執行能力可謂相當強大，上級本應該給予嘉獎，但從分工來說，顔世清才是開埠工作的主要負責人，這讓對此一所無知的吉林巡撫陳昭常異常惱怒，他立即在孟憲彜的呈文上批示說:顔世清已經拟定了一個購地章程，“甚為妥協，今該守又從新另訂，其中多未核實”;而“自購民地，辄援外人價格，顯系意存買好，不顧公帑”，要求地分三等，将地價大加核減;而設局購地，會造成不必要的開支等等。最後，陳昭常明确否決了孟憲彜的章程，要求他遇事向顔世清禀商，不許有半點鋪張浪費。

“意存買好，不顧公帑”是說孟憲彜給價過高，為收買人心而不顧國家利益，這是很嚴重的問題。如果以“滿鐵”的購地價格作為比較，2000吊的價格看似高出一倍，但卻比較合理。因為“滿鐵”購地之時為光緒三十三年四月，當時長春每兩白銀折合官帖3吊940文左右。而宣統元年五月，已經漲至5吊280文，通漲率達到76%左右。而且給出2000吊的地段都是近城地區，早已形成繁華街市，完全不同于“滿鐵”所購的距城幾公裡遠的“荒田曠野”，土地價格肯定更高。即使在民間，近城一帶土地已“無定價，問價則多離奇”。而且在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日本在購買同一區域内的領事館用地時，已經給價2000吊。孟憲彜還在呈文中特意解釋說:“我以為多，在地戶尤以為虧也。”

陳昭常在孟憲彜呈文上草拟批複的時間是五月十三日，而他早在五月初九日，也就是收到呈文的第二天就給顔世清發了一份約300字的電報。電文中稱孟憲彜未遵照顔世清拟定的購地簡章，擅自另拟章程，“此事關系何等重大”，特别是将地價驟增一倍，這筆錢款在财政緊張的情況下無處籌措。他還明确給孟憲彜的行為定性:“但知見好于商民，而不為大局設想”。同時，他又毫不客氣地批評顔世清，平時号稱辦事明敏，這次怎麼連這麼嚴重的事件都一點兒不知情呢?“不早請示，未免有負委任”。又讓顔世清轉饬孟憲彜不要别生枝節、另起爐竈，以免影響大局。

當時，顔世清風頭正勁，錫良和陳昭常正在奏請将其由“代理”西路道改為“試署”，也就是準備進入試用期，大好前程剛剛開始。陳昭常一句“不早請示，未免有負委任”的批評，可能會讓試署一事化為泡影。于是顔世清在五月十三日給錫良和陳昭常上了一道禀文，辯解自己的清白，指責孟憲彜目無上司、擅自作為。稱自己的購地章程脫稿之後，包括孟憲彜在内的本地官員和其他相關人員“一起閱看， 佥稱周密，無庸更改”，随後該章程又呈報給吉林巡撫、東三省總督，得到了“極稱周詳”“妥善”等評價。而孟憲彜當面不說，背後擅自更改，讓他這個做上司的十分難堪。他認為，孟憲彜連總督、巡撫“鑒定”過的章程都敢“一手抹煞”，其“目無職道，概可想已”。最後，顔世清又解釋說，在孟憲彜呈報章程之前，他從沒有聽說過此事，是以根據沒法上報，開埠一事是他的職責，“豈敢事前緘默，将來代人受過”。他還斷言，在日本方面虎視眈眈的情況下，孟憲彜“擅自作為，諸事不容商榷”，一定會導緻開埠事業的失敗。

顔世清禀文的核心含義是孟憲彜不僅輕視他，更沒有把總督和巡撫放到眼裡，這十分有殺傷力。清代官場上流行着一條“官訣”:“得罪小民，得罪朝廷，不得罪上司和鄉紳。”顔世清是西路道道員，雖然不是孟憲彜的直接上司，但他節制長春府，并且道府同城共事，對于孟憲彜的職務提升還是有發言權的。顔世清的态度表明，他已經無法容忍孟憲彜了，而孟憲彜又被陳昭常電谕申斥，心灰意懶，也準備“禀請卸署”。至此，顔孟雙方的沖突已經無法調和。由開埠引發的長春府道之争，一度成為新聞，多次被當時的媒體跟蹤報道。

當時，孟憲彜才到長春任職7個月的時間，但已政聲卓著，很受紳民們的認可。按當時的民間習慣，長春府的士紳們準備召開各城鄉代表大會，想方設法挽留孟憲彜，但是大會還未召開，五月十六日，孟憲彜就收到了總督和巡撫聯合發來的電報，由雙城廳同知許元震代替孟憲彜，而孟憲彜則降署雙城廳同知，并要求他們迅速赴任，不必等候正式的職務調動公文。按日期計算，這應該是督撫收到顔世清呈文的第二天。之是以如此迅速，據當時的媒體報道，是錫良在看完顔世清的呈文後大怒所緻。

按正常而論，孟憲彜久在官場，不可能不知道程式和規矩，他犯下這一低級錯誤，可謂疑點重重。從他上報的公文和釋出的告示來看，一直強調是“奉督憲劄谕”推動這項工作，并沒有提到巡撫陳昭常，是以孟憲彜應是直接秉承錫良之意。錫良不可能不知道長春開埠工作由顔世清負責。而且當時他北巡吉黑兩省，五月初十日上午抵達長春後，“随傳見西路道顔觀察、巡警總辦唐觀察及府尊孟太守，詳詢地方要政及商埠購地等事”，午飯後又在顔、孟等人的陪同下，“躬赴北門外商埠位址查閱周圍”，當然更知道開埠事務的執行者是孟憲彜而非顔世清。而顔世清所說的事先毫不知情，也是掩蓋事實。因為從公文上看，孟憲彜事先是禀報了顔世清的，雙方還共同派員完成商埠地的測繪工作。孟憲彜釋出告示，在北關外大張旗鼓地丈量土地，多次被報紙報道，長春城人人皆知，顔世清不應該不知道相關消息。而孟憲彜關于購地情況的呈文已抄送顔世清，顔世清也早早收到了陳昭常的電報，但他并沒有向錫良陳明此事，而是在五月十三日以公文形式向錫、陳二人憤怒地聲讨孟憲彜，其間應該是得到了陳昭常的支援，同意他以激烈的态度表達自己的觀點。是以，孟憲彜犯下如此錯誤，很可能是由于錫良和陳昭常之間的沖突。當時，錫良任東三省總督不久，并不完全信任陳昭常，也不相信陳的老鄉和親信顔世清，不想将長春開埠的所有工作都交給顔世清，是以才讓孟憲彜負責購地事務，由顔世清負責築路建房和日後的管理事務。而孟憲彜的最大失誤是将地價定得過高，落下了用公款收買人心的罪名。

面對陳昭常的激烈反應，錫良隻好将孟憲彜調離長春，平息了這場府道之争。但是，孟憲彜并沒有因為此事而影響仕途，錫良對他的重視程度更是不斷加深，這一點也佐證了上面的推測。

孟憲彜降署雙城廳同知後，六月份就被錫良奏請補授呼蘭府知府，十二月調署職務更加重要的奉天府知府，與錫良督府同城。宣統二年(1910年)十二月，圍繞防疫問題，長春發生了第二次府道之争，道員李澍恩被調離，錫良急調孟憲彜暫署西南路道一職并上司長春防疫工作。錫良在離開東北之前又奏請将孟憲彜由“暫署”轉為“試署”，給出“才具開展，任事實心”的高度評價。而此次“試署”為孟憲彜後來升任吉林巡按使奠定了基礎。[作者為長春市社科聯(社科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