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新發展理念下的中歐合作前景”專題研讨會在同濟大學召開。本次會議系上海市社聯第十五屆（2021）“學會學術活動月”活動項目，由上海歐洲學會和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共同主辦。來自上海歐洲學會、同濟大學、上海國際問題研究、上海社科院、複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對外經貿大學等學術機構二十多位研究歐洲問題的中國專家，以及來自歐洲政策研究中心和中國歐盟商會的兩位外國專家與會。
會上，上海歐洲學會徐明棋會長作開幕緻辭，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鄭春榮主任作會議總結。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伍慧萍教授、上海歐洲學會秘書長楊海峰博士分别主持了會議兩個環節的發言與讨論。
徐明棋以“從更廣的視野認知中歐關系的發展方向”為題發言，他認為中歐關系長期以來發展相對平穩，經貿關系不斷增強，中歐上司人互訪、會見頻繁。但2020年中歐關系出現明顯變化，轉向原因包括：2008年以來歐盟經濟發展受挫，增長率較低，并受到疫情嚴重沖擊；歐洲内部民粹主義思潮、民族主義情緒上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将中國作為批評對象，借此向外轉嫁自身的國内治理困難和制度危機；歐洲議會、歐盟很多成員國的上司人更替，新一代上司人缺乏曆史的縱深感，對歐盟、中國曆史認知有限；随着中國的發展和中國企業的成長，歐洲企業在華競争優勢和制度保護都在減少，利潤受到影響，對華批評随之上升等。歐盟對華定位開始發生變化，從原來強調戰略夥伴關系、強調合作，到競争因素增長，再到視為制度性對手。但不同于美國，歐洲至今仍強調和中國有更多的合作關系，這也是中歐關系保持相對穩定、沒陷入強烈沖突的主要原因。他對未來中歐關系的發展前景抱有謹慎的樂觀。中歐的基本面，即經濟關系的互利共赢得到了雙方認可，是穩定的基石。在全球問題、全球危機的處理上，中歐之間存在較多的共識。同時，歐洲軟實力強大，在氣候變化、跨境資料流動等方面走在前列，中歐合作空間廣闊。
歐洲政策研究中心傑出研究員格羅斯（daniel gros）作題為“中歐經濟關系現狀與前景”的發言。他認為《中歐全面投資協定》主要着眼投資方面，該協定承諾為歐盟公司在中國投資機會提供一定的改善，這可能會間接促進中歐經貿關系的發展。目前，中歐經濟合作受到了來自歐盟層面的偏見影響。由于投資篩選或資本控制，中國對歐盟的直接投資近幾年呈現出資料急劇下降的趨勢。與之相比，即使沒有《中歐投資協定》的推動，歐盟對中國直接投資仍表現良好。此外，過去十年裡，中國逐漸成為歐盟最重要的供應商。雖然仍落後于美國和英國，但中國對歐盟産品出口的重要性正在上升。總體上，中歐之間的政治“氛圍”并不太可能對雙方貿易關系産生強烈影響，但可能會影響投資關系。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邱強教授就“中歐數字經濟合作前景”從三方面發表了觀點。一是在基礎型數字經濟方面，中國在歐盟深耕已久，覆寫面廣、發展快，符合各國要求。在資源型數字經濟方面，中歐合作形式多樣。中國搭建了各種資料中心和平台，為歐洲企業和城市解決相關問題，與當地企業、高校和政府開展合作。技術性數字經濟方面，中國企業參與歐洲标準的制定，發展融合型數字經濟和服務型經濟。二是中歐數字經濟合作的驅動力來自于中歐數字合作契合歐盟的戰略、中歐數字合作在歐盟有強大的現實需求、中國數字經濟技術領先、中國的市場和資金以及中國－中東歐合作機制的夯實等方面。中歐數字經濟合作的障礙主要包括美國挑撥施壓，歐盟國家之間意見的分歧，歐洲反華同盟的影響，歐盟一系列數字立法對數字企業和大型平台發展的限制，雙邊層面競争關系的存在以及歐洲人的傳統消費習慣。三是中歐數字經濟的光明合作前景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是歐美的競争超過中歐之間的競争，從中可看到發展空間。其次是隻要技術持續領先，歐洲就離不開中國。第三是隻要中國的市場大于歐洲的市場，我們的局部競争一定是讓位于整體合作。
10月21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歐盟總部拍攝的歐盟峰會現場。via新華社
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宋黎磊教授圍繞“中歐數字化合作：機遇與挑戰”作發言。他認為中國數字經濟快速發展，數字消費已成為一種常态，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日趨完善，工業網際網路已成為工業數字化轉型的新途徑。同時，中國不同行業的數字化轉型進展速度不同，行業之間的資料共享面臨許多挑戰。在歐盟層面，核心數字技術加速發展，數字基礎設施正在改善，電子政務和電子商務發展顯著，歐盟的ict（資訊、通信和技術）服務出口穩步增長，數字化法律和法規不斷加強。同時歐盟在數字領域也存在諸多挑戰，首先是尚未形成統一的數字市場，在網絡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各成員國的網絡裝置更新不平衡，網絡安全行動的協調有限。其次，歐盟人力資源中的數字技能水準不足。再次，歐盟對美國網際網路數字平台存在依賴。對于中歐雙方來說，在數字經濟和技術方面存在進行溝通和協調的必要性。為此，中國應促進相關機構開放以推動雙方合作，并加強與歐洲資料法規協調。
中國歐盟商會副主席賈可尼（guido giacconi）就“中歐如何在實作碳中和過程中合作共赢”進行發言。他提出中歐應深化在氣候變化領域的合作，中歐在實作碳中和道路上面臨的挑戰既有相同點，也有不同點。是以，中歐雙方在實作碳中和的過程中，步伐不會完全一緻，必須正确對待和接納雙方的差異性，否則将無法實作有效合作。根據中國歐盟商會釋出的檔案，中方可與歐方在實作碳中和過程中達到合作共赢。
上海社科院李立凡副研究員圍繞“碳中和背景下中國能源工業的挑戰及中歐合作”作發言。氣候變化已成為全球最大的非傳統安全挑戰，中國已在碳中和問題上做出承諾。從現在到2060年，中國能源市場面臨一系列挑戰，包括新能源能否成為未來主導，碳減排的目标是否過高、過快，中國和西方國家發展階段和産業結構的差異等。各種不确定因素對中國實作減排承諾帶來一定的影響。不過，中歐在該領域有很大的合作潛力。目前激勵機制有二氧化碳排放市場和碳稅兩項。中歐雙方将在可再生能源（風能和太陽能）、核安全、能源效率、電網标準、清潔煤等領域加強資訊共享和經驗交流，并在中歐企業技術标準領域開展合作。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比較政治與公共政策所所長于宏源在“全球碳經濟競合中的中歐綠色夥伴建設”發言中談到，中歐可從以下三點入手加強綠色合作。一是加強中國和歐盟在全球氣候治理、cop25、聯合國氣候和生物多樣性峰會、wto内的貿易和氣候倡議以及避免碳洩漏措施方面的共同利益。二是通過中國-歐盟的“零排放競賽”、綠色貿易議程和綠色技術聯盟，加強清潔循環技術和市場方面合作，并發揮g20和全球可持續金融監管架構作用。三是在機制上，建立一個“具有更廣泛内涵的綠色夥伴關系機制”，消除綠色投資障礙。目前，中國已加入國際可持續金融平台（ipsf），并對綠色基金和債務減免表現出興趣，中國可在此方面與歐盟合作，完善“一帶一路”綠色融資機制。
複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薄燕教授就“碳中和背景下的中歐氣候合作”發表演講。她認為，首先，中國和歐盟在氣候領域合作在雙邊和多邊層面都意義重大。在雙邊層面，該領域合作具有曆史延續性，有潛力成為中歐全面戰略關系的一個新亮點、新引擎，應該成為中歐綠色夥伴關系的一個優先議題和核心領域，并可能會出現溢出效應，對中歐關系整體良性互動起到推進器作用。其次，中歐綠色夥伴關系的打造具有有利條件。一是中歐共享綠色發展的理念。二是高層對話的引領作用，政治推動力顯著。三是中歐綠色夥伴關系的建設有非常好的制度化基礎。四是中歐都面臨着實作碳中和目标的長期任務，都制定了具體務實的碳中和實施規劃和措施。五是中歐堅持多邊主義，重視發揮全球環境治理領域多邊機制的作用。第三，中國和歐盟在氣候領域合作需要應對好各種挑戰。一是要正視中歐之間的國情和能力的差異。對歐洲來講，不能要求中國按照同一的時間表，或者承擔類似的義務。二是在全球層面上雙方存在廣泛的共識，但也存在分歧。中歐雙方應加強對話、合作和協商，盡量在多邊會議之前達成一個雙邊共識。三是歐盟低估了碳關稅問題對開發中國家的政治壓力。四是中歐生态環境方面的交流和合作需要更加務實和具體。比如說可以交流工業和電力領域脫碳技術，推動和強化碳中和交易領域的雙邊合作，發掘更多的環保産業和技術合作的契合點和新機遇，通過綠色合作來推動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上海社科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主任戴轶塵就“綠色新政下的歐盟能源外交與中歐關系”發言。她認為歐盟推出綠色新政後，對氣候和能源外交重新布局，從原來的保證獲得能源，轉向維護三個次元平衡，即一是保護歐盟能源自主，二是上司全球能源轉型，三是應對能源轉型帶來的地緣政治挑戰。随着目标調整，歐盟所用的工具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首先，維護能源自主。歐盟延續推動自由化的路徑之外，更強調使用防禦性工具保護本土的能源市場和經濟自主，改變目前能源受制于人的處境。第二，上司能源轉型。除了使用激勵性政策推動第三國參與能源轉型之外，擴大了使用強制性政策的範圍，迫使第三國追随歐盟的規則和标準。第三，随着能源轉型，面臨新的地緣政治挑戰。歐盟考慮在新的地區戰略中，把推進能源轉型和管理地緣政治挑戰作為優先需求。歐盟能源外交目标和工具的複雜變化将對中歐關系産生一定影響。一是在能源自主性上，歐盟擔心在可再生能源及地區可再生能源網絡方面會加大對中國的依賴。二是在全球能源轉型方面，歐盟擔心中國是否能夠信守減排承諾，以及可再生能源領域在行政權力幹預下的扭曲。三是地緣政治方面，歐盟擔心中國的“一帶一路”布局，特别是在能源基礎設施方面的布局。在可再生能源領域，中國和歐盟在經濟層面存在着巨大的互補性，但需要管理好雙方在政治層面的分歧，盡量将競争局限在具體企業、商業領域，而不要上升到政治領域。
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副教授朱苗苗以“大選後德國能源與氣候政策前瞻”為題作發言。從目前德國幾個政黨談判的探索性檔案來看，能源與氣候政策可能成為新政府議程中的優先事項。其中有幾點值得強調：氣候中和過程中産生的新商業模式和技術會成為德國的發展機遇；德國可能大力加注可再生能源的建設和增加瓦斯充電站；退出煤電的時間有可能提前到2030年；拟在2035年禁止銷售新的化石燃料汽車。德國能源轉型的現狀将對新政府提出以下挑戰：一是轉型存在結構性缺陷，即可再生能源擴建遲緩，工業和運輸部門減排量停滞不前；二是核能退出後的能源供應問題；三是綠色投入的資金缺口巨大。目前試探性談判中關于能源轉型和氣候保護政策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一是新政府将在市場手段和監管手段雙管齊下；二是會加快碳定價的速度；三是加快數字化的融合，加強創新和技術在綠色轉型中的作用；四是調整對外能源和氣候政策，包括加強德國能源政策的軟實力以及地緣政治因素。在能源和氣候領域，中德和中歐合作空間依然非常廣闊。但不得不承認，在全球進入去碳的時代後，中歐在标準、技術、經貿、碳邊界調節機制還有資金等方面的競争會增強，中國要有心理上和戰略上的應對。
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副院長陳琦就“英國‘反抗滅絕’環保運動與中英關系”發表演講。“反抗滅絕”（extinction rebellion）”是以左翼青少年為主要參與主體的環保運動，旨在讓各國政府加快實作碳中和。該活動自稱為非政治性草根運動，自2018年5月創立以後，從英國發展到歐洲各國及世界其它地區，具有環保主義、國際化和反建制特征。該運動有五項基本主張：主張世界各國必須要尊重2016年的《巴黎氣候協定》；主張英國在内的發達國家需承擔更大的責任；強調實作氣候公正；主張“共同而有差別的責任”；認為西方七國集團在減排方面欺騙公衆。
上海世界城市日事務協調中心孫貝芸博士以“中歐城市可持續發展名額比較”為題發言，認為中歐在戰略演化軌迹和戰略内涵擴充方面具有相似性，也存在着廣闊合作空間，尤其是在具體領域和技術層面，在城市可持續發展名額建構和資料收集方面就是如此。摸查全球30多個城市資料發現，在名額建構和資料收集的完備度、精确度和連續性方面，中歐城市在全球範圍内，相對來說是做得比較好的。但雙方在名額體系建構方面存在較大差異，難以開展橫向比較。造成差異的主要原因如下：一是國家治理模式不同；二是發展階段的不同。三是城市發展理念不同。雖然中歐城鎮化存在着較大差異，但中歐都面臨着快速城市化帶來的挑戰，擁有共同訴求。目前歐盟将評估與監測可持續發展情況，作為他們落實可持續發展戰略的一個關鍵環節；中國也在加緊開展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名額建構和收集工作，中歐雙方之間有優勢互補的空間。從城市可持續名額這個縮影來看，在新發展理念指引下，中歐可在更多具體領域尋求創新合作模式，探索廣闊的合作前景。
供 稿：市社聯學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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