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胡介民
提到八一廠的初建，功勞頗大，首推一人，那就是一輩子當八一廠副廠長的胡介民。 一個人一輩子做一件事做好了不容易，一輩子隻做一件事做好了更不容易。
通過胡介民的一生我想到到有一個古人寫過一個對聯，叫做，君子常思身後事，英雄敢吃眼前虧！
在中華兒女雜志有安康的一篇文章，下載下傳， 并在此對安康表示感謝。
胡介民 八一電影制片廠創始者
在八一廠60年曆程中,他從籌備到建廠,并分管技術、行政、人事、外事等方面工作,也見證了八一廠從誕生到輝煌。
回顧八一廠的建廠曆史,許多人是值得大書特書一筆的,胡介民就是其中一位。他在八一廠籌備期間擔任籌備處秘書長,建廠之後擔任分管生産技術和行政、人事、财務、外事等方面工作的副廠長,可謂是八一廠的一位奠基者,同時也是軍隊電影事業的一位奠基者。
在新中國的電影制片廠裡,八一電影制片廠是一家曆史較長、好片如潮、影響巨大的電影制片廠。如今,它已走過了60年的光輝曆程。
回顧八一廠的建廠曆史,許多人是值得大書特書一筆的,胡介民就是其中一位。他在八一廠籌備期間擔任籌備處秘書長,建廠之後擔任分管生産技術和行政、人事、财務、外事等方面工作的副廠長,可謂是八一廠的一位奠基者,同時也見證了八一廠從誕生到輝煌。
胡介民原名胡锺洋,1917年5月28日出生于地處陝南的漢陰縣。他從小天資聰慧,勤奮好學,1931年在縣立高等國小畢業後,以優異成績相繼考入省立興安師範、省立安康中學高中部就讀。
1937年抗日戰争爆發後,按照胡介民當時的條件,完全可以繼續上大學深造,但他目睹民族危亡、山河破碎,便毅然決然地于當年走出校門,奔赴革命聖地延安參加革命,并于1938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産黨。
到延安後,胡介民進入陝北公學;1938年又進入抗日軍政大學,為第四期一大隊二支隊四中隊學員,并擔任班長;學習期滿後,被配置設定到新四軍河南确山竹溝留守處教導大隊任副中隊長,後又奉調到新四軍遊擊支隊(後改為新四軍四師)。由于他是當時極為稀缺的“文化人”,曾相繼擔任支隊政治部青年先鋒隊(即宣傳隊)隊長、連政治指導員、支隊政治部政治指導員、支隊政治部宣傳部文化娛樂科科長、師直屬隊俱樂部主任、縣大隊副政治教導員、團政治處宣傳教育股長和營政治教導員等職。
當時一位名叫王彥的新四軍戰士,在《難忘抗大歲月》一文中回憶自己随廣西學生軍到達皖北新四軍根據地的情景時,曾這樣寫道:“我們到達六支隊後休整了兩天,支隊上司專為我們召開了歡迎晚會,參加晚會的有司、政機關100多人,晚會開得十分熱烈、活潑、歡暢。支隊直屬隊俱樂部主任胡介民指揮唱歌,還搞啦啦隊互相拉歌,高唱抗日救亡歌曲,會場一片歡騰。最後彭雪楓司令員兼政委講話,熱情洋溢地歡迎我們回新四軍部隊”——戰争年代的胡介民就已顯露出自己的文藝組織才能。
解放戰争期間,胡介民繼續南征北戰,參加了震驚中外的泗縣戰役、宿北戰役、淮海戰役和渡江戰役,曾任教導大隊政治教導員和團政治處副主任、主任,以及師後勤處政治委員等職。1948年冬,在江蘇泗陽大台口洪澤湖戰鬥中雙腳因凍傷緻成三等乙級傷殘。
解放後,胡介民先後擔任南京警備司令部防空處政治委員、華東防空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時過不到一年,便被調到一個與電影有關的新崗位,從此與電影結下了不解之緣。
建國初期,電影在我國遠遠沒有普及。影片缺乏固然是一個原因,但更重要的乃是在絕大多數地區都沒有電影放映隊伍。為了發展電影放映事業,1950年中央在南京舉辦了電影放映訓練班。由于學員中有400多名解放軍學員,總政治部便選調胡介民擔任訓練班副主任。這個訓練班對推動新中國的電影事業曾起到很大作用,一位來自青海省的學員後來在一篇回憶文章中作了這樣的介紹——“南京電影放映人員訓練班1950年6月至12月由文化部電影局在南京舉辦。全國大部分省市文化部門及部隊、工會、中蘇友好協會派出一千八百七十餘人參加學習。白大方任主任,胡介民任副主任,鄭伯璋任教務長,訓練班師資由各專業機關及南京金陵大學電化教育系提供。結業後組建放映隊六百個,進而使大陸電影放映隊增加到七百個,為農村、工廠、部隊電影放映工作奠定了基礎”。
電影訓練班結束後,胡介民被調到總政治部擔任文化部電影處宣傳發行科科長。時過不久,1951年3月,中央決定在軍隊建立電影制片廠,由總政治部文化部部長陳沂任籌備委員會主任,胡介民又被調任籌備處秘書長。如果說,胡介民與電影結緣是從僅限于技術層面的“電影放映”開始;那麼,從此之後,便要與這個集編劇、導演、拍攝、剪輯和洗印等于一體,技術與藝術相結合的“電影制片”打交道了,這無疑對他是一個嚴峻的考驗。
胡介民到任後,首先和籌備處人員根據上級要求,研究制定了“緊密結合軍教任務,有計劃有步驟地一面建設,一面生産。從小到大,穩步發展”的建廠方針;緊接着,便投入緊張的籌備工作。籌備階段不僅要選廠址,蓋房子,購置裝置,還得進行業務建設,首先就是尋找電影專業人才。例如,當得悉我國外交戰線的老前輩冀朝鑄的弟弟冀志楓在美國學習過電影剪輯,當時剛從華東軍大預科學習結業,準備去上海電影制片廠時,胡介民便親自到冀朝鑄門上,請求冀志楓改變主意,到籌建中的八一廠工作。
在多方引進電影專業人才的同時,胡介民還帶領籌備處的10餘人到北影廠學習,1952年又組團到原蘇聯和原捷克斯洛伐克的幾家電影制片廠進行考察交流。
著名電影藝術家田華在《我參與八一廠籌備》一文中曾回顧過這次難忘的考察:“1952年夏天,有一個軍隊電影代表團組建,由虞棘同志為團長,胡介民同志為秘書長,成員有沈西蒙、李長華和我,還有兩位翻譯。組建軍隊電影代表團目的有二:宣傳中國軍隊電影;到捷克斯洛伐克軍隊電影廠參觀、學習”;“後來軍隊代表團又到蘇聯的列甯格勒通路、座談。我們參觀了莫斯科電影廠,與電影學院的友人座談,看他們演員從何來,到何處去”。
經過一年多的籌備,1952年8月1日,制片廠正式成立,廠名為“解放軍電影制片廠”,1956年1月又更名為“八一電影制片廠”。胡介民從建廠之初擔任副廠長,到1984年離休,30多年一直沒有離開過八一廠——他幾乎将自己的畢生精力都貢獻給了軍隊電影事業。
55年,他被授予上校軍銜,1963年晉升為大校,曾榮獲三級獨立自由勳章、二級解放勳章和榮譽勳章。
八一廠在建設過程中,還得到中央首長的關心和支援;周恩來總理、朱德委員長、董必武副主席,以及陳毅外長等曾親臨八一廠視察指導。尤其是周總理,雖然日理萬機,忙于政府事務,卻一直記挂着這家新生的軍隊電影制片廠;為了讓八一廠有更多的學習交流機會,每逢與電影有關的政府外事活動,總讓八一廠派員參加;久而久之,也就和胡介民熟識了。有一次,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完外賓後,特地跟應邀前來參加會見的胡介民握了握手,并诙諧地說:“你也是‘外賓’啊!”
無論是戰争時期,還是和平年代,胡介民一直保持了清正廉潔、嚴于律已和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與生活作風。“文革”中八一廠作為“重災區”,胡介民首當其沖地受到沖擊,被關進牛棚,遭受迫害,以緻身患癌症;其家人也受到株連,妻子由于沒有接受組織上要求與他“劃清界限”并離婚的意見,而被所在部隊降職降級,複員到地方當勞工。盡管如此,胡介民仍然堅持正義,頑強生活,經受住了考驗,赢得部隊首長、戰友和群衆的廣泛好評,被譽為“從書齋裡面走出的優秀軍人”。
離休後,胡介民一直堅持讀書學習,關心國家大事,書桌上總是堆滿了各種書籍報刊。他雖然是八一廠和軍隊電影事業奠基者中唯一健在的元老級人物,但從不居功自傲;談及往事,總是把功勞記在當年和自己并肩戰鬥過的老首長和老戰友身上。2002年建廠50周年時,《中外軍事影視》雜志約請他寫文章回憶自己參與八一廠建設的經曆,他卻以“八一電影制片廠的誕生——對幾位奠基者的回憶”為題,以親曆者的身份,回顧了陳播、司徒慧敏、唐瑜、王蘋和夏國瑛等幾位奠基者的業績和貢獻,隻将自己名列其中,做了簡要的記述。
時過10年,今年八一廠又迎來了建廠60周年。胡介民此時想到的依然是為八一廠做出貢獻的老首長和老戰友,于是,他又以95歲高齡,與戰友共同回憶撰寫了一篇紀念老首長陳沂的文章,以“陳沂創辦八一電影制片廠的日日夜夜”為題在《中外軍事影視》雜志上發表,詳細記述了時任總政治部文化部部長、八一廠籌備委員會主任陳沂在建廠初期的豐功偉績。
為紀念八一廠成立60周年,《中華兒女》雜志不久前曾刊登了一組文章。受此啟發,作者本想采訪胡介民本人,鑒于他近期住院治療,不便打擾,便根據相關資料完成了這篇文章,以此送上對他最誠摯的祝福。
胡介民以97歲高齡去世， 在八寶山舉行遺體告别，追悼會的時候，八一廠幾乎所有能走動的老人還有他們的子女都來了。随着時間的推移，他對于八一廠的貢獻越來越引起大家的懷念，也引起史學家紀實文學家的重視。
感謝八一廠創始人之一著名電影導演李俊的兒子李小戈拍攝的紀錄片，闡述了八一廠建廠的時期。胡介民當時身體健康銀幕上講的那番話，至今感動着我們大家。
胡介民的去逝也代表着八一廠元老的謝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