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又言：太平之時，屈轶産于庭之末，若草之狀，主指佞人，佞人入朝，屈轶庭末以指之，聖王則知佞人所在。夫天能故生此物以指佞人，不使聖王性自知之；或佞人本不生出，必複更生一物以指明之，何天之不憚煩也！聖王莫過堯、舜，堯、舜之治，最為平矣，即屈轶已自生于庭之末，佞人來辄指知之，則舜何難于知佞人，而使臯陶陳知人之術？經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人含五常，音氣交通，且猶不能相知。屈轶草也，安能知佞？如儒者之言是，則太平之時，草木逾賢聖也。
儒者又說：太平之時，屈轶生長于殿堂台階之下，形狀似草，主要是為指出佞人，佞人入朝時，屈轶可在殿堂台階之下将其指出，聖王便知佞人所在。上天能有意生長出此物以指明佞人，卻不讓聖王憑其本性而能自已識别佞人；或者佞人本不能生出，一定要再生一物以指出佞人，上天如此也是不怕麻煩！聖王中沒有超過堯、舜，堯、舜所治天下，最為太平，如若屈轶已經自已生長于殿堂台階之下，佞人到來立刻便能指出，那麼舜為何難以識别佞人，而讓臯陶陳述識人之術？經書中說：“知人者睿智，舜帝尚且難以做到。”人皆含有五常之氣，語音氣息互相動通，尚且不能互相了解。屈轶隻是一種草，怎能識别佞人？如果儒者之言為實，那麼太平之時，草木之智便是超過聖賢了。
“佞人入朝，屈轶庭末以指之”，好生神奇，莫非但凡佞人身上皆有奇異體味，竟能引屈轶草轉向于他？明顯是在杜撰過于離譜的神奇。不過儒者這個說辭，好像信者不多，包括曆代帝王，識人辨佞大多還是憑自己和朝中能臣的察驗。粗略回想，發覺儒者之經、蔔筮之道，常以非人之物說事，諸如仁聖禽獸、靈驗草木等等，總能弄出一些玄奇的、人所罕見之物，大談應和人間諸事。為何不能直言人間善德、惡事？儒者，占匠，或許是世上最為圓滑之人，深知若直言表露其所想，可能會導緻意想不到的後果，便施以借物說事的巧技，若有人深究，一句“天機不可洩漏”，既能搪塞，又能令人覺得深不可測。亦或先古之人隻是借物喻事，偶留片語，經後世儒者、占匠添枝加葉，将原本的寓言故事演變成煞有介事的儒家聖者之言、占匠蔔筮之經。虛妄傳說的形成，是經過了漫長的曆史渲染，而今凡衆讀之，與其過于計較其真僞虛實，不如賞其故事之精彩、解其中深刻喻義。
王充（公元27年－97年），字仲任，東漢時期思想家，唯物主義者。
《論衡》共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招緻》篇僅存篇目，實存八十四篇，是東漢思想家王充重要的唯物主義著作，展示了一定的唯物主義思想，但也包含了一些重“命”思想。《論衡》的出現，在中華曆史文化發展程序中的地位是不可忽視的。由于作者身處的時代使其世界觀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并不影響其著作的曆史重要性。
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是研究和對待曆史經典和思想文化的科學态度。中華文化博大精深，諸子百家各有千秋。品讀國學經典，從中汲取有益養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