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古巴革命英雄、拉丁美洲著名革命家切·格瓦拉，想必大家都不會陌生，這位至今已經成為理想主義化身的傳奇英雄，曾經同古巴著名革命家卡斯特羅兄弟一起推翻了古巴政府的資産階級獨裁政府，并且成功的在古巴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古巴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後，切·格瓦拉讀了很多關于毛主席的著作，曾經兩次通路中國，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經典故事。
圖：切·格瓦拉叼着雪茄的經典形象
切·格瓦拉并非古巴人，而是阿根廷人，1928年出生于一個環境優厚的家庭之中，從小便立志于行醫救人。但是和魯迅一樣，在行醫過程之中，格瓦拉深深感受到拉丁美洲人民的精神苦難是難以治愈的，正在這時他接觸到了馬克思列甯主義的著作，是以他下定決心在拉美進行無産階級革命事業，将解放拉丁美洲作為自己畢生所追求的目标。
1957年，格瓦拉在墨西哥認識了古巴革命家菲德爾·卡斯特羅，兩人迅速結為密友，并且很快率領一支小部隊潛回古巴，開展遊擊戰争，并且在1年多之後推翻了古巴的資産階級政府。1959年1月2日，格瓦拉指揮的起義軍進入古巴首都哈瓦那，受到了人民群衆的熱烈歡迎。
圖：切格瓦拉（左）和卡斯特羅（右），同志加戰友，共同上司了古巴革命
1959年4月，來自中國新華社記者的龐炳庵和孔邁等人踏上了古巴這片陌生的土地，專門前往采訪格瓦拉。5天之後，格瓦拉在百忙之中接見了他們，在2個多小時的采訪之中，格瓦拉向他們詳細介紹了古巴革命勝利的原因和過程。
臨走之前，格瓦拉忽然扭頭從自己的書架上拿下來一本油印的小冊子，對兩位記者介紹說：“你們看，我是毛主席的學生。”龐炳庵定睛一看，原來是一本毛主席《論遊擊戰》的小冊子，格瓦拉将這本小冊子送給中國記者，并且特别強調說這是在古巴遊擊戰争的前線印刷的，是來自中國的“精神糧食”。
圖：格瓦拉接受記者采訪
據後來龐炳庵回憶，格瓦拉曾經在多個場合表示過自己對毛主席的崇拜之情，他非常喜歡讀毛主席的著作，并且還根據自己對毛主席著作的感悟，寫出了兩本著作，一本是《遊擊戰》，而另一本則是續作《遊擊戰·一種手段》。
不過在1963年中國駐委内瑞拉大使黃志良率領中國代表團通路古巴的時候，他提出想要找格瓦拉索要一本他親筆簽名的《遊擊戰》時，卻遭到了格瓦拉的拒絕。對此格瓦拉這樣解釋說：“毛主席是遊擊戰大師，可我隻是一個國小生，我怎麼好意思把國小生的作品拿出來給中國同志們看呢？這不就是‘向養蜂人兜售蜜糖’（西班牙諺語，近似于中國的班門弄斧）嗎？”
1960年7月，在中國外交部美澳司工作的陶大钊同志忽然接到了一項外交任務：外交部上司決定讓他跟随以中國外貿部副部長盧緒章為首的中國代表團前往古巴通路3個星期，并且進行了外貿方面的會談。這次會議中古雙方進行得十分順利，最後盧緒章與格瓦拉分别在協定書上簽字，這是陶大钊第一次見到格瓦拉。在他的印象之中，雖然格瓦拉經常習慣穿着一身橄榄綠服裝，看起來很有一股軍人氣質，但事實上他謙虛謹慎、善于思考，還很尊重中國同志們的意見。
圖：中國對外貿易事業的創始者——盧緒章同志
這次簽訂的3個新中國對古巴的外貿協定，是中國還沒有和古巴正式建立外交關系的情況下簽訂的，中國代表團同古巴方面簽訂了貿易總額大約為1300萬英鎊的貿易合同，中國将從古巴購買大量糖、鎳等物品，以及向古巴援助食品和輕工業産品等等。會議之上，格瓦拉多次向盧緒章表示了古巴人民對中國政府無私援助的感激之情。
中國代表團離開古巴前夕，格瓦拉匆匆趕往首都哈瓦那的機場送行，臨走之前，陶大钊親眼看到格瓦拉從自己身上掏出一直原子筆送給盧緒章。據格瓦拉介紹說，這隻原子筆就是菲德爾·卡斯特羅沒收26家美國糖廠時，在法律檔案上簽字所使用過的原子筆，他希望這隻原子筆能夠在中國博物館得以收藏和展覽。盡管格瓦拉沒有多說什麼，但在場的中國同志們都很了解，這隻原子筆代表着古巴人民對中國淳樸的深厚感情，更代表了他們維護自己民族獨立的堅強意志和偉大決心。
1960年11月18日，格瓦拉率領古巴經濟代表團正式通路新中國，這是新中國和古巴建交以來，古巴派出的第一個官方代表團。來中國之前，格瓦拉有一句話常常挂在嘴邊：“不到長城非好漢。”這次他終于來到了朝思暮想的中國。11月18日，周恩來總理宴請格瓦拉，在宴會上格瓦拉提出了一個最誠摯的要求：一定要見毛主席一面。
圖：周恩來會見來訪的古巴革命上司人格瓦拉
周恩來向毛主席轉達這一資訊之後，毛主席決定在11月19日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會見格瓦拉。在真正見到毛主席之後，切·格瓦拉卻激動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還是毛主席首先開口緩解了他的尴尬：“切，你好年輕呦！”毛主席首先為兩人的交談營造出了一種輕松幽默的氛圍。
圖：第一次見到毛主席時，格瓦拉很激動
這時格瓦拉才用非常敬重的語氣回答說：“毛主席，你們鬧革命的時候我們都還沒出生呢！在這裡的蘇紐爾少校（也是古巴代表團成員之一）今年35歲，但已經是我們這一輩革命者的老頭子了，在古巴革命戰争之中，他先後受傷6次。”
毛主席聽後稱贊說：“你們都是國際主義者！”
格瓦拉頗有自豪感地說：“我們在鬥争之中對毛主席您一直都是非常敬仰的。我們古巴代表團的成員來自四個國家，除了古巴本地人之外，我來自阿根廷，而那位負責古巴工業機會的經濟學家拉塔斯特則是智利人，而在古巴外貿銀行工作的馬爾多納多則來自厄瓜多。雖然我們不是古巴人，但古巴群衆并不反對我們，我們也積極捍衛古巴革命，因為菲德爾·卡斯特羅代表了全拉美人民的意志。”
随後，格瓦拉品嘗了來自中國的清茶，并且與毛主席談起了自己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相關情況：“雖然我們打遊擊戰争的時候吃不好，精神糧食也很缺乏，但我從僅有的幾篇毛主席的著作之中能夠發現古巴革命個中國共産主義革命之間的共同點。在中國，蔣介石向革命根據地發動進攻時被說成是‘圍剿’，而古巴反動派對起義軍也使用這兩個字。”
圖：格瓦拉與他的遊擊隊員們
在談到戰鬥方法和對俘虜的政策上，格瓦拉對毛主席感激地說道：“在毛主席的文章之中，菲德爾·卡斯特羅看出了非常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優待俘虜的政策，就是替俘虜治傷，把他們再送回去。一開始我們搞革命的時候，都是把俘虜的衣服和鞋子脫下來我們自己穿，因為我們的戰士連這些東西都沒有，後來菲德爾就不讓我們這麼做了。”
他還告訴毛主席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當初我帶兵作戰的時候，兵力甚至還不到一個連，有一次我帶領連隊繳獲了敵人一輛坦克，心中特别高興，但菲德爾非要拿走我的坦克，後來他用了一門火箭炮和我交換。和你們當初‘感謝’蔣介石一樣，我們也要感謝巴蒂斯塔獨裁政府，因為他讓更多的人加入到了我們這邊。”
圖：1958年12月，切·格瓦拉參加聖克拉拉戰役
談話期間，毛主席微笑着握着格瓦拉的手，說他曾經拜讀過格瓦拉的文章《研究古巴革命思想意識的筆迹》，說他很贊成格瓦拉的思想，這讓格瓦拉感到精神振奮，後來，格瓦拉将有着一本親筆簽名的《遊擊戰》送給了毛主席。
告别了毛主席之後，格瓦拉緊接着就和李先念副總理準備簽署中古聯合公報。他首先對李先念說：“我們首先向偉大中國推銷的貨物是我們古巴最純美、最甜蜜的結晶——糖……我們必須想辦法把一個比索（古巴貨币）掰成兩半來花。”對此李先念安慰他說：“格瓦拉少校你大可放心，我們保證你們的每一個比索都不會浪費，你就是想吃虧，我們也不會讓你吃虧的！”他們的經濟貿易談判很順利。
随後，格瓦拉會見了周總理。在談話的一開始，格瓦拉就高興地握着周總理的手說：“這次我來到中國，是為了能夠親自認識讓我們感到深為敬佩的世界革命崇高的一些人物，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親自觀察和了解中國人民在革命勝利之後是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
圖：切·格瓦拉正在與周總理交談
他對周總理說，他們一直以來都很注意學習中國革命的成功經驗。由于在過去的拉美地區，有關中國的書籍很少，是以他們來到北京之後就找了兩卷《毛澤東選集》來看，他發現中國和古巴兩國之間雖然一大一小，可過去都是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國家，從革命經曆和革命勝利之後的建設上有很多相同點和不同點。
此時，中古雙方已經達成了貸款協定，格瓦拉直言不對地對周總理說：“雖然現在的新中國有能力援助古巴，可是我們也沒有權力打亂你們的五年計劃，我們等一等其實是沒有關系的。”而周總理回答：“我們都是同一戰壕的戰友，你們有困難我們理應幫助，不然就不算革命國家了。”毫無疑問，格瓦拉對新中國在自己很困難的情況下還向古巴提供援助的舉動是非常感動的。
圖：古巴革命中的卡斯特羅與切·格瓦拉
當周總理提出，古巴可以推遲還債，甚至可以通過談判不還債之後，格瓦拉感歎說：“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之中，中國是最為慷慨的國家之一，我們希望自己到時候沒有遇到困難，能夠及時歸還，畢竟我們古巴有句俗話說得好：‘隻有自己幫助自己，上帝才會幫助你’。”
圖：《人民日報》發表的中古聯合公報
根據協定，新中國從1961年到1965年時期，每年購買古巴100萬噸糖、5000噸鎳，同時總計給予古巴6000萬美元的巨額貸款。是以回國之後，格瓦拉對古中友誼給予了高度評價，在一次全國電視講話之中，格瓦拉還向古巴群眾們介紹了一則十分感人的故事：原來在簽訂協定之後，格瓦拉要求在兩國公報上寫上“古巴感謝中國無私援助”10個字，可周總理卻堅決不同意，周總理認為，我們無産階級國家之間的援助都是互利互讓的。
格瓦拉最後在電視講話之中對古巴人民說道：“最後，周總理說服了我，他勝利了。”
這個典故随後在古巴家喻戶曉，進一步鞏固了兩國之間的友誼，據龐炳庵回憶：“直到最近幾年，一些古巴老人們還能回憶起這件事情，從他們的言行舉止之中都能發現對中國人民的感激之情。”
1960年12月，陶大钊跟随中國首任駐古巴大使申健準備前往哈瓦那上任，此行還有負責西班牙文翻譯的沈允熬作為陪伴。從北京出發之後，他們輾轉經過莫斯科前往瑞士，然後從那裡乘坐荷蘭航空公司的客機前往古巴。輾轉多次之後，他們達到了加勒比海附近的阿魯巴島上，按照航空路線計劃，下一站應該就能夠到達古巴首都哈瓦那了。
可誰知天有不測風雲，等到中國駐古巴大使的飛機到達古巴首都哈瓦那上空之後，當地電閃雷鳴，降下了狂風驟雨，申健和陶大钊所乘坐的飛機多次在天空之中上下盤旋，可就是無法降落，由于暈機，随行的女同志們身體十分虛弱。
圖：1960年12月28日，申健大使向多爾蒂科斯總統遞交國書
一開始機組人員還安慰他們，說是要盡最大努力在古巴降落。可到了後來，機組人員卻告訴他們，說是飛機準備前往美國的邁阿密降落，申健得知之後大吃一驚：當時的美國甚至還沒有和中國恢複外交關系，新中國的首任古巴大使怎麼能去美國呢？一旦要是在美國降落，将會在新中國在國際上造成多大的名譽損害？
于是申健表示絕不能去美國，讓他們想盡一切辦法同古巴哈瓦那機場取得聯絡，同時示意陶大钊一行人掏出機要檔案，随時準備銷毀。看到中國大使堅決的态度，機組人員似乎意識到了事态的嚴重性，是以他們答應嘗試做最後的努力。經過一段時間緊急的無線電聯絡之後，機組終于和古巴哈瓦那機場取得了聯系，聽從地面雷達的指揮強行着陸。
飛機平安降落在哈瓦那機場之後，陶大钊發現從雨霧之中出現了兩位穿着橄榄綠軍裝的人影，其中一位是古巴土改委員會主任希門尼斯上尉，另一位正是他們十分熟悉的切·格瓦拉。走下飛機之後，申健大使在飛機舷梯旁邊握着格瓦拉的手激動地說道：“今天我們差點就飛到邁阿密去了！”格瓦拉嚴肅地說道：“我們絕不會讓他們把中國大使送到美國去的。”
圖：1960年12月28日， 申健大使向古巴總統遞交國書前在總統府會客室。
随後，格瓦拉向中國大使介紹希門尼斯上尉，并且囑咐他們問中國大使館提供一輛最新的卡迪拉克大轎車、3名荷槍實彈的古巴警衛以及一輛警衛車。從此之後，這些配置和人員就一直伴随着中國駐古巴大使館，直到申健大使離任。
圖：1964年申健大使離任前攝于哈瓦那中國大使官邸門口
1961年10月1日，陶大钊等中國外交使節在古巴哈瓦那大使館舉行國慶招待會，除了切·格瓦拉之外，古巴革命上司人菲德爾·卡斯特羅和勞爾·卡斯特羅也光臨了現場。當時，出席這次招待會的總共有來自古巴各界人士的400多人參加，大家共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2周年和中古建交1周年。
圖：上世紀60年代初駐古巴大使館的年輕翻譯們。右起依次為李國新、李雲溪、黃志良、俞成仁、沈允熬
在古巴進階上司人之中，格瓦拉在中國大使館逗留的時間是最長的，他幾乎在招待會快要結束的時候才離開，很多拉美重要人士向他揮手問好，同他熱切交談。
就在這時，陶大钊拉着一位中國同志趁着間隙走到了格瓦拉同志的面前，向他提出了合影的請求，格瓦拉微笑點頭說：“很高興同你們一起合影。”不過就在新華社駐古巴記者劉東敖準備舉起相機的時候，中國大使館的商務參贊于黎光同志聞訊也跑了過來，他對劉東熬喊道：“别着急，我也參加！”
于黎光這一喊可不得了，頓時中國大使館商務處、文化處、國際書店代表、電影公司代表等人都跑了過來參加和格瓦拉同志的合影，甚至就連在招待會上拍電影的牟森同志也急忙撂下沉重的攝影裝置，急忙跑過來參加這次合影。結果等到相片拍出來一看，格瓦拉的身邊整整站了10位中國同志，中國駐哈瓦那大使館的同志們都為能夠和格瓦拉合影而感到由衷地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