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古巴革命英雄、拉丁美洲著名革命家切·格瓦拉，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这位至今已经成为理想主义化身的传奇英雄，曾经同古巴著名革命家卡斯特罗兄弟一起推翻了古巴政府的资产阶级独裁政府，并且成功的在古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古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切·格瓦拉读了很多关于毛主席的著作，曾经两次访问中国，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故事。
图：切·格瓦拉叼着雪茄的经典形象
切·格瓦拉并非古巴人，而是阿根廷人，1928年出生于一个环境优厚的家庭之中，从小便立志于行医救人。但是和鲁迅一样，在行医过程之中，格瓦拉深深感受到拉丁美洲人民的精神苦难是难以治愈的，正在这时他接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因此他下定决心在拉美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将解放拉丁美洲作为自己毕生所追求的目标。
1957年，格瓦拉在墨西哥认识了古巴革命家菲德尔·卡斯特罗，两人迅速结为密友，并且很快率领一支小部队潜回古巴，开展游击战争，并且在1年多之后推翻了古巴的资产阶级政府。1959年1月2日，格瓦拉指挥的起义军进入古巴首都哈瓦那，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图：切格瓦拉（左）和卡斯特罗（右），同志加战友，共同领导了古巴革命
1959年4月，来自中国新华社记者的庞炳庵和孔迈等人踏上了古巴这片陌生的土地，专门前往采访格瓦拉。5天之后，格瓦拉在百忙之中接见了他们，在2个多小时的采访之中，格瓦拉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古巴革命胜利的原因和过程。
临走之前，格瓦拉忽然扭头从自己的书架上拿下来一本油印的小册子，对两位记者介绍说：“你们看，我是毛主席的学生。”庞炳庵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本毛主席《论游击战》的小册子，格瓦拉将这本小册子送给中国记者，并且特别强调说这是在古巴游击战争的前线印刷的，是来自中国的“精神粮食”。
图：格瓦拉接受记者采访
据后来庞炳庵回忆，格瓦拉曾经在多个场合表示过自己对毛主席的崇拜之情，他非常喜欢读毛主席的著作，并且还根据自己对毛主席著作的感悟，写出了两本著作，一本是《游击战》，而另一本则是续作《游击战·一种手段》。
不过在1963年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黄志良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古巴的时候，他提出想要找格瓦拉索要一本他亲笔签名的《游击战》时，却遭到了格瓦拉的拒绝。对此格瓦拉这样解释说：“毛主席是游击战大师，可我只是一个小学生，我怎么好意思把小学生的作品拿出来给中国同志们看呢？这不就是‘向养蜂人兜售蜜糖’（西班牙谚语，近似于中国的班门弄斧）吗？”
1960年7月，在中国外交部美澳司工作的陶大钊同志忽然接到了一项外交任务：外交部领导决定让他跟随以中国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前往古巴访问3个星期，并且进行了外贸方面的会谈。这次会议中古双方进行得十分顺利，最后卢绪章与格瓦拉分别在协议书上签字，这是陶大钊第一次见到格瓦拉。在他的印象之中，虽然格瓦拉经常习惯穿着一身橄榄绿服装，看起来很有一股军人气质，但事实上他谦虚谨慎、善于思考，还很尊重中国同志们的意见。
图：中国对外贸易事业的奠基人——卢绪章同志
这次签订的3个新中国对古巴的外贸协议，是中国还没有和古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签订的，中国代表团同古巴方面签订了贸易总额大约为1300万英镑的贸易合同，中国将从古巴购买大量糖、镍等物品，以及向古巴援助食品和轻工业产品等等。会议之上，格瓦拉多次向卢绪章表示了古巴人民对中国政府无私援助的感激之情。
中国代表团离开古巴前夕，格瓦拉匆匆赶往首都哈瓦那的机场送行，临走之前，陶大钊亲眼看到格瓦拉从自己身上掏出一直圆珠笔送给卢绪章。据格瓦拉介绍说，这只圆珠笔就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没收26家美国糖厂时，在法律文件上签字所使用过的圆珠笔，他希望这只圆珠笔能够在中国博物馆得以收藏和展览。尽管格瓦拉没有多说什么，但在场的中国同志们都很理解，这只圆珠笔代表着古巴人民对中国淳朴的深厚感情，更代表了他们维护自己民族独立的坚强意志和伟大决心。
1960年11月18日，格瓦拉率领古巴经济代表团正式访问新中国，这是新中国和古巴建交以来，古巴派出的第一个官方代表团。来中国之前，格瓦拉有一句话常常挂在嘴边：“不到长城非好汉。”这次他终于来到了朝思暮想的中国。11月18日，周恩来总理宴请格瓦拉，在宴会上格瓦拉提出了一个最诚挚的要求：一定要见毛主席一面。
图：周恩来会见来访的古巴革命领导人格瓦拉
周恩来向毛主席转达这一信息之后，毛主席决定在11月19日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格瓦拉。在真正见到毛主席之后，切·格瓦拉却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还是毛主席首先开口缓解了他的尴尬：“切，你好年轻呦！”毛主席首先为两人的交谈营造出了一种轻松幽默的氛围。
图：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时，格瓦拉很激动
这时格瓦拉才用非常敬重的语气回答说：“毛主席，你们闹革命的时候我们都还没出生呢！在这里的苏纽尔少校（也是古巴代表团成员之一）今年35岁，但已经是我们这一辈革命者的老头子了，在古巴革命战争之中，他先后受伤6次。”
毛主席听后称赞说：“你们都是国际主义者！”
格瓦拉颇有自豪感地说：“我们在斗争之中对毛主席您一直都是非常敬仰的。我们古巴代表团的成员来自四个国家，除了古巴本地人之外，我来自阿根廷，而那位负责古巴工业机会的经济学家拉塔斯特则是智利人，而在古巴外贸银行工作的马尔多纳多则来自厄瓜多尔。虽然我们不是古巴人，但古巴群众并不反对我们，我们也积极捍卫古巴革命，因为菲德尔·卡斯特罗代表了全拉美人民的意志。”
随后，格瓦拉品尝了来自中国的清茶，并且与毛主席谈起了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相关情况：“虽然我们打游击战争的时候吃不好，精神粮食也很缺乏，但我从仅有的几篇毛主席的著作之中能够发现古巴革命个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之间的共同点。在中国，蒋介石向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时被说成是‘围剿’，而古巴反动派对起义军也使用这两个字。”
图：格瓦拉与他的游击队员们
在谈到战斗方法和对俘虏的政策上，格瓦拉对毛主席感激地说道：“在毛主席的文章之中，菲德尔·卡斯特罗看出了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优待俘虏的政策，就是替俘虏治伤，把他们再送回去。一开始我们搞革命的时候，都是把俘虏的衣服和鞋子脱下来我们自己穿，因为我们的战士连这些东西都没有，后来菲德尔就不让我们这么做了。”
他还告诉毛主席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当初我带兵作战的时候，兵力甚至还不到一个连，有一次我带领连队缴获了敌人一辆坦克，心中特别高兴，但菲德尔非要拿走我的坦克，后来他用了一门火箭炮和我交换。和你们当初‘感谢’蒋介石一样，我们也要感谢巴蒂斯塔独裁政府，因为他让更多的人加入到了我们这边。”
图：1958年12月，切·格瓦拉参加圣克拉拉战役
谈话期间，毛主席微笑着握着格瓦拉的手，说他曾经拜读过格瓦拉的文章《研究古巴革命思想意识的笔迹》，说他很赞成格瓦拉的思想，这让格瓦拉感到精神振奋，后来，格瓦拉将有着一本亲笔签名的《游击战》送给了毛主席。
告别了毛主席之后，格瓦拉紧接着就和李先念副总理准备签署中古联合公报。他首先对李先念说：“我们首先向伟大中国推销的货物是我们古巴最纯美、最甜蜜的结晶——糖……我们必须想办法把一个比索（古巴货币）掰成两半来花。”对此李先念安慰他说：“格瓦拉少校你大可放心，我们保证你们的每一个比索都不会浪费，你就是想吃亏，我们也不会让你吃亏的！”他们的经济贸易谈判很顺利。
随后，格瓦拉会见了周总理。在谈话的一开始，格瓦拉就高兴地握着周总理的手说：“这次我来到中国，是为了能够亲自认识让我们感到深为敬佩的世界革命崇高的一些人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亲自观察和了解中国人民在革命胜利之后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
图：切·格瓦拉正在与周总理交谈
他对周总理说，他们一直以来都很注意学习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由于在过去的拉美地区，有关中国的书籍很少，因此他们来到北京之后就找了两卷《毛泽东选集》来看，他发现中国和古巴两国之间虽然一大一小，可过去都是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国家，从革命经历和革命胜利之后的建设上有很多相同点和不同点。
此时，中古双方已经达成了贷款协议，格瓦拉直言不对地对周总理说：“虽然现在的新中国有能力援助古巴，可是我们也没有权力打乱你们的五年计划，我们等一等其实是没有关系的。”而周总理回答：“我们都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你们有困难我们理应帮助，不然就不算革命国家了。”毫无疑问，格瓦拉对新中国在自己很困难的情况下还向古巴提供援助的举动是非常感动的。
图：古巴革命中的卡斯特罗与切·格瓦拉
当周总理提出，古巴可以推迟还债，甚至可以通过谈判不还债之后，格瓦拉感叹说：“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之中，中国是最为慷慨的国家之一，我们希望自己到时候没有遇到困难，能够及时归还，毕竟我们古巴有句俗话说得好：‘只有自己帮助自己，上帝才会帮助你’。”
图：《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古联合公报
根据协定，新中国从1961年到1965年时期，每年购买古巴100万吨糖、5000吨镍，同时总计给予古巴6000万美元的巨额贷款。因此回国之后，格瓦拉对古中友谊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一次全国电视讲话之中，格瓦拉还向古巴民众们介绍了一则十分感人的故事：原来在签订协议之后，格瓦拉要求在两国公报上写上“古巴感谢中国无私援助”10个字，可周总理却坚决不同意，周总理认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之间的援助都是互利互让的。
格瓦拉最后在电视讲话之中对古巴人民说道：“最后，周总理说服了我，他胜利了。”
这个典故随后在古巴家喻户晓，进一步巩固了两国之间的友谊，据庞炳庵回忆：“直到最近几年，一些古巴老人们还能回忆起这件事情，从他们的言行举止之中都能发现对中国人民的感激之情。”
1960年12月，陶大钊跟随中国首任驻古巴大使申健准备前往哈瓦那上任，此行还有负责西班牙文翻译的沈允熬作为陪伴。从北京出发之后，他们辗转经过莫斯科前往瑞士，然后从那里乘坐荷兰航空公司的客机前往古巴。辗转多次之后，他们达到了加勒比海附近的阿鲁巴岛上，按照航空路线计划，下一站应该就能够到达古巴首都哈瓦那了。
可谁知天有不测风云，等到中国驻古巴大使的飞机到达古巴首都哈瓦那上空之后，当地电闪雷鸣，降下了狂风骤雨，申健和陶大钊所乘坐的飞机多次在天空之中上下盘旋，可就是无法降落，由于晕机，随行的女同志们身体十分虚弱。
图：1960年12月28日，申健大使向多尔蒂科斯总统递交国书
一开始机组人员还安慰他们，说是要尽最大努力在古巴降落。可到了后来，机组人员却告诉他们，说是飞机准备前往美国的迈阿密降落，申健得知之后大吃一惊：当时的美国甚至还没有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新中国的首任古巴大使怎么能去美国呢？一旦要是在美国降落，将会在新中国在国际上造成多大的名誉损害？
于是申健表示绝不能去美国，让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同古巴哈瓦那机场取得联络，同时示意陶大钊一行人掏出机要文件，随时准备销毁。看到中国大使坚决的态度，机组人员似乎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因此他们答应尝试做最后的努力。经过一段时间紧急的无线电联络之后，机组终于和古巴哈瓦那机场取得了联系，听从地面雷达的指挥强行着陆。
飞机平安降落在哈瓦那机场之后，陶大钊发现从雨雾之中出现了两位穿着橄榄绿军装的人影，其中一位是古巴土改委员会主任希门尼斯上尉，另一位正是他们十分熟悉的切·格瓦拉。走下飞机之后，申健大使在飞机舷梯旁边握着格瓦拉的手激动地说道：“今天我们差点就飞到迈阿密去了！”格瓦拉严肃地说道：“我们绝不会让他们把中国大使送到美国去的。”
图：1960年12月28日， 申健大使向古巴总统递交国书前在总统府会客室。
随后，格瓦拉向中国大使介绍希门尼斯上尉，并且嘱咐他们问中国大使馆提供一辆最新的卡迪拉克大轿车、3名荷枪实弹的古巴警卫以及一辆警卫车。从此之后，这些配置和人员就一直伴随着中国驻古巴大使馆，直到申健大使离任。
图：1964年申健大使离任前摄于哈瓦那中国大使官邸门口
1961年10月1日，陶大钊等中国外交使节在古巴哈瓦那大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除了切·格瓦拉之外，古巴革命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也光临了现场。当时，出席这次招待会的总共有来自古巴各界人士的400多人参加，大家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2周年和中古建交1周年。
图：上世纪60年代初驻古巴大使馆的年轻翻译们。右起依次为李国新、李云溪、黄志良、俞成仁、沈允熬
在古巴高级领导人之中，格瓦拉在中国大使馆逗留的时间是最长的，他几乎在招待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才离开，很多拉美重要人士向他挥手问好，同他热切交谈。
就在这时，陶大钊拉着一位中国同志趁着间隙走到了格瓦拉同志的面前，向他提出了合影的请求，格瓦拉微笑点头说：“很高兴同你们一起合影。”不过就在新华社驻古巴记者刘东敖准备举起相机的时候，中国大使馆的商务参赞于黎光同志闻讯也跑了过来，他对刘东熬喊道：“别着急，我也参加！”
于黎光这一喊可不得了，顿时中国大使馆商务处、文化处、国际书店代表、电影公司代表等人都跑了过来参加和格瓦拉同志的合影，甚至就连在招待会上拍电影的牟森同志也急忙撂下沉重的摄影设备，急忙跑过来参加这次合影。结果等到相片拍出来一看，格瓦拉的身边整整站了10位中国同志，中国驻哈瓦那大使馆的同志们都为能够和格瓦拉合影而感到由衷地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