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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聯合國第一個人類環境宣言引用了毛主席語錄？
為什麼聯合國首次人類環境大會被稱為“新中國環保的起點”？
為什麼聯合國首次人類環境大會在瑞典召開？
《聯合國氣候變化架構公約》第二十六次締約方大會(COP26)即将在英國格拉斯哥召開。
從1972年聯合國首次環境大會到今天的氣候大會，人類為重新呼吸到清潔的空氣、重新擁有青山綠水的财富，已經走過了将近50年的曆程。
今天中國人把“生态”視為一種能夠與“精神”、“物質”并列的文明時，不應忘記49年前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的那次人類環境大會。
正是從那次大會開始，中國人對生态環境有了新的認識一些專家迄今仍稱那次會議是“新中國環保的起點”，由此不再将污染視為資本主義的問題。
全球環保的路線圖也是以那次大會為起點的。
1979年聯合國在瑞士日内瓦召開了第一次世界氣候大會。氣候變化第一次作為一個受到國際社會關注的問題提上議事日程。1991年，聯合國就制定《氣候變化架構公約》開始了多邊國際談判。
筆者曾與參與組織斯德哥爾摩大會的兩位加拿大老人做過交談。一位是聯合國前任副秘書長莫裡斯·斯特朗先生，另一位是加拿大世界記者協會的會長凱恩斯先生。上世紀70年代初，他們都在聯合國工作，是聯合國首屆人類環境大會的組織者。斯特朗當時是大會的秘書長，凱恩斯是他的助手。
“在斯德哥爾摩700多年的曆史上，從來沒有過那樣的景象，整個城市人滿為患，甚至連公園裡也有很多人搭起帳蓬，安營紮寨。”凱恩斯先生說。
1972年6月5日-16日，來自世界各地的數千名記者和上萬專家學者彙聚斯德哥爾摩。美國《時代》周刊當時的報道稱這些人雄心勃勃，“想要挽救地球。”他們首次提出了“我們隻有一個地球！”的口号。
中國政府派出了一個大型代表團參會，那是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恢複後第一次參加聯合國的大型國際會議。中國政府代表團由當時的燃化部副部長唐克任團長，成員中有顧明、曲格平、畢季龍和陳海峰等。
中國代表團團長唐克在大會上發言。（聯合國圖檔）
凱恩斯先生回憶說，當時正是冷戰時期，美蘇兩大集團對立，瑞典作為中立國，就是想借用自己的這個身份，通過聯合國來把更多國家凝聚在一起，更充分地關注人類面臨的日益嚴重的環保問題。但是，由于當時聯合國沒有邀請東德參會，蘇聯就要帶着華沙集團抵制。這個時候，開發中國家，尤其是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大國能不能參加就成為關鍵。
斯特朗說，印度決定參加與他在之前搞的一份報告相關。那份題為Founex Report的報告首次将貧窮與環境問題聯系在一起，這與印度當時對環保問題的基本立場相同，是以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決定參會，她在大會演講中也強調了扶貧和生态治理之間的關系。
凱恩斯說，會議籌備期間，他和斯特朗在與中國政府代表的接觸中了解到。那個時候，由于日本出現了嚴重公害污染事件，加之中國也有一些生态污染問題，中國中央政府開始重視這個問題。周恩來總理準許了中國參會，并希望能通過大會了解國際動态，學習國外先進經驗，以便及早開始中國的環境治理。同時，剛剛恢複聯合國合法席位的中國也希望借這次會議向世界發聲。
當時的中國代表團成員，後來成為首任環保局長的曲格平曾回憶，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人們的觀念裡，“社會主義是沒有污染的”，但當時的事實是，官廳水庫、白洋澱、桂林漓江都已出現嚴重污染。在這之前他就參加國務院的相關工作，按照周總理的要求，研究中國的環境風險。
筆者查閱的瑞典報紙的當時的報道說，為了開好那次大會，瑞典政府把新舊兩座議會大廈都騰了出來，并為代表們提供了大量的自行車，讓他們騎車去開會。來自世界各地的環保人士群組織還紛紛在那裡擺攤設點，宣傳各自的環保理念和技術。
由于當時正值冷戰高峰，各路人馬都是“政治挂帥”，觀點對峙，針鋒相對，辯論十分激烈，而環境保護就在這樣的辯論中第一次成為當時世界媒體廣泛關注的話題。
中國代表在大會的發言中明确闡述了中國對環保的立場。後來經過大會讨論，《宣言》采納了中國代表團的諸多觀點，回應了中國等廣大開發中國家的關切，甚至直接引用了毛主席語錄。如：“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寶貴的。”曾任斯德哥爾摩環境研究所副所長的李來來後來在接受“中外對話”的訪談時說，這實際上是當時中國代表團針對宣言草案中涉及“人口增長速率過快引起貧窮和環境破壞”的論調的一種反應。
宣言中引用的毛主席語錄還有，“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我們需要的是熱烈而鎮定的情緒，緊張而有秩序的工作”。
宣言中的一些表述也展現了中國的觀點。比如，“在發展中的國家中，環境問題大半是由于發展不足造成的”；
又如，宣言指出，在開發中國家“千百萬人的生活仍然遠遠低于像樣的生活所需要的最低水準。他們無法取得充足的食物和衣服、住房和教育、保健和衛生裝置。是以，發展中的國家必須緻力于發展工作，牢記他們優先任務和保護及改善環境的必要。”
對這次大會做過研究的李來來博士說，在大會開幕之前，《人類環境宣言》經過各國磋商基本定稿，在大會上隻留了一天的讨論時間。因為1971年10月之前中國還沒有恢複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是以沒有參與之前的讨論。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提出重新開機對宣言的讨論，并認為“這是一個控制和反控制的鬥争”。但是最後基本上還是順利談成了，隻是多耽誤了幾天的時間。
1973年，中國第一次環境保護會議在北京召開，由此揭開了中國環境治理的序幕。
聯合國人類環境大會為什麼會在德哥爾摩召開呢？
大體上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瑞典人對自然有着一種特殊的親近感，至今大多數瑞典人度假不是去什麼旅遊勝地，而是鑽進深山老林或到遠離城市的小島住幾個星期。
瑞典人有句老話，一直被視為環保政策的座右銘：“我們并不擁有一個地球，我們隻不過是從孩子的手裡借了一個地球。”
很多瑞典人常自誇說，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國歌都是歌頌民族獨立和争取自由的，而瑞典的國歌卻是歌頌美麗的國土，這足以表明瑞典人與大自然的關系。
斯德哥爾摩皇後島冬景。丁剛攝
其二，50年代初，瑞典和挪威的漁業出現減産現象，後經科學家調查發現，罪魁禍首是酸雨。由于歐洲大陸上的工廠排放出大量的酸性氣體，随高空氣流飄到北歐，使湖泊酸化導緻了漁業減産，瑞典成為歐洲大陸工業化污染首當其沖的受害者。瑞典人意識到，環保已經不再是一個國家能夠解決的問題，需要全歐洲和全球的應對措施。于是，瑞典政府向聯合國提出了召開環境會議的建議，同時還向聯合國送出了有關酸雨的報告。
其三，當時的瑞典首相帕爾梅把環保視為其外交政策的重要部分。
帕爾梅是一位非常活躍的國際政治活動家，屢屢就美國侵略越南的政策提出批評，曾與北越大使阮壽真共同走上街頭，參加反美遊行示威。帕爾梅把召開這樣一次會議視為改善瑞典國家形象，尤其是提升瑞典在開發中國家影響力的重要機會。他本人或派代表出訪各國，說服了很多國家的首腦，使他們能夠支援這次會議的召開。
大會最後通過了兩個檔案，《人類環境宣言》（又稱斯德哥爾摩宣言）和《人類環境行動計劃》，并确定每年的6月5日為世界環境日，開始建立一個全球110個國家參與的監控污染的體系。
大會最大的成果是首次确定了環境保護在人類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地位，它意味着全球環保意識的覺醒。正如當年斯特朗先生在開幕式上緻詞所說，斯德哥爾摩給人類提出一個新的目标――我們将怎樣掌控人類第一波技術文明沖擊的浪潮。
會後，聯合國成立了環境規劃署，負責在全球建立環境監控體系，斯特朗先生擔任了首任署長。在環境規劃署和全球環保人士的推動下，有了1979年的環境大會，20年後聯合國又在巴西舉行了第二次相關會議，并更名為首腦會議（又稱裡約地球峰會），全球117個國家的首腦參加。
環境問題從此與人類文明緊緊地聯系在了一起。
今天，每當全球各地的人們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紀念“世界環保日”，或是重溫一下人類環保的曆史，就會自然而然地聯想到這次大會，聯想到瑞典人對環保的重視。
丁剛系人大重陽進階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