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井太久郎是促使“七七事變”爆發的元兇之一，當時擔任北平特務機關長，此後曾任僞滿洲國和僞南京政府最高軍事顧問，擔任過日軍第五師團長和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最終以日軍第十三軍司令官迎來了日本無條件投降，盡管被中國政府列為重要戰犯，但是卻被上海軍事法庭無罪釋放，這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松井太久郎
松井太久郎（1887—1969）是日本福岡縣人，出生于農家，1910年5月畢業于陸軍士官學校第22期步兵科，1914年12月考入陸軍大學校第29期，與後宮淳、鈴木貞一、牟田口廉也、佐佐木到一、上月良夫、土橋一次、本多政材等人同學，并于1917年11月畢業，被配置設定至第十二師團服役，1918年8月曾跟随該師團出征西伯利亞。
從俄國回到日本後，松井太久郎先後在參謀本部中國課、關東軍司令部、鹽浦派遣軍司令部、駐北韓軍司令部任職，後被派往歐洲考察軍事，從歐洲歸來後，又被調到陸軍省任職。
“九.一八事變”之後，松井太久郎被調到關東軍司令部參謀部擔任第四課長，1932年2月17日被調回日本出任陸軍技術本部附，一個多月之後，就又被調到近衛師團步兵第2聯隊任隊附，1933年8月1日又出任大阪聯隊區司令官。
1935年1月21日，松井太久郎又被調到關東軍，出任獨立混成第11旅團獨立步兵第12聯隊長，該旅團于1934年10月在日本編成後被派往中國，轄獨立步兵第11聯隊、獨立步兵第12聯隊及獨立騎兵第11中隊、獨立野炮兵第12聯隊、獨立山炮兵第12聯隊、獨立工兵第11中隊、獨立辎重兵第11中隊等。
獨立步兵第11聯隊隊旗
1936年12月3日，松井太久郎調任中國駐屯軍司令部部附兼北平特務機關長，在北平從事各種特務活動，當時擔任中國駐屯軍司令官的是田代皖一郎中将，該駐屯軍司令部設在天津的海光寺，下轄兩個步兵聯隊，一個駐屯在天津，一個駐在屯北平，其中駐屯在北平的牟田口廉也的步兵第1聯隊，就是挑起了“盧溝橋事變”的元兇。
當時步兵第1聯隊所屬第3大隊第8中隊在北平盧溝橋以北區域，以攻取盧溝橋為假想目标進行軍事演習，一個名為志村菊次郎的二等兵，在演習過程中因為拉肚子，暫時脫離部隊友善，由于當天夜晚黑暗，第8中隊又處于運動狀态之中，導緻志村菊次郎未能及時歸隊，第8中隊長清水節郎中尉向第3大隊長一木清直少佐報告，有一個名為志村菊次郎的新兵失蹤了。
志村菊之郎
對于志村菊次郎的失蹤，清水節郎和一木清直始終懷疑與中國當地駐軍有關，于是逐級上報到中國駐屯軍司令部，由于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病重住院，暫由參謀長橋本群少将代理，于是電報訓示北平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與中方進行交涉，松井太久郎當即打電話給第二十九軍副軍長兼北平市長秦德純提出交涉，要求進入宛平城内進行搜查，“如果不打開城門，大日本皇軍将強行進城。”
松井太久郎随即又與日軍在第二十九軍的軍事顧問櫻井德太郎少佐趕赴宛平城，與宛平縣長王冷齋及駐守在宛平城内的第二十九軍第三十七師第219團團長吉星文等人進行談判，面對日方的尋釁滋事，雙方的談判可謂是劍拔弩張，頗有擦槍走火之勢。
然而就在雙方進行談判和交涉之際，松井太久郎的陸大同學牟田口廉也大佐，于8日淩晨下令日軍炮兵向宛平城内開炮，企圖以武力震懾和威脅中方屈服，中國守軍忍無可忍而奮起還擊，打退了日軍的多次進攻，“七七事變”由此爆發。
中國守軍在“盧溝橋”阻敵
1937年8月31日，中國駐屯軍被撤銷，同時編組成立了華北方面軍，司令部設在北平段祺瑞執政府舊址，松井太久郎因熟悉北平的情況而出任司令部部附，輔佐司令官寺内壽一大将、參謀長岡部直三郎少将等人，期間曾參與制定了《關于盧溝橋事變的停戰協定》。
1937年9月14日，松井太久郎調任關東軍司令部部附兼張家口特務機關長，當時東條英機率領的察哈爾派遣兵團已經占領了張家口，并以獨立混成第11旅團為基幹，編成日軍第一個三機關制師團——第二十六師團，擔任師團長的後宮淳中将是其陸大同學，10月13日察哈爾兵團被撤銷，松井太久郎于11月1日晉升陸軍少将。
1938年6月10日，松井太久郎調任近衛師團步兵第1旅團長，其時擔任師團長的是飯田貞固中将，正當日本關東軍與蘇軍在諾門坎地區激戰之時，松井太久郎于1939年8月1日被調回關東軍司令部部附兼僞滿洲國最高軍事顧問，一年以後被晉升陸軍中将。
1940年10月15日，松井太久郎接替中村明人出任日軍第五師團長，當時該師團正駐屯在法屬印度支那（即越南），隸屬于參謀本部直轄，當年12月被改編為三聯隊制師團，步兵第9旅團和步兵第21旅團建制被撤銷，步兵第41聯隊被調出，僅剩步兵第11聯隊、步兵第21聯隊和步兵第42聯隊，但該師團仍有2.5萬餘人。
進攻中的第五師團
為了實施“南進計劃”，日本大學營于1941年11月6日成立了日軍南方軍，由寺内壽一大将出任總司令官，冢田攻中将出任總參謀長，第五師團被編入山下奉文的第二十五軍作戰序列，參加了進攻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的作戰，曾迫使防守新加坡的英軍投降。
就在新加坡淪陷不久，松井太久郎于1942年5月11日調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部附兼僞南京政府最高軍事顧問，成為汪精衛僞政府的“太上皇”，對汪精衛僞政權頤指氣使，并實施殖民統治。
1943年3月18日，松井太久郎接替河邊正三出任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先後輔佐了畑俊六大将和岡村甯次大将兩任總司令官，任内參與了一系列重大戰役的指揮，也由此犯下了許多戰争罪行。
松井太久郎（左三）與畑俊六
1945年2月1日，松井太久郎調任日軍第十三軍司令官，由土居明夫中将擔任其參謀長，該軍于1939年9月4日組建，司令部設在上海，其時該軍下轄第六十師團、第六十一師團、第六十五師團、第六十九師團、第一六一師團及獨立混成第90旅團、第92旅團、獨立步兵第6旅團、第1獨立警備隊，兵力主要分布在上海、蘇州、揚州、徐州、郾城等地區。
日本無條件投降後，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甯次指令松井太久郎擔任第六受降區和第七受降區投降主官，代表杭州地區和上海地區日軍投降，并分别以杭州和上海為投降地點，而第六受降區受降主官是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第七受降區受降主官是第三方面軍司令官湯恩伯。
1945年9月11日下午2點，日軍第十三軍司令官松井太久郎率領參謀長土居明夫等5人，奉命抵達第七受降區的第三方面軍司令部，在解除佩刀之後進入司令部辦公廳，向湯恩伯等軍政要員鞠躬緻敬，雙方簡要介紹各方人員之後，湯恩伯随即将第三方面軍司令部滬字第1号指令交給松井太久郎，松井太久郎在簽署之後領受，對于指令未妥事項，湯恩伯要求日方以書面方式送出，整個過程僅20分鐘左右。
受降報告書
第七受降區日軍的投降完全沒有莊嚴的儀式感，說是秘密進行也不為過，這不能不說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而第六受降區負責接收杭州、嘉興、金華、甯波等地日軍的投降，受降主官顧祝同于9月15日上午10時，召見了松井太久郎指定的投降代表，即第一三三師團長野地嘉平、參謀長樋澤一治、獨立混成第62旅團長長嶺喜一等人，當即授以杭字指令第1号和第2号，命其轉達松井太久郎遵照執行，日方由第一三三師團參謀長樋澤一治簽字接收。
顧祝同的官階比湯恩伯還要高，而松井太久郎竟然沒有出席這麼重要的場合，可見雙方都沒有把這麼重要的曆史時刻當回事，松井太久郎當然是刻意回避屈辱，而顧祝同也沒有刻意強求松井太久郎出席，導緻第六受降區與第七受降區的受降如同兒戲一般，實在是太缺乏曆史責任感了，以緻不被當時的公衆所知，更沒有為後世留下現場照片，來見證這一曆史性時刻。
南京受降儀式現場
而之是以會出現這種狀況，完全是因為中國陸軍總司令部釋出的指令：“各受降地區對日軍投降不再舉行儀式，除台灣（含澎湖列島）及越南北部外，由受降主官以指令或訓令形式釋出，迳令各地區日軍投降代表簽具受令證。”但此令釋出之後，僅有少數受降區遵照執行，大多數受降區仍然舉行了日軍投降簽字儀式。
松井太久郎直到1946年7月才複員，而之是以如此，是因為還有遣散官兵等工作需要處理，時任國防部參謀總長陳誠曾于同年11月29日呈文蔣介石，根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引渡要求，拟将岡村甯次和松井太久郎押解東京，為審判甲級戰犯畑俊六出庭作證，畑俊六曾是岡村甯次和松井太久郎的頂頭上司，蔣介石批示同意國防部意見，僅押解松井太久郎出庭作證。
陳誠的呈文
松井太久郎因長期活動于中國而被冠以“中國通”，尤其對“七七事變”的爆發負有一定的曆史責任，又曾出任僞滿洲國最高軍事顧問和僞南京政府最高軍事顧問，是以曾被國民政府列入戰犯名單之中，但非常遺憾的是，他卻被上海軍事法庭無罪釋放，該犯活到了1969年6月10日才病死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