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潘靜如
題目有點驚悚。打上“引号”，是為了表明我自己是箋注家們的擁趸。箋注家最是老實本分人，冷闆凳一條，案頭燈下，專替别人下注腳，也替讀者掃路障，有什麼“心術”可言。要說“心術”有問題，大約像宋代杜詩“僞蘇注”之流才足以當之。杜撰典實，張口就來。如杜詩《空囊》“囊中恐羞澀，留得一錢看”，憑空杜撰出阮孚的故事來，所謂：“晉阮孚山野自放，嗜酒，日持一皂囊，遊會稽。客問囊中何物，‘但一錢看囊，庶免其羞澀’。”輾轉相沿，“阮囊羞澀”的詞條甚至還進入了《辭源》《漢語大辭典》。（參見莫砺鋒《杜詩“僞蘇注”研究》，《文學遺産》1999年第一期）好在這類給大詩人做箋注時明目張膽的杜撰，隻是一時風氣的産物。宋代的正經學者都已經作了嚴厲的批評。宋代以後，孑焉寡俦。
那為什麼還要說箋注家的“心術”呢？主要是“心術”正，未必就“手段”正。好心辦壞事，也是常有的事。疫中閑讀唐宋名家集，就遇到一些。例如蘇轼《初到杭州寄子由》其一雲：“眼看時事力難勝，貪戀君恩退未能。遲鈍終須投劾去，使君何日換聾丞。”查慎行注：“《苕溪叢話》作任，訛。”（《補注東坡編年詩》卷七）馮應榴查驗了舊王狀元集注本、《烏台詩案》，确實也都作“勝”，出于謹慎，他還是加了按語：“但先生詩首句每不用本韻，且子由詩亦作任，恐非訛也。”（《蘇文忠公詩合注》卷七）這就牽扯出一個問題。首句“力難勝”雲雲，查慎行沿用宋人舊注交待得很清楚：“《烏台詩案》：熙甯四年十二月内，初到杭州，寄子由詩雲‘眼看時事’雲雲，意謂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煩雜不可辦，亦言己才能不能勝任也。”字面上，“力難勝”就是不能勝任之意。既然舊王注本、《詩案》都作“勝”，則這一版本由來已久。查氏斷言“任”字為訛，恐怕是因為“任”字與“能”“丞”不屬同一韻部，犯了出韻之病。但是，蘇轍和詩也作“任”，基本可以确定“任”才是原文，而“勝”反是訛文。我感興趣的是，這個“訛”不是無意識的訛，很可能是箋注家們一廂情願的“理校”所緻。不僅蘇轼有“首句每不用本韻”的習慣，一般而言，詩的首句押相鄰或相近之韻，向來允宜從寬。雖然不提倡，但何嘗不允許。舉個例子，黃庭堅《武陵》詩：“武陵樵客出桃源，自許重遊不作難。卻覓洞門煙鎖斷，歸舟風月夜深寒。”“源”字與“難”“寒”就不在同一韻部。是以，這種“理校”的基礎是有點脆弱的。再說，蘇轼近體詩甚至有非首句“出韻”的例子，如《西山戲題武昌王居士》詩：“江幹高居堅關扃，犍耕躬稼角挂經。篙竿系舸菰茭隔，笳鼓過軍雞狗驚。解襟顧景各箕踞，擊劍赓歌幾舉觥。荊笄供脍愧攪聒，幹鍋更戛甘瓜羹。”清人李必恒在補注新輯本《施注蘇詩》時就說：“按經字系九青韻，豈先生偶失檢耶？”（《施注蘇詩》卷四十。理論上首句“扃”字也“出韻”了，而李必恒不指摘，就是因為首句押鄰韻原不足為怪）更見得一味膠柱鼓瑟，未必果能得蘇詩真面目。可“力難勝”偏偏流傳很廣，以至于明成化本《蘇文忠公全集》也作“勝”，今天點校整理的各種蘇集亦多因之，這裡就不細舉其名了。現代專門的校勘學家亦不免為所愚弄，1958年屈萬裡以施、顧《注東坡先生詩》對校《四部叢刊》影印元務本堂刊王狀元集注本時，有雲：“此本（施顧注本）勝處至夥。……卷四《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絕句》詩‘眼看時事力難勝’句，元本‘勝’訛‘任’。”（《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宋刊本注東坡先生詩》，《增補足本施顧注蘇詩·宋刊施顧注蘇東坡詩提要參考資料彙編》，台灣藝文印書館，1980年，35頁）斷然以“任”字為訛。除此而外，這裡還留有一個疑窦。馮應榴《合注》本按語說舊王注本作“勝”，而屈萬裡所引《四部叢刊》影元王注本作“任”；也許馮應榴所據王注本是别一版本，疫情期間訪書不便，聊待他日。總之，這一異文問題，可以複查蘇轍《次韻子瞻初到杭州見寄二絕》其一：“吏治區區豈不任，吳中已自富才能。還應占位書名姓，學取藍田崔縣丞。”首句尾字亦作“任”，何者為确，不難定谳。幸虧有了蘇轍的旁證，我們才可以還原蘇轼的原文。否則，即使對簿公堂，也難有勝算，改“任”為“勝”本來就是箋注家的“理校”所緻。蘇詩自北宋末年就有注本，趙次公等人的四家注以降，有五家注、八家注以逮《王狀元集百家注》本、施顧注本，擅改文本的始作俑者必是此中箋注家之一。
這告訴我們，箋注家的“理校”并不是很靠譜。“理校”的結果越是顯得圓滿，越要警惕。杜詩《歲暮》：“煙塵犯雪嶺。”仇兆鳌《杜詩詳注》卷十二在“犯”字下注：“當作侵。”這是想當然，實在無依據。仇兆鳌也許覺得杜詩格律謹嚴，不會出現“平平仄仄仄”的局面。這未免既迂且愎，不值得正經反駁。我們試看他的《杜詩凡例》之第二條“杜詩刊誤”例，便知此一思維模式橫亘在他的胸中：
《何氏山林》詩“異花開絕域”，當是“來絕域”，于“開拆”不犯重。《送裴尉詩》“扁舟吾已就”，當是“吾已僦”，于“就此”不相重。如《冬深》詩“花葉随天意”，當是“惟天意”，于“随類”不相重。如《送王侍禦》詩“況複傳宗近”，當是“宗匠”，于“近野”不相重……
這些例子，當然不排除真知灼見，有說的極對的地方。但我的重點不在這裡，而在于其思維模式。仇兆鳌替杜甫掃除訛誤，是要恢複杜詩當初的圓潤完美。在他的設想中，杜詩當然是圓潤完美的，一首詩中不應出現重複的字眼或其他的技術瑕疵；假如有，一定是傳抄、刊刻哪個環節出了問題。第一，世上并無此理，就是杜甫恐怕也做不到；第二，抱定這種想法有适得其反的風險，斤斤計較于尺寸得失，本意是在還杜甫“詩聖”之真，有時反而把人家杜甫的眼界拉低、格局縮小了。出于同樣的心理，仇兆鳌傾向于杜集中《雨不絕》一詩是僞作：
律體以首尾為起阖，三、四承上，五、六轉下，此一定章法也。若在六句分截，則上重下輕，不見轉折生動之趣，詩之可議在此。朱瀚曰：題便可怪，“搖揚如絲”隻是申上“細微”，“泥不亂”語近于率，“風乍稀”節外生枝，“舞石”加“乳子”未免冗贅，神女“自濕衣”何須過慮，“眼邊”襯字，“匆促”拙字，“安流逆浪”，反複重言亦少意味。此當系赝作也。須辯之。
想來朱瀚說到了仇兆鳌的心坎上：這麼“差”的詩怎麼可能是杜甫寫的？是以，他又挑出了“章法”上的毛病。在這個意義上，作為箋注家的仇兆鳌的心理，像極了“佞臣”，按今天的話來說，則不脫“粉圈”思維。假如是僭主，也許隻恨他這類變相的谀詞來得少了；僭主是聽不得真話的，即便是真話，也要藝術化地處理為谀詞。但杜甫到底是名副其實的詩聖，他的反應如何，咱們就不便揣測。
上述情形與杜詩“僞蘇注”的杜撰故事、曲相皮傅，在主觀意圖上究竟是有本質差別的。但隻要箋注家迷信大詩人的詩語語都有來曆，進而把箋注當成一種囤積居奇的“買賣”，而不能收其放心，就難保不啟人疑心。南宋朱翌《猗覺寮雜記》雲：“（杜甫）《李潮小篆歌》：‘苦縣光和尚骨力。’‘骨力’二字，《南史·張融》：齊高見其書曰：‘卿書殊有骨力。’”清人注杜，帶一點內建性質，細大不捐，認為“骨力”是條異文，就夾注到小字裡了，如《杜詩鏡铨》卷十五、《杜詩詳注》卷十八，其來源同是《猗覺寮雜記》（《杜詩詳注》已明白列出）。這顯示了清人編注杜詩時的審慎，是學風好的展現。今按杜詩《贈李潮八分小篆歌》雲：“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察前後文，作“立”于義為長。當然，這種理校并不說明問題。比較有力的事實是，在朱翌之前，杜詩似無此異文，今流傳的《杜工部集》及宋人杜詩注本如王洙《分門集注杜工部詩》、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箋》、黃鶴《補注杜詩》等，皆未見有作“力”的。另外，就是我對箋注家向來有一點警惕。假如朱翌《猗覺寮雜記》引杜詩而随即發了一通相關議論的話，那麼所引杜詩中的“異文”盡管有自家抄錯的可能，仍然可錄以備考。可《猗覺寮雜記》劈空隻引了光秃秃的“苦縣光和尚骨力”一句，接着引《南史》“卿書殊有骨力”以見杜詩“骨力”二字大有來處。直覺告訴我，這也許是朱翌讀《南史》偶至“卿書殊有骨力”處，忽然想起了杜甫《贈李潮八分小篆歌》有“苦縣光和尚骨立”之句，便條記下來，既應證了杜詩無一字無來曆，也見得自己學養不無可用處。至于是誤記為“骨力”，還是強扭為“骨力”，千載之下，早無從知曉矣。朱翌雖然不是職業箋注家，但筆記中喜歡給人注出處，總算得業餘箋注家。假如迷信大詩人“句無虛語”，那做箋注“買賣”時的那種囤貨居奇、好大喜功的心理怕就收不住。出于這個緣故，在有相對合理證據的情形下，我傾向于作一點誅心之論。
近乎犯癡的毛病，箋注家多有，而宋人似尤甚。清人張宗松曾在《王荊公詩注略例》中抱怨道：“注家多穿鑿附會之病，又有稠疊蔓引之病。李氏捃摭搜采，務求來曆。或字義稍有異同，則雲公别有所本，或雲未詳出處。豈有改竄舊文，僞造故事，以疑誤後學者乎？”《猗覺寮雜記》引杜詩時帶出來的那條異文就有“改竄舊文”以遷就出處的嫌疑。張宗松提到的“李氏”，就是荊公詩注者李壁（一作璧）。李壁是一位嚴肅的箋注家，絕不似杜詩“僞蘇注”之流的“穿鑿附會，設為事實”（郭知達《新刊校正集注杜詩序》）、“随事造文，一一牽合”（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但過此以往，甘作大詩人“佞臣”的心理，怕總還是大環境的産物。王安石《寄吳正仲卻蒙馬行之都官梅聖俞大博和寄依韻酬之》詩中有句雲：“趙兵今窘漢旗紅。”李壁注：
韓信破趙，立漢赤幟。紅字必别有出處。
本來引“韓信破趙，立漢赤幟”已經注得夠明白了，但李壁為何還要加一句“紅字必别有出處”？這大概是因為詩句中說“漢旗紅”，而《史記·淮陰侯列傳》說的是“立漢赤幟”，王詩用詞似乎還不夠嚴絲合縫。以荊公碩學高才，必另有妙處才是。再如《西帥》“一丸豈慮封函谷，千騎無由飲渭橋”句，李壁注：
按《北史·韋孝寬贊》：東人怙恃其衆，将欲飲馬清渭。而《新唐史·突厥贊》亦言：虜薄渭橋，騎壒蒙京師。然一丸泥既是《後漢書》全文，則亦疑千騎或别有出處，公方以為對。
因上聯故實中的“一丸”是《後漢書》成語，是以李壁懷疑下聯的“千騎”也必有其特别的出處，荊公才樂于如此屬對。這種想法看上去有理，“一水護田将綠繞，兩山排闼送青來”不就出自王安石的手筆，因以“漢人語對漢人語”而博得宋人的喝彩嗎？這樣看來，箋注家對大詩人的文本“疑神疑鬼”“草木皆兵”（錢锺書《宋詩選注》黃庭堅小傳語）倒是一種審慎的态度，特别是王安石是出了名的“使人習其讀而不知其所由來，殆詩家所謂秘密藏者”。（魏了翁《王荊文公詩注序》）這是的确的。但也可以從另一面看。像李壁這樣覺得王安石無一字無來曆、無一對不切當的預設，雖說是“慎之也”，到底還是有一點“佞臣”心态。就是碩學高才如王安石，又豈能無牽合将就時？“一水護田将綠繞，兩山排闼送青來”博得無數人的推賞，總說明它算得一樁罕事，不是天天可以遇到的。當然，李壁說王安石或許别有所本，不見得就是慎重或一味迷信大詩人，有時候倒可能是一種委婉語。例如王安石《寄曾子固》詩有“周人貴婦女，扁鵲名醫㿃”之句，李壁注：
《扁鵲傳》：“鵲名滿天下。旁遊六國，至邯鄲，聞趙貴女病，扁鵲即為帶下醫。過洛陽，聞周人愛老，扁鵲即為耳目痹醫。入鹹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随俗為變，無所滞礙。”貴婦人乃趙人，非周人，今稱周，或别有出處。
事情是明擺着的，王安石偶然誤記了，不待李壁申言而可知。李壁不說破，許是遵守了經學家“疏不破注”的遺風，——嗐，這還不免是“佞臣”的樣子。但得承認，面對王安石用典的疏忽，李壁處理得很藝術。
相形之下，查慎行就不免“甚辯”，他太迷蘇轼了。蘇轼《和子由除夜元日省宿緻齋三首》其二雲：“白發蒼顔五十三，家人遙遣試春衫。朝回兩袖天香滿，頭上銀幡笑阿鹹。”這裡“阿鹹”兩字，是一樁疑案。要從杜甫說起。杜甫《杜位宅守歲》首聯雲：“守歲阿戎家，椒盤已頌花。”阿戎兩字，一作阿鹹。杜甫、杜位是從兄弟關系。按理，“阿鹹”這個典故乃叔侄間事（阮籍稱侄兒阮鹹為阿鹹），并不相稱，而“阿戎”二字，盡管注家所引典故不一，但都與兄弟相關，在情理上是說得通的。是以，明人胡俨就斷言阿戎是原文，而“注家改為阿鹹，不知阿鹹乃叔侄事，與兄弟不相當”（《杜詩詳注》卷二引。按《讀杜心解》卷三、《錢着杜詩》卷九并引胡俨此說）。胡俨懷疑這一異文來自注家妄改，是極有見地的，因為這種異文不像是杜甫自己改詩留下的，亦不像是刊刻傳寫之誤，大機率是注家為了“還原”杜詩完美圓潤的真面目而改。我們剛才有了蘇轼“勝”“任”異文的教訓，不免對這種看似更完美的說法表示慎重。蘇轼寫詩，兩用“阿鹹守歲”的典故，是承襲了杜詩。這就是說蘇轼看到的本子作“阿鹹”。可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宋人郭知達謂“杜詩善本當是阿鹹”（《九家集注杜詩》卷十八），胡俨也承認“善本作阿鹹”（《錢注杜詩》卷九）；另外，宋人“謝無逸手抄陳無己所校本”也作“阿鹹”（《施注蘇詩》卷二十二《章錢二君見和複次韻答之》注引）。那何以“阿鹹”反而是注家妄改呢？這是胡俨不能自圓其說的第一個地方。第二個地方就是，我們不能想象箋注家水準如此低下，愣是不管不顧杜甫、杜位的兄弟關系而改“阿戎”為“阿鹹”；反過來做，倒是才符合箋注家們的心曲。假如真像郭知達猜測的那樣——“意者，杜位小字阿鹹也”（《九家集注杜詩》卷十八），那麼更有可能是宋代的箋注家們認定“阿鹹”是用典，與杜甫、杜位兄弟關系不相稱，而妄改為“阿戎”。可惜，這樁疑案永遠無法定谳了。但與此案相牽連的蘇詩，我們是可以評一評的。上引蘇轼《和子由除夜元日省宿緻齋》其二尾句“頭上銀幡笑阿鹹”，查慎行引舊注雲：“阿鹹，舊注有雲：王思逺，小字阿戎，王晏之從弟也。子美《杜位宅守歲》詩，用阿戎，蓋出于此。東坡與子由偶誤用為阿鹹耳。”（《補注東坡編年詩》卷三十）舊說（見宋人注本、筆記）謂東坡誤用“阿鹹”，查慎行有點不樂意，加按語辯解道：
東坡用阿鹹，當指子由諸郎，觀末章結處有“卻将新句調兒童”之語，未必專指子由也。
王文诰撰《蘇文忠公詩編注內建》時如獲至寶，也引了查慎行這個說法為坡公辯護。意謂這裡“阿鹹”可能指蘇轍的兒子們，即蘇轼的侄子，這不無可能。可是從我們上引《和子由除夜元日省宿緻齋三首》其二的全詩來看，同樣也像是兄弟間開玩笑的。這是其一。詩的題目既含“除夜”二字，用典當然與杜詩《杜位宅守歲》相關，句中的“阿鹹”不指兄弟，還能指誰？這是其二。蘇轼在《章錢二君見和複次韻答之》其一中又曾寫道：“欲喚阿鹹來守歲，林烏枥馬鬥讙嘩。”又一次寫到了“阿鹹守歲”，這個典故于古無征，隻能來自杜詩，而杜詩明明白白是寫在兄弟家守歲的。這是其三。是以，查慎行的辯解略顯乏力。轉念一想，查慎行完全可以這樣辯解：“公所睹杜集如此，烏得謂誤用耶？”但這樣一來，就好像是說，蘇轼用典不免是個“二道販子”，甚至一時失檢，昧于“阿鹹”故事。蘇轼的才學根本不用懷疑，但對“佞蘇”的查慎行而言，這種辯解也許要不得。
平心靜氣地看，蘇轼用事原不必來自原典，前人用錯，他有時也照樣跟着錯。例如，《次韻徐積》首聯：“殺雞未肯邀季路，裹飯先須問子來。”“裹飯”一事來自《莊子》，然而“裹飯”所饋乃是子桑，而非子來。難道是蘇轼誤記嗎？宋人《複齋漫錄》（《苕溪漁隐叢話》引）、《能改齋漫錄》（有說《複齋漫錄》作者是吳曾長輩，是以《能改齋漫錄》多因之。參見唐蜜《〈複齋漫錄〉輯佚與考辨》，西南大學2018年碩士論文）等已指出韓愈《贈崔斯立》詩雲：“昔者十日雨，子來寒且饑……褰裳觸泥水，裹飯往食之……”則蘇轼“用”子來事，不正是從韓詩而非《莊子》中來麼？并非巧合的是，宋人文谠《詳注昌黎先生文集》、朱熹《朱文公校韓昌黎先生集》的正文都作“子桑”，隻在小字夾注裡還留存“子來”的痕迹。文谠連“一作來”這種客觀話都懶得說，直接夾注雲“或作來，非”（《詳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卷一）。朱校本下夾注雲“方雲，考《莊子》，實作子桑”，則正文定（抑或改？）為“桑”也許就是方崧卿等人的功勞；這大概也就是朱熹稱道的方崧卿“固未嘗必以舊本為是，而悉從之也”（《韓文考異序》）。而到了清人方世舉《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裡頭，連夾注裡“子來”的痕迹都不見了，仿佛不存在過。這大約又是箋注家們“理校”出完美本子的一例吧？
但凡事當看兩面。“佞臣”雖說一心為主，究竟也還有為己的成分，這就難保不借着主子的名義而自炫自售。這裡頗适合舉陸佃、陸升之祖孫倆的故事。《西清詩話》載：
熙甯初，張侍郎掞以二府成，詩賀王文公。公和曰：“功謝蕭規慚漢第，恩從隗始詫燕台。”示陸農師，曰：“蕭規曹随，高帝論功，蕭何第一，皆摭故實。而請從隗始，初無恩字。”公笑曰：“子善問也。韓退之《鬥雞聯句》‘感恩從隗始’，若無據，豈當對功字邪？”乃知前人以用事一字偏枯，為倒置眉目、返易衣裳，蓋慎之如此。
陸佃的發問很誠懇，王安石的回答不啻給陸佃和世人上了絕妙的一課。李壁的《王荊公詩注》就征引了這條；昔年讀陳寅恪《柳如是别傳》，記得陳寅恪也特别拈出了這個例子。也許是受了王安石答祖父問的這個故事的啟發，陸升之也有類似創獲。《老學庵筆記》載：
柳子厚詩雲：“海上尖山似劍铓，秋來處處割愁腸。”東坡用之雲：“割愁還有劍铓山。”或謂可言“割愁腸”，不可但言“割愁”。亡兄仲高雲：“晉張望詩曰：‘愁來不可割’。此‘割愁’二字出處也。
陸升之（陸遊“亡兄仲高”）讀書面廣而心細如此，令人佩服。不過，稍加梳理，不免略有疑窦。蘇轼原詩《白鶴峰新居欲成夜過西鄰翟秀才》“系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铓山”是有自注的，略雲：“韓退之雲‘水作青羅帶，山為碧玉簪’，柳子厚雲‘海上尖峰若劍铓，秋來處處割愁腸’，皆嶺南詩也。”蘇轼提醒讀者他這兩句化用，是來自韓、柳的“嶺南詩”，道地的本地風光。他自注并沒說還化用了張望詩。當然，以蘇轼才學之高，原不必屑屑于自注出處，那反而顯得局氣。問題是，張望詩并非常見詩句，在連韓、柳“嶺南詩”都要和盤托出提醒讀者自己的一點用意的情況下，若果真張望詩也是東坡所本，似無不提之理。也許陸升之、陸遊确實相信蘇轼在這裡還化用了張望詩，但更許是，陸升之将這句蘇詩當作了展現學問的舞台。我們這才悟到，箋注家那種“疑神疑鬼”“草木皆兵”乃至于“穿鑿附會”的習氣，也許不完全是因為笃信大詩人無所不造、有言皆微，有時倒實在是自己心癢得難耐。這樣看，“佞臣”的另一面原是“驕臣”：不受案頭大詩人的管束的。可憐尊集雕肝地，合是吾家跑馬場！受了這點啟發，我們這才進一步悟到，箋注家們“理校”出完美本子，名義上是要還原大詩人的真面目，但實際上還原（也許該說“重塑”）的乃是理想中、邏輯上的真面目，——嚴格來說，還得再加上關鍵兩字：“自己”理想中、邏輯上的真面目。
“佞臣”“驕臣”都是戲谑之稱，他們總還是可愛的，不似備位充數的“具臣”，号稱校注，隻草草糊弄了事。是以，箋注時他們那種特殊的心理不但應該被忍受，而且還應該被看作是優秀箋注家與生俱來的美德，即便是毛病，也算得是一種“必需的罪惡”。畢竟，天下沒有什麼人或事是完美的。我們既嘉許了箋注家的“心術”，便有必要留個心眼。不然，豈不辜負了他們？
責任編輯：于淑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