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說到乾嘉學派吳派，惠棟是無法繞開的人物，他無疑是乾嘉學派吳派的一代宗師。惠棟之是以能達到如此高的學術地位，他之前的三代先人功不可沒。正是因為深厚的家學淵源，才使得惠氏家族到惠棟一代終成集大成者。
著書立說 開一代家學
據《清儒學案》記載：“樸庵筚路藍縷，研溪、半農繼之，益宏其業，至松崖而蔚為大師。傳授淵源，自當以世為序，以明一家之學。”惠氏家學以有聲為淵薮，其人博通經學，以九經教授鄉裡，治《易》《春秋》等經書皆有所建樹。令人遺憾的是，身為明末貢生的有聲處于朝代更替之際，其著遭亂散佚，未能留存至今。其子周惕秉承庭訓，同樣長于經學，但其經學研究著作今也唯見《詩說》一書流傳于世。惠棟有言：“惠氏經學，權輿于曾王父……公傳其學因著《詩說》《易傳》《春秋問》《三禮問》諸書……其《易傳》《春秋問》《三禮問》，公悉口授大義，命先君書之。其後先君述兩世之學，著《易說》《春秋說》《禮說》《大學說》數十卷。”由此可知，惠氏經有聲、周惕至士奇治學不辍，士奇所著《易說》《春秋說》《禮說》等實乃惠氏三世治學之結晶。
縱觀有聲、周惕、士奇三代，我們可以明顯感覺其崇漢傾向。明末清初，學界出現“理學清算”局面，漢學興起初見端倪，惠氏自有聲始，治學講究實事求是、信而有征，這與漢代學者的研究傳統不謀而合。以治《易》為例，惠棟論及其曾祖時說：“初曾王父極推漢學，以為漢人去古未遠，論說各有師承，後儒所不能及……既老，不複著述，以其說口授公，公授之先君，由是雅言古訓，遂明于世。”李鼎祚《周易集解》一書彙集兩漢至唐近四十家《易》注，是唐朝以後儲存漢《易》的唯一文獻，有聲“闵之不存”，參衆說為其作注，此舉開啟了恢複漢《易》的工作。口授相傳至周惕，纂《易傳》一書，而後士奇上承家學，遠紹漢儒易學，撰成《易說》，坦言：“《易》始于伏羲，盛于文王，大備于孔子，而其說猶存于漢……漢儒言《易》，如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通變……虞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指歸則一，皆不可廢。今所傳之《易》，出自費直，費氏本古文，王弼盡改為俗書，又創為虛象之說，遂舉漢學而空之，而古學亡矣。”從有聲力複漢《易》，還原古《易》面貌，至周惕受其父熏陶，治《易》著書，再到士奇對漢學家治《易》方式的認同，惠氏三代不止于觀念上推舉漢學，而且在治經的實踐過程中表明對漢學的認可，形成家學規範，确立吳派漢學基調，影響後世。
以經解經 明治學路徑
自古漢學家講經重視訓诂考據，惠氏三代取法漢儒，認為“經之義存乎訓”；又得益于深厚的經學功底，于是在訓釋經書中文字名物抑或考證典禮史實等問題時，往往以諸經為宗，廣征博引各類經書，參照衆經說作解。因有聲著作皆散佚，本文姑且不論，但将筆墨着落于周惕及士奇諸書。
周惕在《答薛孝穆書》中提及：“仆立說之旨，惟是以經解經……然仆據孔子《春秋》以駁左氏、趙氏不為無據，足下欲反吾說，亦必證據于‘六經’，而後與仆合要。”在其《詩說》所征引的諸多文獻中，“春秋三傳”和“三禮”占據半壁江山，足見經書分量。下面試舉一例。
《葛覃》之詩曰：“害瀚害否，歸甯父母。”言女子之适人者，有省父母之禮也。《泉水》《蝃蝀》《竹竿》之詩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言女子之适人者，不得複省其父母兄弟也，兩者抵牾如此。而《春秋左氏傳》曰：“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谷梁傳》曰：“婦人既嫁不逾竟，逾竟非禮也。”又各自為說如此……愚嘗求之孔子之意，而知歸甯之說非也。于《春秋》知之。《春秋》莊二十七年冬書“杞伯姬來”……而《春秋》何以書而譏之？以此知歸甯之說非也。《公羊傳》曰“婦人為嫁曰歸”，是也。（《詩說》卷中）
周惕考察《詩經》發現，《葛覃》與《泉水》《蝃蝀》《竹竿》等詩當中有關“歸甯”的了解互相抵牾，沖突點在于“歸甯”是否意為“省親之禮”，而後參考《左傳》《谷梁傳》，提出省親行為不合禮制，宜解釋為“女子出嫁”。這裡我們不論周惕之說是否确切，且論其釋一詞而涵蓋“春秋三傳”之說，确證了其“以經解經”的治學方式。
“以經解經”的提出源于對傳統經學研究方法的總結，南宋黃震在其《黃氏日抄》有言：“字同義異，可破世俗以經解經之弊”，道出了治經專宗原典的局限性。明中葉以降，尤其明末清初之際，“以經解經”得到長足發展，習見于學者的論著當中。一些學者利用自身博聞強識、會通群經的特點，在解讀經文時精心校勘經書，還原經書原貌，于經書中尋求本證，同時突破原典限定，以傳作為補充，表達的經義更為豐富準确。周惕、士奇契合時代轉型，治經之法應運而生，不僅開啟了吳派“以經解經”的治學路徑，成為後世闡釋典籍的首要原則，還展現出明末清初朝代更疊之際，學者的治經範式。
創獲有據 繼往開來
惠氏三代長于經學，并非不通史、子、集，周惕《詩說》一書雖着眼于經義，也包含了大量對春秋史事的讨論，士奇《禮說·地官》叙述農田耕作和土地制度問題，皆以《管子》作證。二人崇漢，但未專于漢儒經說，是謂“有漢儒之博而非附會”，先秦諸子或魏晉學說皆有所論，是者采擇，非則辯證謬誤，不墨守成規，也不盲目反對。正是這種辯證的态度，使得惠氏在治經的過程中有所創獲，呈現出新的治經視野，其中以士奇《易說》最為突出。
士奇有言：“《春秋》本《周禮》以紀事，學者不明《周禮》，焉識《春秋》。”經學在一定程度上是互通互成的，《春秋》為“禮義之大宗”，存在許多祭祀、聘禮等方面的禮制，不懂禮制無法說清《春秋》。這種“互通互成”的理念同樣适用于《易說》表達出的治學主張。首先，《周易》此書包羅萬象，内容涉及語言文字學、哲學、文藝學、自然科學等多學科知識，研究此書自然需要學者具備極高的文化素養，從多角度解讀以求挖掘出更多含義。士奇究解經之根本，從訓诂入手，而後探求經義，征引諸典，廣采京、鄭、荀、虞之義，博取《逸周書》《漢書》《史記》之事，更将《荀子》《管子》《墨子》乃至《内經》等納入其中作為佐證，形成了以史證《易》、以子補《易》的典籍互通局面。其次，士奇為官多年，督學廣東期間，施行良政、注重教化，行事多為人贊許，最後卻遭受天子罰修鎮江城之結局，草草收場。告老還鄉之後，緻力于經學，居官行事的經曆促成其在治經過程中對“經世緻用”産生更為深入的了解。《易說》中運用大量史實解釋《周易》經義，而曆史的價值在于，所發生的事件當中透露着事件本身所涵蓋的理念。士奇正是通過挖掘這種理念宣揚經義，表明自己的立場。
綜上所述，明末清初，朝代更疊，學者紛紛尋求新的治學門徑。惠氏有聲、周惕、士奇三世傳經，為後世儲存了豐富的文獻資料。他們治經過程中流露出的崇漢傾向，以及注重“以經解經”的治經方式，确立了家族治學範式，影響了乾嘉後人經典诠釋的發展路向，促成了乾嘉經學的繁盛局面。除此之外，惠氏士奇承繼家學治經方式，于治《易》過程中又有所創發，做出了互通典籍以達經世緻用的新嘗試，展現了更高的文化視野，在經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乾嘉學派——吳派研究”（17ZDA303）階段性成果）
（作者機關：蘇州大學文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周一瑄 曹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