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生》海報。
由劉偉強執導，張涵予、袁泉、朱亞文、李晨領銜主演，根據2020年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中國醫生》涉及大量關于醫療場景、道具、表演的戲份，劇組為了保證在拍攝過程中不會觸碰醫學原則問題，特意邀請了三位醫學顧問跟組5個月，為影片真實性把關。新京報專訪了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急診與重症醫學科副主任醫師，也是該片醫學顧問之一的冉曉，請他講述5個月的跟組經曆中，除了教育訓練演員，幫編劇打磨劇本之外，如何化身“工程師”，天天拿着圖紙，負責監督場景的搭建是否合理；在“停電”那場戲中，為了捍衛醫學原則問題，如何與導演劉偉強周旋，據理力争。>>>《中國醫生》醫學顧問：易烊千玺飾演的小羊就像當年的自己
以下為冉曉自述：
三位醫學顧問不同分工
全程跟組5個月
2020年6月初，武漢很多醫院都已經關艙，病人轉到我們醫院，接受并發症的治療，我們醫院是最後關艙的。2020年7月，《中國醫生》劇組來到我們醫院招醫學顧問，提出了三個要求：第一，抗疫時間要足夠長；第二，對各種重症搶救技術和新冠肺炎的救治非常精通；第三，溝通協調能力要強，因為有幾百位群衆演員和主演要進行醫療教育訓練，要讓他們盡快進入到醫務人員角色。
片中有很多群衆演員。
最後，我們院長想到了我。我從2020年2月初到6月初，一直在新冠肺炎的ICU病房工作，在裡面待的時間最長；我又是幹重症的，有13年的重症醫學經驗，對ECMO（體外膜肺氧合）的各種搶救技術非常精通熟練，同僚都稱我“ECMO小王子”；在溝通方面我也沒問題，平時比較熱心。
2020年7月中旬，劇組在我們醫院開了一個座談會，劉偉強導演和我聊了一會兒，最後說就是你了。
進組前，我是有思想鬥争的，因為之前已經4個月沒回家，不想再出一次長差。劇組說，從影片開機到殺青，醫學顧問要全程跟組，不能讓影片出現任何違反醫學原則的鏡頭，一旦開拍，就不能走開，原定3個多月時間，實際最後工作了5個月。
劇組的三位醫學顧問。
劇組共有三位醫學顧問，都是我們院的。三人有不同分工，我是重症醫學指導，我們科的護士長劉雪晴老師，是護理方面的醫學指導，還有我們醫院感染管理科主任技師熊薇，是院感指導，負責防護服如何穿脫，各種醫療垃圾該怎麼處理，場景搭建符不符合傳染病醫院的布局等。
2020年7月31日，我們三位醫學顧問來到了無錫影視基地，8月1日正式開始工作。電影是2020年10月開機，開機前兩個月我們主要做兩個工作，一是和編劇一起把劇本不斷完善，二是對演員進行教育訓練。
針對演員檔期制定教育訓練
易烊千玺至少練了幾百次插管
我們進組時，劇組已經有了一版劇本，編劇老師跟我們說，這個劇本是初版，是她采訪了很多抗疫醫務工作者寫出來的，但人物形象還不夠立體，故事性還不夠強，是以就等着我們，跟我們聊，像片中的張競予院長、文婷主任，還有實習的住院醫生等，他們在臨床上是怎麼說話，怎麼表現的，我們也提供非常多的素材和故事給她，一起把這個劇本慢慢打磨，實際上到最後殺青之前，劇本還在不停更新，最終版劇本跟當初第一版差别很大。
醫學顧問冉曉正在教育訓練演員。
在完善劇本的同時，我們還要對演員進行教育訓練。教育訓練片中主要演員，要面臨一個難題，他們的檔期是不一樣的，不是說同時來好幾位演員一起教育訓練，大部分情況是，今天這位演員有檔期來了，隻有三天時間，我們就趕快制定計劃，這三天要學什麼，把這三天的課都趕出來，單獨給他排這個課程，讓他能盡快三天把該學的都學了。過幾天另一位演員又來了，我們趕快再給他制定一個計劃，他哪些醫學知識已經學過，哪些沒學，再給他進行講解訓練。我們平時上課學生都在一起，我們講一遍就可以了，但在劇組針對每位演員的計劃都是不一樣的。
像易烊千玺，在我們劇組裡面算年齡最小的，但他是個很謙虛很好學的男孩。在第一版劇本中，他的戲份非常少，角色也不太立體。但我們和編劇讨論，在抗疫過程中，像易烊千玺飾演的小羊這樣的青年力量占了絕對比重，應該有一個成長的過程。之後，易烊千玺的戲份慢慢變多，需要學習的東西也很多，包括ECMO、插管等各種理論知識和操作都要學。
在拍攝現場，易烊千玺跟我們說，能不能在拍攝的間隙去學一學插管，我說可以，我們就把插管的模具、器材搬到了拍攝現場旁邊的屋子，他就在那不停地練習，練習了至少好幾百次，像袁泉、朱亞文、李晨等之前學得很熟練的就幫他糾正手法。
易烊千玺飾演青年醫生小羊。
其實，對于剛剛進院一兩年的青年住院醫生來講，插管難度還是很大的。像我們這種大型醫院，也隻有兩種人會插管，一種是麻醉醫生，就是片中馮文娟飾演的辛未這個角色，因為麻醉醫生天天做手術，必須要插管，插管次數是最多的。第二種就是像我這樣的重症醫生，每天在ICU工作。普通病房的醫生，根本接觸不到插管。
給醫院搭建圖紙挑錯
上百種藥品道具“以假亂真”
2020年8月初，我們進組的時候，場景的搭建還沒開始，場館基本還是一個平地，材料還堆在那個地方。負責場景的老師們跟我們溝通，拿圖紙給我們看，我們一看就發現圖紙有問題，因為傳染病醫院的三區兩通道布局不太合理，醫務工作者從ICU出來之後，應該是一層一層地脫掉防護服，有四脫，不是說一下就脫完，脫完第一層之後進入到二脫，再脫隔離衣，再脫第三層的口罩、鞋套，到第4層之後全部脫下來，裡邊隻剩下我們自己穿的衣服。當時圖紙上的分區好像隻有一脫二脫，這肯定不行，要重新規劃，把每個區設定門隔開，每個床單元具體是多少，應該配多少個洗水池，窗簾該怎麼擺放，這些都是很細節的東西，我們都要在早期就跟他們提出意見。
每天導演會帶着我們早晚各走一遍去浏覽場景，看搭建有哪些問題，如果不符合傳染病房的需求，就趕快改，不能等搭建完了再去調整。
劇組正在搭景。
場景的搭建費了我們很多時間，我們天天對着圖紙，感覺自己都成了工程師了，能看得懂圖紙。劇組從業人員也很專業，你隻要告訴他們需要些什麼，他們很快就出圖紙，修改版立馬就出來了。如果說這個還不行，他們很快再出一版，效率很高，很專業的一個團隊。隻要你想出來的，他們立馬就可以給你實作。
除了場景搭建之外，疫情期間用的藥品，都要真的符合我們當時的要求。當然，這些藥品不是真藥，真藥浪費太大了，而且很貴，都是道具制作出來的，但跟真的一模一樣，包括每個瓶子的大小、形狀、顔色、包裝盒都能以假亂真。你想想看，疫情期間有上百種藥品，每個又都不一樣，都需要我們去一一确認，這個藥的包裝是什麼樣子，裡面是粉末狀還是液體狀，是有顔色的還是沒顔色的，道具組都非常嚴格地拿給我們确認，确認好之後，他們用了很大工夫去完全還原。
除了藥品之外，導演還讓我們确認醫療裝置，當時有很多廠家贊助的醫療裝置，慢慢都進場了，2020年9月底到10月初就要開拍有這些醫療裝置的鏡頭，我們一定要完全準備好，一旦開拍再調整就沒時間了。我們看完之後，發現有些呼吸機、透析機、ECMO這些機器，有些過時了，不是我們現在醫院常用的，有些呼吸機都是幾十年前的了，肯定不行了，如果展現在銀幕上就不太真實。我們就趕快跟導演組提出要求，趕快換機器。
片中出現的醫療儀器都是真的。
其實我跟那些廠商都很熟悉，就給他們牽線，這些廠商們聽說我們要去拍這樣的電影，也非常支援，趕快從全國各地調出儀器，（雙方）還是需要有一定勇氣做這個決定的。
所有儀器裝置全部調試好之後，還要讓演員學會用，看得懂呼吸機、透析機螢幕上面的各種數字代表什麼意思，然後還要會操作，該怎麼去選，怎麼去操作是最符合醫生的行為習慣的。這種難度很大，甚至在拍攝的時候，演員還在不停的學習。有的确實太難了，比如說我們醫生學這個東西學了十幾年，要讓零基礎的演員在一兩個月就能迅速掌握，還是很難的一個事。難度太大的時候，導演想了個辦法，拍一個動作停一下，然後再拍一個動作，最後剪輯出來。
“ICU停電”有分歧
真實的醫院這種情況非常罕見
拍攝過程中，也産生過分歧。劉偉強導演有時候想要的東西可能會觸碰到一些醫學原則問題，這個時候我們肯定要堅持醫學原則。片中有場戲，陶峻和吳晨光等援鄂專家剛來到金銀潭醫院就投入到搶救工作，導演想讓那場戲完全停電，所有的儀器裝置也全部停掉。我們就跟導演說，這是不可能的，因為ICU在全院裡是雙供電系統，比其他病房都是要多一套供電系統，兩條供電系統完全毀掉，不是不可以，但是非常罕見。
導演要求的是停電之後，所有的儀器裝置也都停掉了。我說，那更不可能，因為現在的儀器裝置後邊都有蓄電池，至少可以撐半個小時以上。但導演仍然堅持自己的想法，想制造很忙亂，很極端的情況。然後，我就跟博納制片方的人把雙方争吵的情況說了，最後制片方還是采納了我們的意見，停電之後，各種儀器裝置繼續運轉，但是以非常低效率的狀态運轉，可能就會造成病人病情惡化。
劉偉強導演（圖中穿黑衣者）在現場讨論劇情。
其實最開始，我們不想要ICU停電這場戲，最後大家折中了一下。金銀潭醫院平時沒有那麼多重病号，沒有那麼多需要電的地方，現在全部都是病人，哪個地方都需要用電，超負荷就斷電了，也沒有問題。
7月4日電影《中國醫生》首映那天，我沒有趕上，我是電影上映當天看的。要說電影中打動我的地方，實在太多了，比如張子楓（接收父母死亡通知）那一段，轉頭過去的那句話，淚真的繃不住。不過作為一名醫務工作者，我印象最深的還是專家們讨論如何科學救治病人的那場戲，争論到底要不要插管。這場戲是我們最後加上的，挺打動我的。
那場戲涉及很多醫學術語，編劇說這專業詞彙太拗口了，我說，就應該這樣子，讓别人感覺到我們很專業。其實最後編劇把它藝術加工一下，用比較順口的話表現出來。一開始我還很擔心他們講出來不專業，但看完之後，覺得挺真實的，我們平時在讨論疑難病例時就是這樣子。裡面說的氧和指數，二氧化碳、氧氣怎麼進去，很多醫學專業術語都很準确。這場戲看似很平靜，實際上是在思考這個病到底是怎麼回事，該如何去治療，向世界提供了我們中國的抗疫經驗。
新京報資深記者 滕朝
資深編輯 黃嘉齡 校對 吳興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