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碩士 郝瀚
英格瑪·伯格曼作為享譽世界的現代主義電影大師和哲學導演，與意大利導演費裡尼、前蘇聯導演塔爾科夫斯基并稱為電影界的“聖三位一體”，代表了20世紀60年代以來歐洲藝術電影難以逾越的高峰。伯格曼電影素以深刻的主題表達與晦澀的作者風格著稱，他利用影像媒介緻力于闡釋高度抽象化、哲理化的嚴肅議題，包括對生死問題、宗教信仰以及主體位置的追尋。
英格瑪·伯格曼
死亡的哲學
伯格曼的電影深受以存在主義為代表的西方現代哲學影響，如海德格爾曾在《存在與時間》中指出：“死亡作為無時不在的可能性懸臨在存在者的境遇，标畫出人是向死的存在”。但正是基于這種向死的生存狀态，藝術家才意識到生命價值，激發出主體的創造性動機和價值實作動機，進而滋生意志的實踐活動。伯格曼的死亡哲學實則是對死的一種假想,影片中對于死神的塑造實際上隻是他對死亡物化的一種假象。
在《第七封印》中，“死亡”以死神的形象出現。片中死神是一位身罩黑袍，手持鐮刀和沙漏的男子形象，他成了仲裁者和拷問者，以第三者的身份冷漠觀察着人們面對災難時的表演。在那場給歐洲造成巨大創傷的黑死病中，死亡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上帝在關鍵時刻把人們抛棄了。人們的信仰動搖了，地獄不再可怕，因為人間就是地獄。
《第七封印》劇照
伯格曼的死神是上帝的另一個側面，上帝在此發揮了審判和死亡的功能。在伯格曼的眼中，上帝隻是一個被塑造出來對抗死亡恐懼的偶像，于是影片中死神代替了上帝，決定着人世間的一切。他可以與騎士下棋，真實地存在着。
伯格曼通過影像探讨生與死，強調人要正視死亡。影片中充滿對上帝的質疑，印證了尼采“上帝已死”的宣言，否定和批判成為他的電影的基本精神特質。死亡與上帝的關系、生存和死亡的關系成為他多部電影主題。
信仰的姿态
伯格曼出生于一個傳統守舊的新教路德宗家庭，父親是一位嚴厲的牧師，是以小伯格曼在童年時期就與宗教結下了“不解之緣”。在他的自傳《魔燈》中曾說到：“我從小被灌輸這樣的觀念，罪惡、忏悔、懲罰、寬恕以及謙恭等等。”這使他以後的很多作品涉及到長久以來萦繞在世人心中的敏感問題——上帝與人的關系，即對于信仰的态度上。
《呼喊與細語》劇照
真正讓伯格曼困惑的不是信仰哪一個宗教，而是對于宗教的态度。追求，自省，懷疑是伯格曼對于宗教的态度。在伯格曼自傳《魔燈》一書中他曾這樣說到：“對于我來說，宗教問題一直困惑着我。我從未停止去關注那些問題，他每時每刻都在發生。”
在《呼喊與細語》中，主人公阿涅斯因為忍受病痛的折磨而不時發出撕心裂肺的呼喊，肉體的折磨導緻其生理上對于死亡的極度恐懼。他的兩位姐姐并沒有在精神上給予阿涅斯慰藉，反而加深了阿涅斯的病痛，導緻他承受着生理和心理的雙重折磨。兩位姐姐實則象征着死神，其對于阿涅斯痛苦的冷漠和旁觀，正是伯格曼對于宗教的态度。
對伯格曼而言，宗教的本質在于審視人的内在問題，在追問靈魂的同時也在進行靈魂的體驗。可以看出，伯格曼懷疑上帝，但又需要上帝，是以值得注意的是，伯格曼并非徹底拒絕了上帝的信仰，他認為對于上帝，應該先打破上帝的狹隘的、限制的形象，然後再接受。
《假面》劇照
就像伯格曼在《魔燈》中所說，“我全部的生命都在與上帝之間的痛苦和不快樂關系中鬥争着”“上帝并不存在，因為沒人能證明他的存在，如果他真的存在，那麼他一定是個惡劣的神，心胸狹隘，充滿不可饒恕的偏見……這個世界如同斯特林堡所說的，是個糞坑。”
隔絕的主體
伯格曼的電影具有濃郁的哲學意味，深受存在主義影響，尤其是丹麥哲學家克爾凱郭爾的思想。存在主義将孤立個人的非理性意識當作最真實的存在，以人為中心，尊重人的個性和自由，将人之主體性放大。
在《假面》中，我們可以比較清晰的感受到伯格曼對于孤獨的追問，整個影片沒有過度的色彩渲染與文字修飾，在情節上淡化處理，通過着力修飾人物的情感和内心世界表達出主人公對周遭世界的冷漠和隔絕。此外關于這種人性的孤獨在伯格曼的影片中幾乎處處可尋，像《羞辱》中的一對夫妻處于幾乎與世隔絕的隐居狀态，《呼喊與細語》中三姐妹的不能溝通……而伯格曼也常常将自己影片中的主人公都放在一座孤島中，如《猶在鏡中》中用人物所處的環境來表現人物的内心狀态，像孤島般充滿孤獨與隔絕、冷酷與痛苦。
2006年，導演李安到瑞典法羅島拜訪英格瑪•伯格曼
總而言之，伯格曼電影顯示出如夢似幻的迷人氣質，抽象晦澀的影像探讨着肉身與靈魂永不調和的母題：生存與毀滅、信仰與懷疑、自由與隔絕……這些困擾着人類的永恒命題同樣困擾着伯格曼一生，在他的影像書寫中超越種族、階級與地域，影響一代又一代的電影人。（郝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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