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兢
那些生活在未來時代的人将難以置信，我們這些人經曆了怎樣的艱辛、痛苦與不幸。
——弗朗西斯科·沃爾西奧神父，《瘟疫日記》，1631年。
壞天氣是暴怒上帝的仆人，它們聯合起來将剩下的人類滅絕：群山噴火；大地動搖；疫氣彌散。
——讓-尼古拉斯·帕裡瓦爾，《黑鐵世紀短史記》，南尼德蘭，1653年。
自從我在這個世界中感覺到自我以來，我就發現自己幾乎一直身處一場風暴之中。
——約翰·洛克，《政府片論》，1660年。
在安納托利亞的所有城市，有如此之多的男女預言家興風作浪，以至于所有人都全心全意地相信，世界末日已經到來……确實發生了種種自創世之日以來從未發生過的類似神迹與奇迹。
——勒伊布·本·奧伊澤爾，《沙巴泰·澤維行傳》，1665-1666年。
至今見死人多而不懼者，因經見多也。
——姚廷遴，《曆年記》，1670年。
單單從這些恐怖旁白就能讀出，17世紀綿延全球的那場大危機，已經從氣候異常變成了“人與人的戰争”，至今在曆史與現實的對話中餘波蕩漾。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2">跨學科的研究方法</h1>
本書最為人稱道者，莫過于引入了跨學科的研究方法，為傳統史學增添了更多的可能與方向。以冰川學、地質學、孢粉學與樹木年輪學為先導，作者大量引入定量研究方法，以經得起事實驗證的模型反推四百多年前的自然狀況，輔以存續至今的大量文獻史料，還原了那個“小冰河期”帶來的危機時代：積溫下降，作物減産，饑荒降臨；水災頻頻，地震屢發，瘟疫橫行；統治崩潰，革命蜂起，戰亂連年。
如果文獻充足，作者就會用這些自然科學的定量研究補充他的結論，豐富他的叙事；反之，對于當時的澳洲、黑非洲與南美洲這些“黑暗大陸”，作者就隻能從樹木年輪與冰芯推測當時的慘烈情況了。不僅如此，作者還借助自然界“這名忠實可靠的記錄者”，像是“倒放錄像帶與錄音帶”一樣，重構那些被17世紀時的人渲染、弱化甚或扭曲的曆史記載。
作者在運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時不忘提醒我們，即便幾百年前的人未能意識到這是一場糟糕透頂的全球性危機，除非出于政治原因，我們也不能苛責他們，因為這裡存在一個簡單易懂的“觀測者效應”：觀測結果的豐富，有時隻是因為觀測手段的改進，或者觀測頻率的增大。與“幸存者偏差”一樣，“觀測者效應”也提醒曆史研究者，不能隻滿足于自己的一孔之見與一隙之得。《全球危機》裡令人信服的跨學科研究方法，堪稱當代史學研究的一劑良藥。
撰寫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史”而非“國别史的疊加”，應當說是所有有志于此的曆史學家的共同理想。《全球危機》從表面上來看仍然是分章分國别論述，但作者巧妙地以時間順序為綱，以國别曆史為目，依次叙述孕育危機、忍受危機、危機求生、直面危機、超越危機五大闆塊，綱舉目張，拼出一張全景圖像也不失細節材質，以時間順序推進叙事也兼顧了邏輯因果聯系。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33">曆史不可捉摸的不确定性與電光火石的偶然性</h1>
本書的章節結構有章可循：第一部分“孕育危機”以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從自然科學的角度分析這場危機的起因。第二部分“忍受危機”與第三部分“危機求生”，則分章叙述各國的危機曆史。第四部分“直面危機”，從政治學、曆史學等傳統人文社科角度，分析這場蔓延全球的大危機背後都有哪些生成因素。第五部分“超越危機”（也可譯為“走出危機”），則叙述了危機對人類曆史留下的深遠影響。
讀者會注意到，第二部分叙述的諸國受到危機的打擊最重，危機帶來的後果也最具連帶效應。東亞大陸的明清鼎革牽一發而動全身，歐洲大陸的德意志“三十年戰争”則将整個拉丁基督教世界都拖下了水。這兩部分都在诠釋作者在“忍受危機”闆塊裡揭橥的“緻命合力”與“總危機”理論——氣候絕不是影響世界曆史的唯一因素，也不是此後爆發危機的充要條件。氣候變化（全球變冷）之是以釀就危機，還是因為一系列因果性與相關性制造的連鎖反應——各地統治者在突如其來的氣候劇變面前左支右绌，一個錯誤接着兩三個錯誤，一句謊言催生十句謊言，一場革命接着另一場革命，一波戰争葬送了好幾處和平。
第三部分“危機求生”則記述了那幾個應對危機較為成功的國家，其中最好的無疑就是江戶時代的日本——日本與歐亞大陸的聯系也較為微弱。在國别史章節部分結束後，作者又進入綜合分析時間，從多重學理總結了人類走出危機的方式，以及危機之後已經完全不同的世界曆史走向。作者就是以這種方式，巧妙地用全球史的視野，講述了一個駭人聽聞而又旁側斜出的恐怖故事。
章學誠《文史通義》借用《易經·系辭》“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的說法，為史學著作判下了“圓神”與“方智”的兩大宗門。章氏的論斷雖然欠缺學理論證，但也非常簡練道地出了兩種類型的曆史著作：“圓神”者，重叙事而輕說理，偏人物事件而少議論立言，更像文學作品而非高頭講章，《史記》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方智”者，主說理而輕叙事，偏議論立言而少人物事件，更像高頭講章而非學術論文，《漢書》乃是個中之荦荦大者。推而廣之，“圓神”與“方智”其實代表了“史著”與“史論”的兩種著作類型。
今天是資訊爆炸的時代，讀者拿起一本曆史著作的第一反應一定是“有沒有趣，有沒有料”而不是“有沒有用”，那也許是教科書與成功學的功能。書寫全球危機的著作如果僅僅落在危機的學理分析，注定不會有很大讀者面的。作者的成功之處在于，雖然他運用了包括自然科學在内的多種跨學科研究方法，但并沒有将這本書變成一堆味同嚼蠟的數學模型與計量公式。傳統史學注重叙事、塑造人物的優點，在《全球危機》這本書裡也得到了很好的傳揚。
作者雖然選用了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但并沒有就此滑入曆史決定論的深淵。《全球危機》裡出場的關鍵曆史時刻的關鍵人物一次次地告訴讀者，曆史學最迷人之處正在于其不可捉摸的不确定性與電光火石的偶然性——崇祯皇帝、查理一世、紅衣主教馬紮然、德意志将軍華倫斯坦、西班牙寵臣奧裡瓦雷斯、波蘭國王瓦迪斯瓦夫、日本将軍德川家康、莫卧兒皇帝沙賈汗、波斯薩菲王朝的萬王之王……他們都曾在曆史岔路口選擇了那條最終改變世界的道路，改變了千千萬萬人的曆史命運，塑造了東西方世界的“大分流”。
作者在記述英國内戰時，使出了“彈珠球”的巧妙譬喻。蘇格蘭長老教會、英格蘭議會、英格蘭王室、愛爾蘭天主教徒，幾組勢力因應政治形勢的來回變換而不停更換陣營，眼花缭亂的情節與形貌昳麗的人物形象，都能讓中國讀者進入英國内戰這段曆史時獲得身臨其境的現場感。一流史學家的作品境界是複活重建一去不返的曆史世界，仿佛作者本人與讀者都在其中活動，這本《全球危機》已經達到了這一境界。作者引領讀者在花團錦簇的萬神殿（pantheon）與魑魅魍魉的萬魔殿（pandemonium）裡穿梭往複，看看究竟能找到危機到來的哪種出路。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34">自然與人為因素交相促成“緻命合力”</h1>
作者在全書結尾發出了振聾發聩的警告：“笨蛋，是氣候！”（It's the climate, stupid!）這句話模仿1992年克林頓競選總統時的著名口号：“笨蛋，是經濟！”（It's the economy, stupid!），意在以史料說話、強調氣候問題的長期頑固，絕非人力可以試圖扭轉、或是妄圖靠着那點節能減排就萬事大吉。
事實是，即便是在工業革命之前，氣候變化就已經足以毀滅半個世界，并且讓人類無能為力了。那點碳排放量，在大自然可怖可畏的神掌面前根本微不足道。作者提出了一個非常有力的結論：“問題不是氣候變化，因為氣候變化周期遲早要來。問題在于，氣候變化到來的時候，我們能做什麼？”
正是自然與人為因素交相促成的這種“緻命合力”，在17世紀引爆了世界的“總危機”（general crisis），帶來了人口、社會、經濟、政治上綿延兩代人之久的大災難。難道在氣候變化來臨之際，我們人類就隻能等死嗎？答案其實并非如此。
作者從氣候入手研究曆史，注重“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與“突發事件”（contigency）各自扮演的角色。按照他的理論，除非是出現小行星撞擊地球或是超新星爆發這種我們隻能束手待斃的超級黑天鵝事件，否則我們在天災面前還是可以做到盡可能減少損失的。注意，隻能是盡可能減少損失。
17世紀的全球危機殘酷無比，但在危機來臨之際，各國統治者的不同應對也導向了彼此互異的結果。那些暴虐成性而又無知無識的統治者，或是妄圖原封不動地維系統治，或是希望發動内外戰争轉嫁沖突，但事實證明他們這種軍政府思路在普世危機降臨之時隻能是事倍功半，甚至是适得其反。本就在饑荒、瘟疫的折磨下呻吟痛楚的被統治者揭竿而起，借助革命與内外戰争的機會狠狠懲罰了統治者，迫使他們一步步地将均是國家轉變為福利國家，推動了歐洲的現代化程序。老虎會睡覺，苛政不休息。天災到來之際，我們還可以盡量減少人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