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紅苗》《小荷》
作者：戴啟章
我的中學時代是在撫順一中度過的。母校留給我的記憶是永遠難忘的。尤其是與我結下不解之緣的校刊——《紅苗》《小荷》，更是令我眷戀回顧。校刊《紅苗》我已珍藏60餘年，紙已發黃，仍未舍棄。她對我來說，已浸于心，日久彌深。
《紅苗》詩月刊是校黨支部書記鄒萬金、校長程樹德主編，編委大多是教過我的國文老師。他們是汪錫古、楊木、張煥寅、孫承昭。《紅苗》完全出自師生之手，寫稿、編稿、校對自不必說，其撿字、排版、印刷也是由勤工儉學的校辦工廠承擔。僅僅32開、20餘頁的小刊物，雖然印刷品質甚低，裝潢也不精美，但它發表的全是學生自己的詩歌，深受學生的喜愛。當年，我讀國中三年，國文老師張煥寅。她那抑揚頓挫的朗讀，端莊秀美的闆書，調理分明的課文分析，讓我喜歡上了國文課。當時，課外活動豐富多彩，異常活躍，我報名參加了校文學愛好活動小組。在這個小組裡，我是唯一的一名國中生，有幸結交了許多高中同學。文學愛好活動小組每周六活動一次，多是詩歌的朗誦會，同學登台朗誦自己的詩作，國文老師給予點評，我從中獲益匪淺。《紅苗》大多發表文學愛好活動小組成員的詩作，我平生寫的第一首小詩在《紅苗》上發表，給我很大的鼓舞。我的詩歌習作《奪煤戰歌》送張老師審閱，張老師與她的夫妻—撫順二中特級國文教師樊俊儒一起給予認真修改，讓我感動不己，寫詩的興趣大增。《紅苗》是我的良師益友，它像一艘船，帶領我駛向無限寬闊的詩的海洋。從《紅苗》1959年4/5合刊開始，由單一的詩月刊改為綜合性文藝刊物，發表小說、散文、詩歌、評論等文藝作品，更受廣大同學的喜愛。由此，我的文學視野更廣闊了，由單純寫詩開始逐漸向寫散文、小說過度，寫作熱情更高漲。高中二年，我擔任校學生會宣傳部副部長，主編校刊《紅苗》。這時的《紅苗》已由鉛印刊物改為黑闆報。在一進教學樓的門兩側牆上各有一塊大黑闆，便是《紅苗》的園地。我欣然接受了任務，深感重任在肩，不敢怠慢，立即投入組稿、編稿、寫稿、僅用兩天時間，在同學的幫助下，我主編的第一期《紅苗》問世了。以後每周一期，從未間斷。這項工作持續到我畢業。
每當我看見凝聚自己心血的《紅苗》出版時，喜悅和自豪油然而生。《紅苗》是我課堂以外的樂園，是我喜歡寫作的舞台。全市中學生到新賓參加插秧勞動，我擔任《插秧快報》的編輯記者，去李石公社勞動我擔任《上遊報》編輯記者。這段經曆，影響了我的一生，我走向社會，先後從事《撫順日報》《撫順法制報》《撫順法苑》《撫順法學動态》等報刊雜志的編輯、記者工作二十餘年，可以說與這段經曆有着直接的關系，是《紅苗》引導我逐漸地迷戀了上文學創作與新聞工作，培養了我駕馭文字的能力。我終生不忘培養我的母校，我的老師。歲月如梭，轉眼我的女兒也步入我的母校讀書。女兒時常給我帶來母校的消息。母校成立了文學愛好者協會。我榮幸地被聘為名顧問。由此，我結識了女兒的國文老師張雲帆，他勤奮、敬業，為《小荷》報嘔心瀝血。從他的身上我看到了當年我的國文老師辛勤培養學生的影子。想到當年《紅苗》對我的影響，我深感《小荷》對學生成長的重要。我有責任扶植《小荷》報的成長，我幫助找人畫插圖，親自動手設計版式，應約為母校的同學作文學報告，并編輯他們的文藝作品在《撫順法制報》上發表。我還專訪了文學愛好者協會，寫了《小荷才露尖尖角》一文在撫順日報發表，為《小荷》鼓與吹，願《小荷》亭亭玉立，快快成長。
我更值得欣慰的是，我女兒在《小荷》報的熏陶下，在老師的指導下，迷戀上文學，寫作能力日漸提高。她參加東北三省小作家散文約請賽和省市中學生作文比賽并獲獎，她的作品不斷發表在《撫順日報》《遼甯日報》《奔流》文學月刊，其詩作還被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全國中學生優秀詩歌選評》一書。女兒後來考上遼甯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從事編輯、記者工作，這與《小荷》報給她的培養是分不開的。《紅苗》和《小荷》，校園文化的一面旗幟。我和女兒，父女兩代人有幸得益于母校《紅苗》《小荷》的熏陶、培養，我将《紅苗》、女兒将《小荷》視為永遠的朋友，青春年華的驿站。
作者簡介戴啟章，畢業于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先後從事公安司法、黨委宣傳、記者編輯等工作，現為遼甯民威律師事務所律師。中國法學會會員、撫順作家協會會員，遼甯散文學會會員。業餘喜愛寫作，在省市報刊發表過小說、散文，雜文，詩歌、評論等作品百餘篇。出版散文選集《小路之戀》。與他人合作發表小說《維納斯出示的罪證》後改編為電視劇，拍攝後先後在市、省、中央電視台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