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中共南京地下市委警察運動委員會書記陳良、副書記馬文林
南京解放後南京市公安學校教員合影，不少人原來是國民黨首都警察廳警察、地下黨員，他們為南京解放也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一、國民黨首都南京警察情況
抗戰戰利後，蔣介石為了發動内戰，保障其政治、軍事指揮中心的安全，竭力擴編首都的軍警憲特機構，加強法西斯統治。他們派國民黨軍委會二廳中将韓文煥，三十一軍中将副軍長、國民黨中執委委員黃珍吾，充任内政部直轄的首都警察廳的正、副廳長，韓、黃二人還從重慶帶來了310名親信骨幹。内政部警察總署署長唐縱(軍統局局長戴笠的十弟兄之一，兼蔣介石的特别警衛組組長)還陸續派軍統少将組長等骨幹分子200多名進首都警察廳，掌握許多重要職位。
改組後的南京首都警察廳，内設五室(辦公室、外事警察、人事、會計、統計)、五處(特警、督察、刑警、行政警察、總務)，還有直轄保安警察總隊、特别警備大隊、刑事警察隊、駐衛警察總隊、消防總隊、警察學校等。廳下設東區、南區、西區、北區、中區、下關、水上、東郊、南郊、西郊、北郊、浦口和湯山13個警察局，84個警察派駐所。在員警方面，除留用少數汪僞警察外又從黔、魯、豫、贛、蘇、皖、平、津等省市招考中學生，經中央警官學校或首都警察學校訓練後要任為警員，分派各所統管戶口調查、巡邏守望、臨時檢查、非常警備、交通管理等任務，實行全國僅有的“警員制”。全廳共有官佐員警9798人。
在各區中，東區是國民黨黨政軍首腦機關所在地，西據市中心，東扼中山門、太平門、光華門，出城與中山陵區緊連，向東延伸至湯山“中央訓練團”及兵營，控制京杭國道(即今甯杭公路)，在各級警察機構中密派了一批軍統特務作為骨幹北區為外交使館和官僚較高價的電梯大廈，派駐有大量的保安警察和外事警察。中區有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大銀行，這是金融的中心。南區所軸中華路、三山街、夫子廟一帶商業區，人口稠密，警所較多。西區毗鄰遼闊的西郊，緊沿長江、内河，多系城市貧民、小商小販和菜農。下關、口及長江兩岸，為津浦、京滬鐵路起點站，車站、碼頭密集，是水陸交通命脈，居民多系鐵路、輪船、電廠等産業勞工和船民、苦力，警力布置甚多，統治較嚴。
1946年7月，國民黨政府向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後，由于我軍強有力的反擊，他們不僅在軍事上連遭慘敗，而且在政治上、經濟上也出現了嚴重危機。于是他們變本加厲地強化特務統治，警察廳在派駐所實行“警察勤務區”，每區設警察一人，并将若幹勤務區合成一個“聯勤區”。同時“加強警備力量，培養警察耳目”在全市普遍組訓了群眾自衛隊、防護團和義務警察隊，廳、局長兼任團、隊長，推行“聯保聯坐法”，加強社會面的控制，以發現和監視“異黨”、“共嫌”活動，迫害進步人士，破壞革命運動，警廳除設機要室、督察處、外事警察室、刑警隊黨政組、社團組專司特務情報工作以外，還在各級警察機構内部秘密建立“調查組”(後改為情報組)、“情報搜集所”、“防奸保密小組”。在機關内部和公共場所設定秘密坐探及耳目，搜集各種情報，整理進步員工黑名單，密報國民黨中央黨部、内政部、首都衛戍司令部、黨政軍聯絡秘書處等反動首腦機關。
（大家也許不熟悉國民黨軍警憲特機構，警察局作為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打手，他們布局嚴密而且解放戰争開始後由于當時軍統受全國輿論壓力被迫裁員，很多國民黨軍統特務裁撤後又被戴笠安插在警察系統，甚至組建了很多全副美械武裝交警大隊配合國民黨正規軍一同進攻解放軍，可想而知在這種組織内發展地下黨員的困難，我難以想象在這種環境下又怎麼開展警察運動？）
二、采取多種辦法，開辟警運工作
南京黨組織對舊警察機構開展工作，是從1946年夏天開始的。
我新四軍淮北辦事處敵工部的“反攻同盟會”會員王蔭民同志(安徽鳳陽縣人)，趁首都警察學校在蚌埠招生時投考來南京。他與市委工委的黨員紀浩接觸過程中，經紀浩教育培養，由陳慎言同志準許，于1947年3月人黨。後來南京地下市委将王蔭民的關系轉給當時負責搞警察工作的我，從此黨組織就能夠了解首都警察學校内部的情況。我根據當時國民黨搜刮民脂民膏，大打内戰，苛捐雜稅很多，物價一日三漲，勞動人民和公教人員生活日趨惡化等情況，我便叫王蔭民在警察學校内“通過經濟鬥争，擴大政治影響，争取進步群衆，在鬥争中謹慎建黨，發展組織。”王利用學警因生活津貼費太少而産生的不滿情緒，抓住所在中隊隊長庾傳新用學警津貼費去做投機生意的把柄，我們發動全隊學警起來找庾算賬，逼迫校長将庾調走。這次鬥争取得勝利後，其他中隊的學警也紛紛起來與克扣生活費的中隊長進行說理鬥争，迫使那些一貫騎在學警頭上作威作福的“上司”的行為有所收斂。
1947年初，中國人民解放軍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全面進攻，國民黨在1946年底召開僞國民大會抛出僞《憲法》之後，又在1947年2月底強迫我黨駐南京、上海、重慶等地的談判代表和從業人員撤退，并向延安發動進攻。這就進一步暴露了國民黨政府法西斯面目，使它在政治上徹底孤立，經濟更加陷入危機，引起各階層人士的深刻不滿。廣大群衆日益把和平民主的希望寄托在我黨的身上并程度不同地投入反内戰、反迫害的鬥争。毛澤東同志在《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的訓示中指出：由于國民黨政府的賣國、獨裁、内戰和掠奪政策，迫使中國各階層人民處于團結自教的地位，罷工、罷課、民變運動不斷發生，蔣管區的人民運動将日益向前發展。周恩來為黨中央起草的《關于在蔣管區的工作方針和鬥争政策的兩個檔案中也訓示：“同時在鬥争中要聯系到，有時要轉移到經濟鬥争上去，才能動員更廣大群衆參加而且易于取得合法形式。有了經濟鬥争的廣大基礎，也易于聯系到反特務反内戰的鬥争上去”。
南京的地下黨組織根據中央的這些重要訓示，因勢利導，發動了“反内戰、反饑餓、反迫害”的鬥争，發動了“五・二O”運動，得到上海、杭州、蘇州、北平、天津等十幾個大城市學生的聲援，展開了聯合行動，在全國造成巨大的聲勢，形成了反蔣的第二條戰線，震撼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
為了配合學運、工運的鬥争，我們地下黨員搜集敵人鎮壓革命運動的情報，控制地方武裝實力。當時南京地下市委決定抽調專門力量，深入開展警察工作。當時我黨對首都警察廳的政治情況作了分析，認為巡官以上的警官多系軍委會、内政部、中央警官學校派來的骨幹，但在大多數的員警中，除留用的汪僞警察外，其基層隊伍一部分是抗戰勝利前夕在重慶中央警官學校初級幹部訓練班受訓一年結業的警員。他們為警校招生簡章上寫的“為抗日培養人材，畢業後以初級警官任用”所誘惑，可是抗戰勝利後，離鄉背井來到南京，穿的是粗呢警士服，戴烏龜殼(指白鋼盔)、站大崗，他們深感受騙。在我黨發動學運、工運革命浪潮的影響下，他們于1947年5月舉行過罷崗和遊行、示威，争得“委任警員”的空銜，但并非都是死心塌地“效忠”國民黨的。另一部分是從首都警察學校分來的學警，他們多系國民黨發動内戰後，由于百業凋敝而失學失業的中學生，因走投無路，沒有辦法才當警察。這些人薪饷微薄，家庭負擔又重，寅吃卯糧，感到前途渺茫。其中有些思想活躍的，目睹國民黨賣國獨裁、A錢腐敗等種種醜惡現象，加之受我解放戰争節節勝利和蔣管區人民運動的影響，他們對國民黨政府日益不滿，渴望早日擺脫困境，這部分人是我黨争取的主要對象。是以南京地下市委決定，從工委系統抽調過去在上海搞過警察工作的馬文林同志專門從事警運工作，并陸續抽調地下黨員金廣臣、王繼貴、郝佩臣、湯待英、劉慶生、金同福等同志協助開展工作。
1947年夏，首都警察學校第二期學警即将畢業時，我要王蔭民利用安徽籍同鄉同學的關系，組織了“皖警聯誼會”，以便在這些學警配置設定工作後進一步進行聯絡活動。為了争取合法地位，聘請了警校教育組長傅維新(安徴人)任該會理事長，王蔭民被選為常務理事兼聯絡組長，并安插了積極分子、安徽籍學警李玉美、易潛(這兩人後來均被發展入黨)為該會骨幹，初步在警校建立了一個團結進步群衆進行鬥争的核心。
當時蔣管區物資缺乏，物價暴漲，國民黨政府實行食品配給制度。每月發給配購券，分紅、綠兩種，“紅票”比“綠票”增配公價的米、面、布等日用品，油、鹽、糖配量也多一倍。1947年秋首都警察學校第二期學警畢業，配置設定前有三個月實習期，校方宜布在實習期隻能領用“綠票”，實習期滿才換發“紅票”。可是在實習期滿後又食言，不發“紅票”，學警多有怨言。地下黨員王蔭民等即以“皖警聯誼會”的積極分子為骨幹，發動幾百名學警到警校集會請願，進行抗議，掀起了争“紅票”的鬥争。警校負責人耍盡推诿、哄騙的手段均無濟于事，後來被迫與學警代表一起到内政部談判，内政部次長胡次威隻得答應補發。在争“紅票”的鬥争中，培養鍛煉了一批積極分子，後來王蔭民将其中的孫洙(當時名叫朱樹勳)發展入黨。
1947年11月初，上海民盟中央将學運中暴露的骨幹楊輝同志介紹來南京，南京地下市委将他交給我上司。同年12月楊輝同志經我介紹入黨。楊在西郊警察局新河口派駐所當警員的同鄉王松的家落腳，争取聯絡在敵控制較為薄弱的西郊警察局工作的同鄉同學。經過三個多月教育、啟發，王松于1948年2月被發展入黨。楊輝又通過王松在警員中積極串連和物色建黨對象，經過一段時間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在實際工作中考核，到1948年10月經組織準許，在西郊、南郊、下關等警察局、所，先後發展了邬家福、趙聖範、馮福成等人入黨。之後又由邬家福介紹了宋錫光、趙光明等人，趙聖範介紹了趙仿吾、周群中、李炎鈎等人，李炎均又介紹馮英等20多人參加了黨，進而開辟了新的陣地，為後來進一步聯絡下關、水上警察機構中的進步力量和開展各項鬥争打下了基礎。
三、建立警察運動委員會，團結奮鬥
1948年9月21日，中共上海局在給南京地下市委的訓示信中指出：“為了執行黨的總任務，認真做到在充分準備、抓緊時機、跳躍發展的方針下，加強與擴大自已的力量，争取群衆的優勢，建立戰略堡壘，深入敵人心髒，來有效地發動第二戰線作戰和加強支援解放戰争”。南京地下市委認為，對國民黨警察中的多數下層人員可以做分化瓦解工作，争取他們起義，以便在解放軍解放南京時起裡應外合的作用；在敵人棄城逃跑之際，可以組織他們維持社會秩序，這是一支可資利用的重要力量，兩年來我們雖然在警察中發展了一批黨員，形成一些秘密據點，但力量尚弱，遠遠不能控制全局。是以南京地下市委作出了進一步加強察工作的決定，于1948年10月成立了中共南京市委警察運動委員會，我們在市委副書記劉峰和市委委員兼工委書記陳慎言的先後上司下，由陳良、馬文林兩同志分任正、副書記。為了充實骨幹，聚積力量，加強上司，市委先後從工委系統抽調黃河、丁熊同志，從店員系統抽調鄧德明、陳铮、周靜芳(女)、胡化楠等同志，從軍運系統抽調李昭定、陳志宣、謝錦生、翁士毅，以及由李聯系的安慶市安徽大學地下黨員劉玉浦、朱蔣生、季道元(女)、尤繼安等同志；1949年2月以後，又從徐州軍運系統調來徐南、王勵明、蘇新同志，從南京學運系統調來曹汶、焦維和同志，分赴各區，與埋伏在警察機構内部的同志秘密聯系，并肩戰鬥，以加速開展警察工作。
警運會成立以後，積極貫徹中共上海局的“繼續為鞏固與擴大黨的組織而鬥争”、“堅決地向着(國民黨)中央和地方黨政軍機關特别是前方和後方的部隊，特工系統等擴大我們的力量”的訓示和市委的部署。一方面加強對新黨員的教育鞏固工作，普遍進行了時事、政策、政治、思想教育，秘密工作技術，鬥争政策和氣節教育，以站穩腳跟，鞏固陣地；另一方面在警察機構的基層繼續發展黨員，并通過各種社會關系，在其中、上層人物中積極進行分化、争取和策反工作。1948年10月南京市委公務員系統的黨員劉勝鑒同志通過友人左健東認識了原任内政部警察總署專員的張澍作為工作關系。通過在工作中考察，劉認為張澍原與我黨有過關系，後來雖在國民黨政界任職多年，但是幾經起落，與蔣黨貌合神離，在解放戰争節節勝利的影響下有重新革命的可能，而且張認識警察界不少頭面人物，可通過他做上層的策反工作。于是劉勝鑒要張寫了自傳，經組織審查，發展張澍入黨，并将張澍的關系交陳良同志直接上司。張在入黨後先後發展了内政部警察總署編審兼外事教官袁友秋、人事室科員周忠珩、内政部人口局科員龐淩魁等入黨，而後由他們陸續分頭發展了中央警官學校助教陳勃、首都警察廳督察處服務員李鼎成、水上警察局刑事課長林大宗、北區警察局實習巡官蘭榮衡和陰陽營派駐所所長李虎俊、北郊警察局八卦洲所巡官蕭紹基以及當時被遣散的原山東省曆城縣警察局局長李繼增入黨。此外還将原在北平市警察局任巡官來南京後賦閑的趙守榮作為工作關系。（？通過發展過來的國民黨警察地下黨員再來發展其他黨員不太合适吧？這麼快速的發展地下黨員很難保證這些人不是臨陣變節分子，想到南京解放後地下黨組織遭受各種審查和不信任，未來的悲劇命運也許從此埋下了。之前的國民黨中央黨部總務處長張澍被發展為地下黨員，接受南京地下市委上司開展警察運動，為南京解放做出貢獻。可是解放後張澍一開始被任命為南京公安學校教務處長，結果後來的南京市警察局長認為他原來是國民黨特務分子，又是“臨陣變節分子”，堅決要求撤換掉他最後張澍這個人的人生命運我就不得而知了。這樣的例子很多，怎麼說呢，曆史的悲劇吧……）
經過兩年多的艱苦努力，我黨在敵警中的工作有了較大的開展，到南京解放前夕，警運會系統共有地下黨員124人。其中屬于組織上指派和從工委、學委、店員和軍運系統抽調來的黨員骨幹25人，屬于内政部警察總署、人口局和警官學校等部門的8人，屬于首都警察廳的91人。在首都警察廳的地下黨員分布情況是：東區9人、西區8人、南區3人、北區2人、中區7人、下關6人、東郊2人、西郊29人、南郊5人、北郊2人、水上15人、廳本部3人。另外警運會掌握的工作關系共有95人，分布廳本部、浦口警察局及各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