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年間的李贽，一心讀書治學，推崇王陽明“心學”，批評儒家經典，被譽為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啟蒙運動的先驅，也有人說他是“中國第一思想犯”，他的思想被當時的人們視為異端，認為是離經叛道，今天，我們就一起走近李贽以及他那所謂“異端”的思想。
李贽是泉州晉江(今屬福建)人，号卓吾，回族人。他出生在一個商人家庭裡，原姓林，後改姓李。李贽自幼倔強，而且善于獨立思考，凡事有自己的想法，不會人雲亦雲，是以對于儒學傳統觀念的那一套，他并不會奉為經典，受其束縛。
李贽26歲那年，參加鄉試中舉，成為了拿着朝廷俸祿的一名官員。20多年宦海生涯中，他耳聞目睹官場的種種黑暗，以及民反兵變、倭寇騷擾沿海等現實，深感明朝内部的腐朽沒落，也與那些昏官迂儒和假道學格格不人，是以也不會得到提拔和重用。
李贽的最後一個官職是任雲南姚安縣知府。當時的姚安不僅經濟上落後于中原地區，而且民風剽悍，社會秩序混亂。李贽到任後整理吏治，深入百姓了解民情，并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他在姚安三年，常微服出訪，看到有的人家經濟有困難，他會慷慨解囊，出資相助。農戶遇到紅白喜事也會向知府大人求字，李贽便提筆書贈，是以人們不把他奉為老爺，而敬稱為“先生”，顯然，李贽更喜歡這樣的稱呼。作為一個滿腹經綸的智者，李贽更喜歡與文人墨客相邀，談經論道，吟詩作賦，《光明宮記》 、《龍山說》等詩文就是他在姚安任上所作。與此同時，李資還招收門人弟子，為他們講授學問。
李贽為官清廉，深受當地百姓的愛戴，在他離任時，“囊中僅圖書數卷， 士民遮道相送，車馬不能前進”。但就是這樣一位好官清官，卻為官場所難容，李贊的人品與學問遭到時任雲南巡撫王凝的猜忌，最後導緻了直接沖突。他三年任期未滿就憤然辭官，此後再也沒有重入官場。
李贽受王守仁和泰州學派的影響很深，骨子裡一種追求個人自由與解放的反叛意識，這在當時與主流的儒家思想相違背，是不被接受的。辭官之後，李贽公開已“異端”自居，反對禮教，抨擊道學，反對以孔子的是非作為評判标準，成為中國曆史上公開舉起了反孔旗幟的第一人。他還提出天理、人欲沒有差別的見解，主張“穿衣吃飯，即是人倫實體”，不掩飾道德的功利實質。他批判道學家 “存天理，滅人欲”的虛假說教，斥責道學家是“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衣冠禽獸，是“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的兩面派、僞君子。他表示與假道學誓不兩立。
李贽的橫空出世，不僅對當時的思想界沖擊極大，即使到後世也仍有重大影響。他的哲學思想是王守仁和王畿的心學的一個演變結果，但其獨創性十分明顯。其主要貢獻在于他對于封建正統思想的某些方面的懷疑和批判。這種懷疑和批判的理論根據是他的《童心說》。
李贽早年的自然觀有唯物主義傾向，認為天地萬物皆陰陽二氣所生，反對程朱理學“理在氣先”、 “理能生氣”的觀點，認為世界“惟是陰陽二氣”，“天下萬物，皆生于兩，不生于一”，後來他還接受了禅宗的觀點，相信“萬法盡在自心”，山河大地同清靜本原合而為一。因而李贽的學說服膺于“心學”，并把王守仁的 “良知說”，發展為“童心說”。
他說：“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人而非真，全不複有初矣。童子者，心之初也。”所謂“真心”就是普通人所說的真心真意，是對于假心假意而言的。李贽所要批評的對象，是當時那些“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假道學家。他也批評了當時的科舉制度，當時的科舉考試主要内容是八股文，八股文号稱是“代聖人立言”，其實是一篇篇假話空話。李贽進而把他的批判推及到整個的道學，他說所謂的經典，隻不過是那些迂腐的門徒，半懂不懂，記憶孔孟的學說，有頭無尾，得後遺前，名随其所見而胡亂寫到書上。後來的讀書人不能細察真相，就說出自聖人之口，奉為絲毫不可加以懷疑的經典。而其實，其中大半不是聖人的言論；即使是出自聖人之口的，也不過是針對具體問題而發，就像因病發藥，醫生開的随時處方一樣，這類臨時藥方怎麼能當做萬世不變的真理呢?可李贊這樣的說法，在當時簡直是大逆不道。
李贽否定了儒家經典的真理性，提出以“童心之言”為标準，即一個人根據自己對于事物最初的反應來作獨立的判斷。他認為，“童心之言”才是最可靠的，這樣的“言”可能和孔丘不合，但那是無關緊要的。他說，天生一個人， 自會有一個人的完整性，不需要得着孔子才足用。千古以前無孔子，難道人就不是人了嗎?王陽明隻說“知善知惡是良知"，他所說的良知隻限于關于善惡的判斷，李贽的“童心”不受這個限制，凡人生來就有的能動性，都在“童心”的範圍之内。照他所說，人隻有根據“童心”說話，所說的話才是真話；根據他的“童心”辦事，所辦的事才是真事；根據“童心”而生活，這個人才是真人。這就是李贽對于王守仁“良知”說的發展。李贽的“童心說”影響很大，它不僅成為其批判道學的理論依據，而且成為一種文學新見解，即為文要從真心中自然流出。
李贽還很重視小說、戲曲的地位，将《西廂記》和《水浒傳》稱作“古今至文”，并将它們與六經并提。他反對複古摹拟，主張創作必須抒發已見。李贽晚年愛史學，根據曆代正史寫了《藏書》，又廣搜明史資料寫了《續藏書》，都印了發表，打破了漢、唐、宋以來的一些史學觀點。
封建時代重農抑商，這是地主階級的經濟政策，也是地主階級和商人進行階級鬥争的主要政策。商人階級的态度就是地主階級沒落的開始，為私或重利是商人的特點，是以李贽為“私”和“利”辯護，就是商人擡頭的标志。
同時，李贽提倡男女平等，反對歧視婦女。在封建社會中，婦女的地位是很低的，婦女是低于男子一等的人，“婦女見短”就是說婦女沒有遠大的見識，而李贽完全否定這一點，還主張婚姻自主，贊揚卓文君和司馬相如相愛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他在黃安講學時甚至還破例招收女弟子。李贽的婦女觀，也是封建傳統觀念開始沒落的标志之一。
李贽對傳統世俗見解的批判，流露出不少與封建正統思想抵觸的進步思想。是以明朝統治者把李贽當做是“思想犯”，而他的學說被視為“異端之尤”、“非聖無法”的洪水猛獸，加以銷毀。
萬曆三十年，禮部給事中張向達秉承首輔沈一貫的旨意上奏神宗說：“李贽壯歲為官，晚年削發，近又刻《藏書》、《焚書》 、《卓吾大德》等書流行海内，惑亂人心”“以秦始皇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為不足據，狂誕悖戾，未易枚舉”。神宗以“敢倡亂道，感世誣民”的莫須有罪名在通州逮捕李贽，并焚毀他的著作。
李贊在獄中用剃刀自殺，結束了他76歲的生命，而他的思想卻是不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