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豐大山紅杜鵑”

想象中，作為中央蘇區核心區的龍岩永定區，紅色文化基因肯定是到處可見的，有衆多的烈士也不稀奇。但當真得知岐嶺鎮一個小小的下山村竟有59位烈士時，筆者還是被深深地震撼到了。更有一位在當地盛傳的烈士名字——陳康容，曾被列為新中國成立前十大烈士之一。

在2001年第7期出版的《共産黨員》雜志中，陳康容烈士被列為新中國成立前十大烈士之一，與蔡和森、方志敏、向警予、葉挺、夏明翰、江竹筠、陳鐵軍、吉鴻昌、趙一曼等這些大家耳熟能詳的烈士并列。

可是，為何陳康容烈士的知名度遠不如其他烈士？帶着這個疑問，筆者嘗試去探尋陳康容烈士曾經生活與奮鬥過的軌迹，收集各種史料，試圖還原一個烈士偉大而短暫的一生，以此紀念我們下山村的女兒、廈門大學的傑出校友陳康容烈士。

除公開的宣傳文字之外，筆者首先想到的就是到烈士曾經生活與戰鬥過的地方去調查走訪。從村中的望森樓到培文館，再到村前河邊的烈士紀念塔，每個村民心中都有一個自己對烈士的描述與記憶，但内容的主體不離公開的宣傳文字之外。

随後，筆者想到了下山村的陳氏族譜。難得的是，在以男性血脈為主體的《霞山陳氏族譜》中，作為女性的陳康容居然占有一席之地，名列人物篇第三。這一方面反映了作為英雄烈士，她永遠活在人民心中，其精神永存；另一方面也是下山陳氏族人對這個英雄陳氏兒女永遠的眷念。從族譜中，可大緻了解陳康容短暫而光輝的生命曆程。

陳康容（1915—1940），原名月容，又名亞瑩，筆名勝子，岐嶺霞山村（現下山村）人，1915年出生于緬甸。其父陳錫梅曾追随孫中山參加革命，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失敗後，僑居緬甸經商謀生。1930年，陳康容15歲時，被父親送回國内接受教育，進入僑領陳嘉庚所創立的集美中學讀書，在學校接受了先進思想的洗禮。

1935年，高中畢業後，陳康容随父親回到緬甸曼德勒，在當地國小從事教書育人活動，并積極參加當地華僑愛國救亡運動。1936年，随着國内反日鬥争高漲之時，陳康容再度回國，進入廈門大學讀書，其間秘密加入中國共産黨，參加上司廈門的宣傳抗日救亡運動。

陳康容是一位美麗的女性，同時又是一位才女、詩人。她能歌善舞，善于利用歌聲和自編的戲劇節目向群衆進行抗日救國宣傳；她文筆犀利，寫出了許多為争取婦女地位及抗日救國的好文章。

在廈門大學期間，陳康容參加抗日歌詠宣傳隊，深入群眾、婦女之中，教他們唱歌，講解歌詞意義，借歌詠隊進行抗日救亡宣傳。

據1985年9月出版的《廈門婦運史資料》署名為“克裡”的回憶文章稱：陳亞瑩（康容原名）認為抗日救亡運動并不隻是男子的份，女人也是匹夫有責的。在廈門抗日歌詠隊裡，她與隊員李英以歌曲深入到群衆中宣講東北淪亡下群眾悲慘的故事，号召群眾：“抗戰要大家一條心，要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支援前線……”

陳康容愛好詩歌，曾與好友陳鹭島、著名進步詩人蒲風、童晴岚一起組成了“中國詩歌會廈門分會”，并出任總務，随後出版《廈門詩歌》創刊号。在當時《江聲報》編輯謝懷青眼中：陳康容不僅是個詩人、愛國救亡者、革命者，還是廈門婦女運動的先驅。他在1984年《深切悼念陳亞瑩同志》一文中回顧了在廈門與陳康容一起戰鬥過的峥嵘歲月。

1937年初，正值抗日戰争全面爆發前夕，革命詩人蒲風來到廈門，先後組織了6次詩歌座談會，随後劉良谟同志從上海來到廈門，大家在基督教表年會禮堂教唱抗日救亡歌曲，高唱“不做亡國奴”，并發動各界婦女參加歌唱，宣傳抗日。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後，她中止學業，不顧安全，拒絕了父親安排其回緬甸過舒适生活，全心投入抗日救亡運動。陳亞瑩根據地下黨“廈門工委”的訓示，先後加入中國婦女慰勞前方抗戰将士總會廈門分會、廈門文化界抗敵後援會、廈門各界抗敵後援會慰勞工作團。在黨組織的訓示下，擔任了廈門各界抗敵後援會慰勞工作團宣傳股長，并利用它的公開組織形式，發動各界婦女宣傳抗戰。

随後，與黃楚雲、王筱光、謝懷青等成立了黨的婦女支部，并擔任執行委員。她帶領廈門各界抗敵後援會的熱血青年和婦女走上街頭，教唱抗日歌曲，進行抗日救亡演講，演出抗日救亡戲劇，深入社會辦婦女夜校，激勵群衆起來參加抗日救亡鬥争。

她經常上街宣傳愛國思想，教群衆唱抗戰救國的歌曲。遇有敵機轟炸， 她就去救護傷員、慰問災民。她還到廈門婦女夜校鼓勵夜校學生加入抗戰救國的行列中。此外，她還以“勝子”為筆名，在《星光日報》副刊“星星”“實藝”欄目及《江聲報》《晨光報》上發表抗日救國的文章。

1937年9月26日，陳康容在福建省抗敵後援會廈門分會宣傳部《抗敵導報》創刊号上發表了《廈門婦女怒吼起來了》一文，高度肯定了婦女在抗日救亡運動中的作用與重要性，認為喚醒被忘記的婦女們是建立婦女救亡工作的重要基礎。

她滿懷激情地寫道：“起來吧！全中國被壓迫的婦女們，鬥争時候已來到，我們要掃除敵人的侵略，消滅法西斯匪徒瘋狂侵略的陣線，隻有展開全面抗戰，我們的抗戰方會獲得勝利。”“全廈門婦女，不願做奴隸的吼聲響起來了，這就是抗戰的力量，這就是解放的武器！”她不僅僅是以口号宣傳，還處處以自身的實際行動來實作自己的抗日救亡的責任。

自1937年11月至犧牲前，陳康容在黨組織的安排下，回到龍岩白土鎮參加第一期抗日救亡幹部訓練班，并随後回到家鄉永定岐嶺地區開展抗日救亡工作。

據1986年《永定黨通訊》第一期所刊陳康容丈夫黃康（原名黃會齋）的訪談文章介紹：

1937年11月，廈門大學黨組織派遣陳康容随當時閩西南特委第二書記謝育才到龍岩白土鎮參加中共閩粵贛邊省委舉辦的第一期抗日救亡幹部訓練班學習，其間她與當時的閩西南特委宣傳部副部長黃會齋同志相愛并結婚。

1938年5月，陳康容受黨組織指派，回到她的老家永定縣岐嶺鄉開展工作。經中共岐嶺支部書記陳榮松介紹，擔任支部宣傳委員，以岐嶺下山村培文館國小教員身份公開活動。從此，陳康容以培文館為陣地，建立了岐嶺青年抗敵同志會和岐嶺抗敵後援會；創辦了婦女學校，成立了宣傳隊，自編抗日宣傳歌曲，開展了蓬勃的抗日救亡運動。

1939年後，國民黨頑固派不斷制造反共摩擦，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閩西南，國民黨制造事端，破壞永定地下黨組織，搜捕共産黨員，迫害黨員家屬和抗日人士。陳康容同志正是在這白色恐怖背景下被國民黨頑固派逮捕而犧牲的。

廈門市委黨史辦主任胡冠中在《歸僑女英烈陳康容》一文中，用文學的手法對陳康容被捕後堅貞不屈、英勇就義的過程做過細緻的描寫：

1938年底，當陳康容生完孩子從梅縣回到岐嶺時，永定的鬥争形勢越來越險峻。1939年，中共岐嶺支部書記陳榮松共産黨員身份暴露，不得不撤入金豐大山進行遊擊鬥争。岐嶺黨組織的工作就落到支部宣傳委員陳康容身上。随着國共兩黨的鬥争愈來愈尖銳，為了保證陳康容的安全，上級通知她上山避一避風頭，但陳康容難以割舍剛出生的孩子。1940年8月18日晚，陳康容被捕，保安團害怕陳康容被遊擊隊劫走，連夜把她押解到20公裡外的撫市（今龍岩市永定區撫市鎮）看管。

在監獄中，敵人軟硬兼施，百般折磨，要她說出共産黨地下組織的情況，陳康容嚴詞拒絕，最後還在自白書上寫道：“青春價無比，團聚何須提。為了伸正義，豈懼剝重皮！”表現出為了正義與革命，不懼犧牲的大無畏精神。

1940年9月17日，陳康容被福建省保安團殘酷地殺害于撫市的山墩上。臨刑前，她還高呼：“中國共産黨萬歲！”“打倒漢奸賣國賊！”壯烈就義時年僅25歲。陳康容英勇就義後，閩粵邊區成立了“康容支隊”，以紀念這位堅強不屈的女戰士。

陳康容用自己的行動，以無比的忠誠對待黨及革命事業，譜寫了一曲英雄的贊歌；用25個短暫而絢麗的年華，鋪就了偉大而光輝的一生，被當地人親切地譽為“金豐大山紅杜鵑”。

康容烈士沒有紀念碑，甚至找不到她的墓址，但她為抗日戰争所作的貢獻，為革命事業所作的貢獻，為中國婦女解放運動所作的貢獻将永遠被記錄在革命史上，刻在黨史豐碑上，印在人民的心中。她的偉大而光輝的形象，也永遠活在下山陳氏宗親心中、廣大人民群衆的心中。

作為烈士，黨和國家不會忘記！作為下山村的兒女，下山人民不會忘記！包括下山村默默無聞的58位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