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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羔羊》,第一驚悚片,我依然首推它

作者:環球銀幕

在整個奧斯卡獎的曆史上,隻有三部電影包攬過最重頭的五項大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和最佳劇本——

《一夜風流》、《飛越瘋人院》和《沉默的羔羊》。

的确,《沉默的羔羊》甫一上映,就被整個世界視為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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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霸占了北美票房榜的冠軍位置整整五周;作為一部在二月份上映的電影,它在次年三月份的奧斯卡頒獎典禮上奪魁,這在今天根本無法想象;

它成了斬獲奧斯卡最佳影片大獎的寥寥幾部恐怖/驚悚片之一,而兩位主演朱迪·福斯特與安東尼·霍普金斯的表演,也永久地留在了人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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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為一部恐怖經典,《沉默的羔羊》的成功,正在于它對套路的打破。

它的故事是由人物而非事件驅動;它的視覺風格打破了正常,讓人不寒而栗;它的視點颠覆着人們習以為常的性别秩序;而它對正與邪的看法,也十分模棱兩可。

這些突破,既是它成為傑作的原因,也是使它後無來者的緣由。

今天,就和大家聊聊這部恐怖經典——

《沉默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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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部偵破連環兇案的電影,《沉默的羔羊》打破了一系列的叙事規則。

它充斥着節奏遲緩的對話戲,比起案件的外部發展,它更關心的是角色的内在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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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核心兇案的兇手“野牛比爾”及其受害人,直到影片開場近半個小時才初次露面,而這個逍遙法外的罪犯甚至不是片中最大的反派,比他更吓人的罪犯漢尼拔博士,反而被囚禁在牢籠之中。

這樣的叙事設定,其實非常冒險,需要紮實的劇本和精彩的表演,才能讓觀衆投入到故事中。

然而《沉默的羔羊》恰恰擁有着紮實的故事,因為它改編自托馬斯·哈裡斯的同名暢銷小說,而飾演聯邦調查局(FBI)實習探員克拉麗斯和變态殺手漢尼拔博士的朱迪·福斯特和安東尼·霍普金斯,更是為兩位主人公注入了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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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有着強勢的外表,但克拉麗斯與漢尼拔都是在各自的環境中,處于脆弱位置的局外人。

克拉麗斯的處境,是由她的性别與童年經曆造成,作為一個來自小城市的孤兒,她缺乏自信,而作為一個身處男性主導環境的FBI實習探員,她的性别,又讓她像是一隻被困在狼群中的羔羊。

幸好克拉麗斯擁有着足夠的勇氣與智慧,在漢尼拔的幫助之下,她偵破了兇案,證明了自己。朱迪·福斯特将這個人物的勇敢與脆弱,都演繹得入木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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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漢尼拔的困境,則是由他自己造成。

他是一個反人類、反社會的連環殺手和食人者,但即便是這樣一個惡魔,也會受困于缺乏知己的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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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麗斯的美麗外表,喚醒了他對異性塵封已久的熱情,但真正讓他對前者傾心相助的,卻是他們二人在某種程度上的同病相憐。

兩人都一直無法被身邊環境所接納,而克拉麗斯對漢尼拔在智力層面的尊重,滿足了漢尼拔的自尊和虛榮心。

在兩人相遇之後,漢尼拔便像一個扭曲而怪誕的白馬騎士一樣,守護着克拉麗斯的破案曆程;但漢尼拔在影片結尾處的成功越獄,也終究會困擾克拉麗斯的心靈——當你距離深淵太近時,該怎樣應對回望着你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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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東尼·霍普金斯的表演,同時表現着漢尼拔博士的優雅與猥瑣、魅力與惡毒、駭人與幽默。他殺掉了對克拉麗斯不敬的獄友,因為那種行為“有失體面”,然而他卻克制不住自己對克拉麗斯和女參議員的龌龊調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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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像一個莎劇主人公一樣,念白擲地有聲,但他帶有戲谑意味的聲線,卻像是女星凱瑟琳·赫本與同志作家杜魯門·卡波特的結合體。

正是霍普金斯富有層次卻又充滿沖突的表演,塑造出了一個令人難忘的經典反派,你不知道應該鄙視他還是畏懼他,隻知道自己終生都不會忘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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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羔羊》在視覺上也同樣大膽:它打破的是多數電影都遵循的“第四面牆”原則,即不讓演員直視鏡頭。

在本片中,包括聯邦調查局上司、監獄獄長、漢尼拔和“野牛比爾”在内的所有人,都在不停地直視鏡頭,隻有一個人擁有着不必直視鏡頭的豁免權,那就是我們的女主人公克拉麗斯。

導演喬納森·德米為什麼采用了如此激進的視覺政策?或許他是想讓我們更直覺地體驗克拉麗斯在電影中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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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處在男性主導環境中的極少數女子之一,克拉麗斯需要不停地面對來自周遭男性的目光。盡管它們之中帶着垂涎、輕蔑、威吓或是阿谀奉承的不同感情,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質:極其讓人不舒服。

通過這種獨特的鏡頭語言,德米讓觀衆設身處地地體驗到了一位處在由男性主導的工作環境中的女子的感受;如果德米尚在人世,或許他會成為反性騷擾宣傳片的最佳導演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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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對性别秩序的批判之外,德米的第一人稱視覺政策,也讓整部電影的驚悚程度提升了一個檔次。在那個角色扮演遊戲(RPG)的逼真程度相對有限的年代,《沉默的羔羊》用主觀鏡頭,切實地為觀衆制造出了身臨其境的感覺。

雖然我們知道自己受着銀幕的庇護,不可能受到任何傷害,然而當我們循着克拉麗斯的視角,走入“野牛比爾”堆放着一張張人皮的地下室時,當我們透過毫無遮蔽作用的透明玻璃,與漢尼拔兇惡的目光相彙時,我們仍會情不自禁地感受到顫栗和恐懼,而這完全要歸功于德米反傳統卻直接有效的視覺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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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羔羊》對連環殺人犯有着精确而細緻的描繪,這是因為2017年的大熱美劇《心靈獵人》的原著作者——FBI探員約翰·道格拉斯,為影片提供了技術性幫助。

像漢尼拔這樣的高智商連環兇犯,往往有着強烈的控制欲,他們不會按照别人的規則行事,而是會自己确立一套規則,讓他人跳進圈套,然後像聞到血腥味的野獸一樣,探測對手的弱點,制定相應的政策,最終将對方生吞活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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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無法從漢尼拔的身上擷取認同與寬慰,因為他對人類這個物種缺乏同理心,并且道德意識完全缺失,是以即便是在他的幫助之下偵破了案件的克拉麗斯,也終究是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

但我們又能否從電影中的“好人”那裡獲得認同呢?似乎也不能。

克拉麗斯的上司克勞福德,為了争功奪名,不惜向漢尼拔提出虛假條件;而克拉麗斯本人,同樣參與到了克勞福德策劃的這個蹩腳謊言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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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漢尼拔的主管醫師契爾頓,更是一個沽名釣譽并且油膩好色的僞君子。是以當“野牛比爾”被抓獲後,我們在聯邦調查局的慶功宴上,甚至會感受到深深的困惑。

無論在克拉麗斯還是在克勞福德身上,我們都無法尋得可靠的道德落腳點,而這或許會讓我們在暗中思索——

漢尼拔式的反社會反人類變态想法,真的是毫無道理的嗎?當表裡不一的僞善和精緻迷人的邪惡并列在一起時,我們會被何者所吸引?

在道德層面上,無疑是前者更容易被接受,然而從美學角度來看,卻無疑是後者要更加誘人。

漢尼拔的魅力,正在于他在邪惡之中暗含的直率與坦誠,與利用超群智商來實作極端欲望的他相比,在種種妥協中委曲求全的社會人,實在太無趣,也太不酷了。

《沉默的羔羊》的危險之處,正在于它對反社會思維的如實表現,但它又從未忘記對這種思維的危險與惡毒加以提醒,這也讓它成為了一部層次複雜的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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