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堂吉诃德沉思錄》中譯本出版之際，奧爾特加研究者、西班牙馬德裡康普斯頓大學思想史教授哈維爾·薩摩拉·波尼亞（Javier Zamora Bonilla）撰寫書評。他主編有《奧爾特加全集》等書。本文為獨家首發。
奧爾特加（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1955），20世紀西班牙哲學家、思想家、文藝批評家、随筆作家。代表作有《大衆的反叛》《堂吉诃德沉思錄》《藝術的去人性化》等。
撰文｜[西班牙]哈維爾·薩摩拉·波尼亞
翻譯｜蔡潇潔
《堂吉诃德沉思錄》，[西班牙] 何塞·奧爾特加·伊·加塞特 著，王軍、蔡潇潔 譯，商務印書館，2021年4月。
在新舊世紀之交診斷歐洲現代文化
何塞·奧爾特加·伊·加塞特的《堂吉诃德沉思錄》于1914年7月末問世。這是他的第一本書。幾天之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對于奧爾特加來說，一戰是從幾十年前就開始的西方危機的症候，而非原因。在他看來，“大戰”，按照當時人們的說法，對當時的所有領域都意味根本性的劇變：政治、經濟、文化、人們了解生命的方式等。
在《堂吉诃德沉思錄》中，這位20世紀西班牙最知名的思想家對這場自19世紀末即初露端倪，被法國人稱為“世紀末”危機的西方文化危機的起因進行了勾勒。在哲學視野下，弗裡德裡希·尼采是這段被西方社會和科學文化理念質疑的曆史時期最具代表性的符号。葡萄牙詩人費爾南多·佩索阿稱“那是一段令人惴惴不安的歲月”；奧地利詩人胡戈·馮·霍夫曼史塔說“那是一段前途未蔔的日子”；而同為奧地利人的斯蒂芬·茨威格則坦言它終結了“昨日世界”。
《堂吉诃德沉思錄》（Meditaciones del Quijote）西語書封。
奧爾特加認為，歐洲現代文化從15世紀以來以科學為主要特征，但理性主義和科學方法在了解人的因素方面存在不足，無法了解我們每個人的個體生命，無法認識每一個“我”在其所處的“環境”，在他的世界中具有的意義，也無法回應現代性本身所産生的社會問題，如所謂的“社會弊端”和無産階級惡劣的生存狀況，這種狀況是在工業快速轉型和從農業社會到第三産業和大城市激增的大衆社會過渡過程中産生的。我們這個世界，對于很多已經不再贊同歐洲理性主義現代性“信條”的知識分子們而言，已經出了問題。
奧爾特加在《堂吉诃德沉思錄》中提出，需要将建立在概念基礎之上的歐洲北部理性主義文化與基于印象與感覺的地中海文化整合起來，構成一個唯一的歐洲文化。奧爾特加通過塞萬提斯的偉大作品《堂吉诃德》，以象征性的方式提出了西班牙對促成整體性的西方文化可以做出的貢獻。在所謂的“塞萬提斯模式”，在如何看待現實，如何“接近事物”的“塞萬提斯方法”中，奧爾特加找到了一種比笛卡爾和康德的理性主義哲學所提倡的科學方式更加人性化的方式來了解生命。
所有人，不僅具有生命，而且是曆史性的
在《我們時代的主題》（1923）等若幹部後來發表的作品中，奧爾特加認為應當要超越哲學的唯心主義，并提出了不同于抽象的理性主義的生命理性。所有人，不僅具有生命，而且是曆史性的，生命理性就是從這個基礎上闡發的。
在《堂吉诃德沉思錄》中，奧爾特加通過解讀塞萬提斯，發現了一種人類學，可以了解處于不同環境中的每一個體。真正的英雄氣質不是像堂吉诃德那樣的瘋狂遊俠騎士出門尋找冒險，而是在于每一個人對自己的道路的堅持。生命中處處有“十字路口”，每一個個體都需要在岔路口做出自己的選擇。堂吉诃德有很多次都讓他的那匹瘦馬驽骍難得随便選一條路，因為他覺得在任何地方都能建功立業。奧爾特加建議我們每一個人，每個個體都握住自己命運的缰繩，走自己想走的路，發揮自己真正的天賦，并且堅定地一直沿着這條路走下去，盡管我們可能永遠也到無法到達巅峰。奧爾特加非常塞萬提斯式地說：“旅途要好過客棧，生命的過程比抵達一個家一般安穩的所在更加重要。”
電影版《堂吉诃德》（1957）劇照。
堂吉诃德因為閱讀希臘詩歌中記載的史詩、歐洲古老謠曲和騎士小說而變得癡狂，史詩歌頌的是活在傳奇世界中的超級英雄所具有的不合時宜又神秘莫測的英雄氣質，然而塞萬提斯的小說将我們置于一個生命的曆程中，盡管以抒情和想象的方式呈現，但呈現給我們的仍然是現實，是與人有關的事情。塞萬提斯将人性賦予他筆下的人物。堂吉诃德是一個永遠失敗的英雄，經受了一個又一個挫敗，但始終沒有抛棄初心，或者說是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才放棄的。堂吉诃德和他的侍從桑丘·潘沙，那個追随他的主人，且大多時候比主人公更搶眼的可憐農民，都讓我們覺得很真實，因為他們的遊曆表達着他們所處時代的生命問題，同時也就是人類的問題：生命、愛情、基本的需求、家庭關系、對财富的渴望、社會實作、信仰或者失去信仰、與他人的關系、社會期待與碰壁、時代的信仰等等。
在《堂吉诃德沉思錄》的“第一思”裡，奧爾特加從塞萬提斯的傑作出發，寫了一段“小說簡述”，《堂吉诃德》作為不同于史詩文學的第一部現代小說，賦予文學以人性，用一種遲緩、诙諧的方式描述人的故事，把書中的人物變成了他們自己的英雄。
奧爾特加年輕時曾在德國馬爾堡大學就讀兩年，他和他的老師——猶太人赫爾曼·科恩一直就《堂吉诃德》這本書保持着重要的對話。科恩在他的著作《純粹意志的倫理學》裡發問：“《堂吉诃德》隻是一出鬧劇嗎？” 奧爾特加把這句話用在自己的書的開頭，他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很明确：不，《堂吉诃德》不僅是一部逗樂小說，不僅是對騎士小說和中世紀騎士理想的戲仿，不僅是第一部現代小說和世界文學的偉大巅峰之一，它還包含着一種人類學，一種了解人性的方式。人們不再輕易被笛卡爾在同一時代的歐洲中心所提出的理性主義方法所俘獲。要了解人性，了解人類在世界上行為的方式，要與人交往，很多時候都需要反諷和幽默感、同理心，尤其還有悲憫之心。科學可以告訴我們關于人的一些事情，關于人的一些具體的方面，但是不能告訴我們什麼是人。關于這個問題隻有一種基于生命理性的哲學可以回答。
上世紀50年代，奧爾特加與海德格爾。
在每個人所處的環境中去了解他
《堂吉诃德沉思錄》中最有名的一句話，可以概括奧爾特加的哲學思想，那就是“我就是我與我所處的環境，如果我不能拯救我的環境，自己也無法得救。”意思是說，欲了解每一個人，了解自己，就要将我們每個人周圍的世界，将我們所處的環境考慮在内，這裡的環境是實體的（比如地區），也是精神的（比如文化）。用奧爾特加的話說，應該在每個人所處的環境中去了解他，無論是實體環境還是精神環境。在他後來的哲學表述中，又提到“我的生命是根本性的現實”，即是說，在我的生命中出現了其他的現實，它們是我與環境的結合體。西方哲學從古希臘時期開始就執着地追尋存在的本質，與巴門尼德認為存在的本質變居不動不同，奧爾特加認為根本性的現實，即我的生命，是一種具有依賴性的存在，“我”既需要“環境”，“環境”也需要“我”。
另外，生命并不是靜止的、永恒不變的存在，相反，它永遠處于變化之中，不會絕對完成和終結，直到死亡的那一刻，而死亡已經不是生命的一部分了。事實上，生命不是“存在”，而是“存在着”，永遠是“未完成”的狀态。在任何時候，無論我們願意與否，我們都要決定自己生命的未來，盡管那是我們所能做的最微小的決定：我們的生命将一如既往。生命，永遠從過去而來（個人和集體的過去），并去往未來。
在另一篇文章同樣發表于1914年，和《堂吉诃德沉思錄》時間相近的文章《作為序言的美學小論》中，奧爾特加提出了“行為的我”這一概念。不同于西方唯心主義中“意識的我”，不同于康德所認為的“我”将世界看作現象和反映，無法接近事物的終極現實，即本體；奧爾特加認為哲學應當從生命的我出發，這裡的“我”就是我們所說的“我在走路，我想要，我厭惡，我感到疼痛”的“我”，一個活着的“我”，在這個生命中，我“驗證着、存在着和行動着”。不是理念的愛，而是充滿激情的活着：這就是生命。
奧爾特加鼓勵每個人善待自己的出生之地。
奧爾特加認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努力“拯救”自己的環境，即是說，努力使環境得到完滿形式的發展。前面引用的“我就是我與我所處的環境，如果我不能拯救我的環境，自己也無法得救”這句話是奧爾特加對一句拉丁語表述的擴充，他借此鼓勵每個人善待自己的出生之地。每個人都應該試着使自己出生并且生活在其中的環境變得更好，通過這種方式，他也可以“拯救”“我”，即他自己的生命。奧爾特加說“對環境的重新吸納決定了一個人的具體命運”。我們應該重新吸納我們的環境，吸收它，将它内化，這樣我們才能使自己得到發展。這并不意味着我們要在環境中被動采取行動，相反，因為環境中充滿了各種可能性和困難，我們就要利用環境所提供的可能性來應對困難，把困難變成新的可能性，開闊我們生命的地平線，拓展我們的命運。
奧爾特加在《堂吉诃德沉思錄》裡把他們那一代人稱為“愛國、美學和科學的理想主義者”，他們否認自己那個時代的西班牙，對繼承到的遺産持十分批判的态度，然而正是因為這樣，他們才感到自己有責任去建設一個新的西班牙。
“視角理論”和“隐喻的傳授法”
在《堂吉诃德沉思錄》這本書裡我們還能發現另一個特點，它也是定義奧爾特加全部作品所表達的哲學思想的若幹特性之一：那就是視角理論。
奧爾特加認為，我們隻有綜合不同的視角，才能逐漸地認識到現實的真相。人不可能獲得認識現實的絕對全面的、所有角度的視角，他隻能部分地認識現實，而這部分已知的現實也是現實的一部分。為了闡釋這一理論，奧爾特加用安葬西班牙多位國王的埃斯科裡亞爾皇宮修道院周圍的鐵藝林打比方。我們的哲學家問，要多少棵樹才算一片樹林。一個身在林中的人是看不見樹林的，他隻能看見自己周圍數目有限的樹，那麼它們是樹林嗎？這就是表層現實，它暴露在我們的感官之下，我們可以動用視覺、嗅覺、觸覺、聽覺捕捉到。但是除此之外，還存在另外一種深層現實，它不能被簡單地看到，我們無法用感官直接擷取，而隻能通過概念來了解。“樹林”這個概念所表達的并不是我們置身其中的那個現實，而是我們直覺知道存在于那個淺近的現實後面的現實。我們隻有從這個高度視角，而不是在林子裡面，才能看到整個樹林。是以，我們對現實的擷取總是從某個視角出發的，一個我們自己的視角。而如果想要了解全部現實，或者大部分的現實，那就隻有一種方法：增加視角，把自己的和别人的視角彙集起來。
奧爾特加認為世界是聯系的，“失去聯系即意味着幻滅”。
奧爾特加習慣帶着一個橘子或一隻蘋果進課堂，把它放在講台上，向他的學生們解釋視角理論。他問學生們有誰曾經看到過一個橘子或者一隻蘋果。當有人舉手，說自己曾經看到過，奧爾特加就會向他解釋說，實際上，我們從來不能隻憑一眼就看到一隻蘋果，因為這個蘋果總會有某一部分藏在我們的視線之外。其他的感官也面臨同樣的狀況。我們所看不到的那一部分蘋果是隐蔽的，我們根據以往對于蘋果認知的經驗，直覺認為它存在，但是那一部分的蘋果可能已經被人切掉了，因而并沒有一個蘋果，而是隻有半個。
另外，蘋果也有深度，它的内部是我們無法直接看到的。我們得把蘋果切成薄片才能逐漸看到它的内部，但是即便切片再薄，也終究具有一定的厚度，我們的感覺無法完全地觸及，除非我們使用顯微鏡，但是從顯微鏡看到的也不是蘋果，而是蘋果的微觀部分。任何事物都有一個深層次元。概念，作為蘇格拉底的偉大發明，幫助我們把一樣事物與其他事物、一個現實與其他現實區分開來，而在區分的同時，也在它們之間建立了聯系。
視角主義尋求多種視角的整合和事物的聯系，因為現實總是通過某種視角得以呈現。奧爾特加認為“失去聯系即意味着幻滅”。世界是聯系的。奧爾特加的哲學論述方式是對“理智的愛”的熱情實踐，“理智的愛”是哲學家斯賓諾莎的表述。詩人安東尼奧·馬查多在評價奧爾特加的作品時說，奧爾特加的哲學是愛的哲學，它尋求事物之間的連接配接，以此來認識現實。現實就在那裡，但是我們隻能逐漸地認識它，逐漸掀開覆寫其上的面紗。這就是古希臘哲學中真理（alétheia）的概念，意思是“揭示”。
奧爾特加在《堂吉诃德沉思錄》中談到了“隐喻的傳授法”。他認為如果有人想要向我們教授真理，最好的方法不是直接說出來，而是引導我們走上發現真理的道路，使我們每個人通過自己的方式和自己知識的增長到達真理。我們要靠自己走這條路。這是真正的哲學方法論，即打開通往終點、通往知識港灣的道路。哲學，對智慧的愛，始于一個人對這個世界的奇妙之處感到驚奇的時候（希臘人把智慧女神雅典娜比喻成一隻圓睜着驚奇的大眼睛的貓頭鷹）。正是從那驚奇和困惑中，人們在現實的知識之路上前行，逐漸揭示真理，抵達真理。奧爾特加在另外一些場合裡也将這種方法稱為“熏陶法”，他說，老師應該傳授給學生的最重要的東西，哲學，也就是對智慧的愛，其實是無法教授的，他隻能以身作則，通過自己所表現出的對哲學活動的熱愛感染學生，使他們看到，并且走上老師為他們打開的道路。
作為第一階段哲學思想高峰的《堂吉诃德沉思錄》
《堂吉诃德沉思錄》是奧爾特加第一階段哲學思想的高峰。新康德主義哲學和現象學先後對他的思想産生重要影響，同時，海量閱讀西方文化，尤其是他所處時代西班牙的文學和思想也對他影響至深。《堂吉诃德沉思錄》有一種緊湊的對話感，有時并不十分明顯，對話的對象不隻是我們已經提到過的塞萬提斯，還有一些與奧爾特加同時代的作家，比如弗朗西斯科·吉納·德洛斯·裡奧斯、米格爾·德·烏納穆諾、拉米羅·德·馬埃斯圖（《堂吉诃德沉思錄》就是獻給他的）、皮奧·巴羅哈和阿左林。
奧爾特加的哲學思想是試圖回應20世紀重大哲學問題的最有深度的哲學之一，而《堂吉诃德沉思錄》則是他的哲學思想的第一個重大成果。這種思想被稱為生命和曆史理性哲學，因為它從作為根本性現實的生命出發，并意識到生命總是具有曆史性的。“人沒有天性……而隻有曆史”，奧爾特加很久之後說道。或許我們可以把這句話稍作修飾，說成“人幾乎沒有天性”，或者更準确地說，人的天性固然重要，但是世世代代積累而成的文化和曆史則更加重要得多，因為人類始終是過往的繼承者，他們在續寫一份從很久以前就開始記載的人類大傳記的同時，還試圖遵循着各自的天賦，建構自己的生活。
生命和曆史理性系列思想也在奧爾特加後來的作品中得到闡釋，如《我們時代的主題》（1923），《哲學是什麼？》（1957），《思想和信念》（1939），《作為體系的曆史》（1941）或《關于伽利略》（1947）。關于這個系列，或許現在不是深入論述的時候，是以我們隻是略微提及（作為自由的生命、作為宿命的生命、作為任務、未來、戲劇、信仰和傳承的生命等等），通過這些哲學思想，我們最終可以對自己所處的時代進行思索，并且應對那些全世界所共同面臨的重大挑戰。我們未來的成功就蘊藏在對現實的準确了解之中。
文中部分黑白照來自https://www.libertas.co網站。封面題圖為電影版《堂吉诃德》（1957）劇照。
作者 | [西班牙]哈維爾·薩摩拉·波尼亞
譯者 | 蔡潇潔
編輯 | 羅東
導語部分校對 | 李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