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對西域地區産生重大影響始于漢代，張骞通西域後，絲綢之路上繁忙的政治和貿易交往，将中原地區和西域緊密地聯系起來。唐代，中央政府在西部的管轄範圍囊括中亞部分地區，中華文化在西域的影響遠超漢代[1]。但唐末至宋末，由于吐蕃興起和阿拉伯伊斯蘭勢力東侵，西域地區陷入了割據和混戰狀态，中原地區和西域的文化交流随之減弱。12世紀，深受中原文化影響的契丹皇族耶律大石，在西域建立了西遼政權，這是繼漢唐之後又一次對西域地區産生深遠影響的中華政權，對中華文化在西域地區的傳播具有重大意義。西遼之是以深受史家關注，不僅在于其促進了中華文化在西域的傳播，還在于其鮮明的中華文化屬性。關于西遼對中華文化在西域的傳播作用，魏良弢教授和紀宗安教授做了大量寶貴的研究，但引用較少，本文在充分挖掘史料的基礎上，還試圖論證西遼政權的中華屬性，以批駁“新清史”學派認為少數民族獨立于中華民族之外的論斷。本文的西域，是包括中亞在内的廣義上的西域。
葛爾罕：來自中國的王
1125年，天祚帝被金俘虜，遼政權在中國北方的統治結束。在天祚帝被俘的前一年，即1124年，契丹皇族耶律大石帶領一支隊伍輾轉至西域地區，在巴拉沙衮(今吉爾吉斯斯坦托克馬克附近)建立了政權，耶律大石号“葛爾罕(汗)”，意思是“衆汗之汗”的意思，中國史書稱之為“西遼”，“世号為西遼”[2]。耶律大石出身中國契丹皇族，《遼史》《金史》和中亞地區的伊斯蘭史籍均有記載。《遼史》載“大石字重德，太祖八代孫也”[3]，《金史》載“會契丹大石出奔，以餘睹為元帥，石家奴為副，襲諸部族以還”[4]。《世界征服者史》記述耶律大石“他們的老家在契丹，在那裡他們是有權有勢的人物” [5]。《多桑蒙古史》載，“契丹貴人名讷失太傅者(讷失即大石)，素為其國人所尊，遂西奔。逾乞兒吉斯之地，旋至畏吾兒突厥斯單[6]。……盡取突厥斯單全境。而号古兒汗(即葛爾罕)”[7]。關于耶律大石遠征西域的路線，梁園東先生做了可信的考證：1124年耶律大石自立為王，率衆西遷，渡過黑水，同年底到達可敦城，後在北庭會集七州十八部的軍民，初步建立軍制。為躲避金的追殺，1130年借道和州(今吐魯番)回鹘西征，征殺萬裡至今中亞的撒馬爾罕，大勝阿姆河流域的伊斯蘭聯軍，收服了花剌子模，随即又西征至起爾漫(今撒馬爾罕和布哈拉之間)，1132年在起爾漫稱帝，建立遼，定都虎思斡耳朵(今吉爾吉斯斯坦托克馬克附近)，史稱“西遼”[8]。
西遼出自中華政權一脈，可以從它對故土的留戀和進軍中原，恢複遼統的軍事鬥争上得到驗證。在北庭誓師西進時，耶律大石訓師全軍“我祖宗艱難創業……金以臣屬，逼我國家，殘我黎庶，屠翦我州邑……我今仗義而西，欲借力諸藩，翦我仇敵，複我疆宇……思共救君父”[9]。耶律大石在訓詞中說出了西遼和遼的關系及西征的原因是金的逼迫，目的是借助地方勢力消滅金國，恢複遼統。在西域建立政權後，他仍心系故土，“朕率爾衆，遠至朔漠，期複大業，以光中興。此非朕與爾世居之地”[10]。反映出耶律大石回歸中原恢複遼統的決心和對客居西域的不甘。為了回歸中原，西遼不斷東征，試圖将金從遼的故土上驅逐出去。金天會三年(1125年)，耶律大石曾聯合西夏進攻金國，并攻克金西部邊地，緻使金泰州都統于天會七年(1129年)上奏加強西部邊防，“大石已得北部二營，恐後難制，且近群牧，宜列屯戍”[11]。西遼不斷東征，給金造成了很大壓力，金帝下诏“夏人或與大石合謀為釁，不可不察，其嚴備之”[12]。限于當時的交通，金對西遼的情況不甚了解，為了解西遼的情況，金多次向西夏和回纥商人打探，天會八年(1130年)“夏國報曰‘小國與和州地壤不相接，且不知大石所往也’”[13]。同年，金曾派耶律餘睹、石家奴、拔離速征讨西遼[14]。皇統四年(1144年)，金從回纥商人那裡知道耶律大石已經去世，“回遣使入貢，言大石與其國相鄰，大石已死”[15]。為招降耶律大石，同年金派粘割韓奴經回地出使西遼。西遼還響應金國内的人民起義，趁機給金邊境制造壓力，“大石在夏國西北。昔窩斡為亂，契丹等響應。……若大石使人間誘，必生邊患……異時或有邊釁，契丹豈肯與我一心也哉?”[16]為恢複遼統，耶律大石還曾派人聯合南宋進攻金。西遼對金頻繁的軍事活動，反映了耶律大石對遼亡的不甘和對中原故土的留戀。
西遼出自中國政權一脈，還可從契丹的民族文化屬性上得到驗證。契丹在民族文化上有一個深度中原化的過程。在同黃河流域人民交往的過程中，契丹不斷中原化，而且契丹在接受中原文化時是自覺、自上而下并主動推廣的，是以，契丹中原化的區域範圍大，程度深。耶律阿保機在建國之初就曾祭祀孔子、修建佛寺和道觀以收服漢人[17]。遼聖宗好讀《貞觀政要》，并由漢臣摘錄唐高祖、太宗、玄宗可以取法的事迹，史載遼聖宗“好讀唐《貞觀事要》，至太宗、明皇實錄則欽伏”[18]。《貞觀政要》一書對遼影響深遠。遼世宗“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19]，多任用中原漢人治理國家。遼道宗對中原文化更是服膺“願後世生中國”[20]。契丹接受中華文化的突出特點是自上而下，自發自願，從官府到民間都比較徹底。至道宗時，遼統治者自認為和漢人已經沒有什麼兩樣。遼末年，契丹與中原人已高度一體化[21]。北宋時期，路振奉命出使契丹時，看到普通百姓“俗皆漢服”[22]，從日常着裝來看，從統治階級到普通百姓契丹人已經和漢人沒有大的分别，契丹人和中原人已經基本一體化。
至耶律大石時代，遼政權受中華文化浸染已經二百多年，契丹人接受中華文化的程度應該更高。據史載，耶律大石“通遼、漢字”，“字重德”[23]，從姓名和通漢字來看，耶律大石已經和中原讀書人沒什麼差別了。著名的中亞曆史學家伊本·阿爾·阿西爾曾描述耶律大石：第一位古兒汗(即葛爾罕)長得相貌堂堂，身着中國絲制的服裝[24]。着中國服裝，既是耶律大石的日常生活，也是中華文化在他身上的日常展現。建立政權後，耶律大石入鄉随俗稱“葛爾罕”，但同時又使用中原帝王傳統的帝号和年号，“複上漢尊号曰天祐皇帝，改元延慶”[25]。不僅耶律大石，曆代葛爾罕都有帝号和年号，展現出西遼統治者在心理上已經自認為是中華政權。如果說服飾、名字、帝号和年号是西遼政權中華文化屬性的表面特征，那麼将漢語作為官方語言，則是根本特征。西遼政權的官方語言，據巴托爾德推測，是漢語[26]。西遼的官方語言是不是漢語，可以從錢币上的銘文看出來。史載西遼感天皇後塔不煙鑄了“感天元寶”錢币，錢币正面印有“感天元寶”四個漢字[27]。關于西遼的錢币，筆者在檢索史料時有了新的發現，吉爾吉斯斯坦近年出土了四枚印有“續興元寶”漢字的錢币，形制如唐錢，其中一枚出土于吉爾吉斯斯坦的布拉納，即西遼的政治中心虎思斡耳朵，專家推測應為西遼耶律夷列時所鑄[28]。這枚錢币是西遼文物最新的考古發現，還沒有引起史學界的充分關注。國家錢币上的文字就是國家的官方語言，這是确定無疑的。從西遼錢币上的銘文來看，巴托爾德的猜測是正确的。将漢語作為官方語言，是有曆史和現實邏輯的，一是耶律大石的官僚機構本身就高度中原化，漢語就是西遼統治集團的官方日常語言。二是将漢語作為官方語言，能夠喚起西域各民族對漢唐政權的曆史記憶，借以标榜西遼是漢唐政權在西域的繼續，以此來增強政權的正統性、權威性和号召力，從此也可以窺見耶律大石在心理上已經把自己看做是中原政權的後繼者了。
西遼政權源自中國，還表現在境内大量的漢人口上。丘處機(1148——1227年)道号“長春真人”，應成吉思汗的邀請，于1219年赴中亞遊曆，在路上見到很多生活在當地的漢人，在田鎮海(今蒙古科布多東南)“有漢民工匠絡繹來迎” [29]，在和州(今吐魯番東)，回纥首領的樂工“皆中州人”[30]。長春真人向成吉思汗請辭時，曾告訴成吉思汗沿途遇到很多漢人，他們盼望他東歸時能再相見，“來時漢人問山野以還期，嘗答雲三歲”[31]。蒙古征服時期出使西亞的常德，于1259年在一個叫“鐵木爾忏察”(今新疆霍城縣東北)的關隘上見到了很多漢人士兵，“守關者皆漢民”[32]。常德在别失八裡(今新疆吉木薩爾)北見到很多漢人，“近五百裡，多漢民，有麥黍谷”[33]。在阿裡麻裡城(今新疆霍城縣)也有很多漢人，常德看到“回纥與漢民同居，其俗漸染，頗似中國” [34]。關于西遼境内的漢人數量，筆者在翻檢史料時發現兩條前人未曾注意到的史料，一條是在邪米思幹(今烏茲别克斯坦撒馬爾罕)，當地破産的回纥農民“須附漢人及契丹、河西(即西夏人)等……漢人工匠雜處城中”[35]。一條是在巴格達，哈裡發的後妃都是漢人，“丁巳歲，取報達國(今伊拉克巴格達)……其妃後皆漢人”[36]。從伊利汗國後宮漢人女子的數量來看，漢人在當地絕不在少數。蒙古遠征中亞始于1219年，至常德出使西亞不過40年的時間，而西遼在中亞已經存在近一百年了，從漢人的産業和對當地生活習俗的影響來看，漢人在當地已經生活很長一段時間了，不似是随蒙古西征的漢人。張星烺認為他們是随耶律大石去西域的漢軍的後代[37]。
前人還注意到西遼在西域地區保護并弘揚了儒釋道文化。長春真人在昌八剌城(今新疆昌吉州境内)會見當地王公時見到過僧人，“有僧來侍坐，使譯者問看何經典，僧雲‘剃度受戒，禮佛為師’”[38]。筆者在翻檢文獻時還發現了兩條新的記載，一條是長春真人在别失巴裡(今新疆吉木薩爾)會見回纥王時，見到了很多僧侶和學習漢文化的人，“侍坐者有僧、道、儒”[39]，足見儒、釋、道在當地的顯赫地位。一條是常德在賽藍城(今哈薩克斯坦奇姆肯特附近)曾看到過佛寺，“有浮圖，諸回纥祈拜之所”[40]。長春真人和常德西行之時為西遼末年和元初，從當地人對佛教的接受程度來看，當時的佛教應該在蒙古進入西域之前就已大行其道了，至少在西遼時代是大受保護的。在伊斯蘭教日漸浸漫的當時，佛教在西域的存在和光大，凸顯了西遼政權對佛教的弘揚之功。
沙黑納：中原政治制度同西域地方管理制度的融合
據魏良弢先生研究，西遼的疆域東至土拉河上遊，東北至葉尼塞河上遊，西北至鹹海以北，南至阿姆河和喀喇昆侖山、昆侖山、阿爾金山，東南抵達哈密、若羌一帶，與西夏為鄰，國土面積約400萬平方公裡[41]。西遼國土面積龐大，部族衆多，地方差異巨大，為便于統治，葛爾罕将遼的中央集權制度和屬國制度引進了西域，并同西域原有的社會管理方式相結合，創立了既能夠保持中央統一上司，又能保持地方穩定的社會管理制度——沙黑納[42]。沙黑納既是地方長官，也是管理機構，擁有一定規模的軍事力量，負責處理地方政務和征收賦稅。“沙黑納”顯然和“葛爾罕”一樣都是西域當地的官職名稱，在志費尼時代它是一個阿拉伯詞彙，是阿拉伯語言與中亞語言的變異。按同中央政府的親疏關系，西遼的地方可以分為三個層次，一是長駐沙黑納的領地。這是西遼最重要的領地，多在虎思斡耳朵周圍，葛爾罕派駐沙黑納代表中央管理地方政事，收繳賦稅，屬直轄領地，原來的地方首領失去了直接管理地方的權力。二是定期派駐沙黑納的領地，在重要性上僅次于直轄領地，多在直轄領地的外圍。沙黑納平時不駐地方，隻在征繳賦稅的季節才到地方來，原來的地方首領負責管理地方政務，在征稅時協助沙黑納征繳賦稅。三是不派駐沙黑納的領地，在重要性上又次之，多是西遼的邊遠地區[43]。地方政事由地方首領管理，稅收由地方首領征繳後送往中央，屬非直轄領地。西遼對非直轄領地和直轄領地的管轄關系，是漸次遞進的，表現為非直轄領地<定期派駐沙黑納的領地<直轄領地。長駐沙黑納的直轄領地，往往是京畿之地，或在軍事和經濟上對中央政權至關重要的地方。巴托爾德認為，葛爾罕的直轄領地，隻有“七河流域南部地區、伊甯邊區和錫爾河州的東北部”[44]。在直轄領地，“從謙謙州(在今俄聯邦圖瓦共和國境内)到巴兒昔罕(今吉爾吉斯坦伊賽克湖以南)，從答剌速(今哈薩克斯坦塔拉茲附近)到牙芬奇(今新疆伊犁附近)”[45]西遼都派駐了象征汗權的沙黑納。西遼的非直轄領地相當于唐代的屬國。從西遼對地方的管理制度來看，在直轄領地，施行的是中央集權制度，在非直轄領地，施行的是屬國制度。西遼的中央集權和屬國制度，是遼的國家制度在西域的延續，而遼的國家制度源自唐，有充分的史料依據。《遼史·百官制》對遼借鑒唐代的國家管理制度有明确的記述“遼……既得燕、代十有六州，乃用唐制，複設南面三省、六部、東宮之官……亦以招徕中國之人也” [46]。“乃用唐制”，說明遼的官制，尤其是南面官制是取法唐制甚至有的官制名稱就是直接借用唐制。關于西遼建立官制的情況，《遼史·西遼始末》有明确記載，在北庭大會七州十八部後，耶律大石建立了自己的官僚體系[47]。從其大臣的職務名稱“六院司”“招讨使”“樞密使”等來看，西遼的官制是對遼北南面官制度的沿襲，是中央集權和屬國制度在西遼的延續。
關于“沙黑納”，紀宗安認為相當于遼南面官中的“少監”[48]。《遼史·百官制三》“諸監職名總目”下有“某少監。興宗重熙十七年見将作少監王企”[49]，從釋義來看“少監”是主管某一部門或行業的官員。志費尼稱“沙黑納”為征稅官，與“少監”的職務功能相合。“沙黑納”不僅僅是一個地方管理機構，還擁有一定的武裝力量。在地方駐軍，是中央集權制度的根本展現，通過駐軍，西遼不僅加強了對地方的管轄，維護了地方社會秩序，還能為中央政權維護長期穩定的稅源，對維持國家政權的生存意義重大。西遼的稅收，一般稅額較小，隻向每戶征收一個“第納爾”[50]，巴托爾德認為耶律大石的稅制來自中國，實際上就是中國傳統的什一稅[51]。關于西遼的賦稅，《金史·粘割韓奴傳》中有明确記載，“所獲十分之一輸官”[52]，可與巴托爾德等的研究相印證。“一個第納爾”在當時西域的稅負中是較輕的，展現了中原王朝政權更替之初“輕徭薄賦”的傳統，這正是耶律大石對遼亡深刻反思的結果，他将遼亡的原因歸罪于統治者的腐化，導緻百姓不堪重負而天下大亂，“我大遼自太祖、太宗艱難而成帝業，其後嗣君耽樂無厭，不恤國政，盜賊蜂起，天下土崩”[53]。是以，他在西遼政權甫建立之時，就在西域地區實施了輕徭薄賦的政策，也深合中華封建政權在更替之初的共同規律。
西遼在西域施行中央集權制度，還展現在取消“伊克塔”制度和将領的兵權上。“伊克塔”是西域的土地分封制，在西域盛行已久。伊克塔制度起始時，領主對封地并沒有所有權，但後來變成終身封地和世襲封地，地方的割據性逐漸顯現。作為分封土地的制度，伊克塔容易導緻地方割據和地方戰争。巴托爾德這樣描述評價伊克塔，“如同所有的遊牧或半遊牧民族國家一樣，汗王将統治下的國家劃分為封地，這些封地很快就轉變為獨立的領地，它們之間的界限經常發生變動并且彼此之間常常發生戰争”[54]。當時西域的喀喇汗、高昌回鹘、花剌子模等諸汗國間就曾長年戰争不斷[55]。為加強中央集權，葛爾罕取消了伊克塔制度，也不再向部屬分封土地[56]。“通過取消伊克塔制度，西遼取消了地方首領和王公貴族對土地的所有權，從根本上取消了軍閥割據的根源，有利于西遼政權的統一和西域的穩定。在取消伊克塔的同時，耶律大石還将兵權收歸中央，在非戰争時期“不把百人以上的騎兵交給任何人上司”[57]。關于耶律大石将兵權收歸中央的情況，筆者發現在《金史·粘割韓奴傳》中有明确記載，可資印證，西域的回纥使者向金招讨司介紹西域境内的情況時，提供了西遼的情報，“俗無兵器，以田為業”[58]。該條史料還沒有引起學者的注意，但它真實地反映了西遼政府将軍隊收歸中央，不允許民間擁有武器，加強中央集權的史實。熟稔唐代曆史的耶律大石對安史之亂和藩鎮割據的舊事應不陌生，遼末地方将領擁兵自重，割據一方，更是他親眼目睹、親身經曆的。取消将領的兵權，是耶律大石對中國曆史和遼末将領擁兵叛立的曆史深刻思考的結果，是對中原王朝興替曆史的警醒。
在定期派駐沙黑納的地方，當地首領管理地方政事，沙黑納在征稅季節代表葛爾罕巡視地方政事，一是宣示西遼的主權，二是征繳稅收。西遼保留征服前的地方權力體系，并将之納人到國家管理體系，有利于在建立國家時減少中央同地方的沖突。
不派駐沙黑納的地方，多在邊遠地區，屬西遼的非直轄領地，即屬國，是唐代的屬國制度在西域的延續。原來的地方首領隻要在腰帶上别一塊銀片，表示臣服，就可成為西遼的屬國，向中央政府繳納稅收，并繼續管理地方政務[59]，“從前的地方性王朝到處都繼續存在，他們是古兒汗(葛爾罕)的附庸” [60]。至于西遼的屬國制度源出唐代，前人多引《遼史·百官制》中“遼……既得燕、代十有六州，乃用唐制”論述，但對遼怎樣沿用唐的屬國制語焉不詳。筆者在翻檢史料時，發現遼沿用唐的屬國制度有清晰的線索，《遼史》載，“唐太宗置玄州，以契丹大帥據曲為刺史。又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為都督，分八部，并玄州為十州。則十部在其中矣”[61]。唐時，契丹為唐代的一個屬國，首領據曲為唐玄州刺史，管理屬國政務。契丹建遼後，“乃用唐制”，自然而然地借鑒了唐的中央集權和屬國制度，對政治中心地區施行中央集權制，對邊遠地區施行屬國制。不過，和唐對屬國的稱謂不同，遼稱屬國為“部族”，遼的部族有奚王、室韋、特裡特免、稍瓦等[62]，多在邊疆地區，故有“部族實為之爪牙雲”[63]。在部族地區，遼任用部族首領管理地方政事。
施行屬國制度，是由西遼自身的政治制度和西域地區的現實情況決定的。一是屬國制度已經是西遼國家制度的一部分。二是西遼國土面積廣大，情況複雜多樣。當時西域地區王國林立，經濟和文化形态各異，如果強制推行中央集權制度，将會激起中央與地方的沖突，不利于西遼政權的穩固和發展。隻要承認對西遼的臣屬關系并繳納一定的貢賦，原來的統治秩序就可繼續存在，這樣既能保持國家的統一，又避免跟地方産生軍事沖突。三是西遼政權内部統治階層人口數量較少，在西域像遼在中國那樣全面建立北、南面官制度，建立龐大的官僚體系和軍事體系，面臨的首要困難就是缺乏足夠的人力和軍力，如果強行駐軍會導緻兵力分散，會使京畿地區缺少足夠的保衛力量。是以，西遼将中央集權制度同西域的地方制度相結合，對遼的政治制度加以改造，并借用了西域地區通行的官職名稱，使西遼政權在西域地區紮下根來。總之，西遼的政治制度，源于中原王朝，特别是唐代官制，又結合了西域地區的現實狀況，實作了本土化，既避免了中央同地方的激烈對抗，又有利于休養生息，客觀上維護了西域地區的穩定和經濟發展。西遼政權的建立，促進了中華制度文化在西域的傳播。
由于西遼在西域地區延續了漢唐以來的中原王朝制度，随着西遼的強盛， “契丹”這一稱呼沿絲綢之路輾轉傳入俄羅斯和歐洲，西方将中國稱為“契丹”，因時代和地域的不同，“契丹”一詞又産生了許多變音和拼寫法:Kitan /Kitay/Katay/Kitai/Kh-itan/Catai/Catayo/Catalane/Catay/Qitay/Chataio等[64]，今天俄語“中國Китай”即源于契丹。
桃花石諸事精巧：中華器物文化在西域
西遼不僅将中原地區的政治文化帶入了西域，還帶來了中國的制造文化。在随耶律大石西遷的契丹人和漢人中，有許多技藝精湛的工匠，他們為西域地區的生産生活注入了衆多中華元素，促進了中華文化在西域的傳播。
遷入西域的契丹和漢人工匠，憑借勤勞和先進的生産工具、生産技術，在當地創立了相當可觀的财富，他們的生産工具和生産技藝深受當地人的肯定。在阿裡馬城（即阿裡麻裡，今新疆霍城縣境内），當地人“及見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諸事皆巧’。桃花石謂漢人也”[65]。這裡的“中原汲器”，可能是辘轳，長春真人在河中地區（今中亞錫爾河、阿姆河和澤拉夫尚河流域地區）見到過這種工具，“有回纥叟驅一牛挽辘轳汲水，以飲渴者”[66]。筆者最近在哈密市伊州區調研時，在波斯坦村的博物館還見到過這種汲水工具。不僅生産工具，中原地區的諸多商品也在西域地區廣泛銷售。元初，旅行家耶律楚材在斑城（今阿富汗馬紮裡沙裡夫附近）見到很多中原地區制造或中原地區款式的器物，“城中多漆器，皆長安題識”[67]。說明西遼有效地保護了絲綢之路貿易。
中原地區的織造工藝也遠播西域。長春真人在謙謙州見到“漢匠千百人居之，織绫羅錦绮”[68]。中原地區織造業比較發達，西域地區又多産棉花，中原地區的織造技術和西域豐富的織造原料相結合，織造出質地優良的棉布，行銷西亞和中原内地[69]。
中國的建築材料和建築風格也出現在西域的城市建築上。西遼時期，中國的建築材料磚、瓦等在西域建築中被廣泛運用。關于中國建築技術對西域地區的影響，前蘇聯吉爾吉斯共和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編寫的《吉爾吉斯地區史》有比較中肯的評價，“它們在建築裝飾方面，總的來說廣泛地表現出漢藝術和漢文化的影響”[70]。中亞學者認為西遼給中亞地區帶來了漢文化的浪潮。[71]西遼的工匠将中原地區的建築材料和建築制式帶進了西域，西遼時期西域的建築廣泛采用了中原磚、瓦、炕等建築材料和模式。考古專家在吉爾吉斯斯坦托克瑪克的考古發掘中，發現了西遼時期的暖炕，這種建築最早出現于中國的北方地區，冬季既能取暖，又能保持房間清潔。現在，“暖炕”在中國北方的農村地區至今仍然廣泛使用。耶律楚材在河中地區也見到了這種建築，“牛糞火熟石炕暖，蛾連紙破瓦窗明”[72]。魏良弢教授認為這樣的石炕系由西遼移民傳入河中地區[73]。前蘇聯考古學家在阿克貝希姆（今吉爾吉斯斯坦托克馬克附近）發現了一座西遼時期的寺廟，寺廟的院落和大殿的結構布局都展現出漢人佛寺的結構特征[74]。
西遼政權在西域地區維護并延續了中華文化的影響，給西域社會烙上了濃重的中華文化色彩，深刻地影響了當地的文化和生活，“回纥與漢民雜居，其俗漸染，頗似中國”。在和州（今吐魯番地區），長春真人詢問當地人的風俗時，當地人仍對中華文化心膺誠服，“因問風俗。乃曰：‘此大唐時北庭端府。景龍三年，楊公何為大都護，有德政。諸夷心服，惠及後人，于今賴之’” [75]。西遼政權在西域的存在，使中華文化以官方文化的身份在西域廣泛傳播。至今，中亞地區仍有許多以“契丹”為名的村落和地方。
西遼雖是契丹建立的少數民族政權，但在民族文化上已經高度中原化，耶律大石及其同僚已經成為中華文化的踐行者，其在西域地區推行中原政治文化，保護和促進東西貿易往來，其境内相當數量的漢人，漢語被定為官方語言，中華器物制造技術、中華風俗等在西域地區廣為傳播，都說明西遼對中華文化在西域地區的傳播做出了巨大貢獻，西遼政權的中華文化屬性也有力地證明了其是中華政權的一脈。
按：第一作者張先革，男，山東成武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博士，和田師範專科學校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從事馬克思主義和中亞問題研究。第二作者李朝虹，和田師範專科學校 語言學院。第三作者潘志平，新疆大學馬克思主義與邊疆治理研究中心。原文載《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