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老子及其早期道家學說跟吠陀教義加以簡單比對，就能發現下列幾項重要的相似點：
首先，老子們的學說核心“道”，與婆羅門教的“梵”（Brahman，中國上古音【bloms】）的意義近似，而後者産生于更為久遠的年代。“梵”的語義為清淨、寂靜和離欲，這正是老子們所竭力倡導的，“梵”又是修行解脫的最後境界，為無限、唯一、不生不滅、常住、無差别相、無所不在的最高實體，世界的本質，也是宇宙的最高真實和最高主宰，這與老子們對“道”的陳述基本一緻。 在某種意義上，“梵”為“道”提供了重要的哲學原型。
其次，“道”（上古音【l’uuʔ】）的概念，音譯自印度吠陀教的關鍵詞“哩多”（Rta），它本指普遍的宇宙規律，決定世界從混沌到有序的變化，其反義詞是“鴦哩多”，也即混沌。“哩多”無所不在，令世界生成周而複始的規律，捍衛世界、人、德性和禮儀的存在，并決定肉體和精神的生死存亡，是最廣泛意義上的宇宙真理。老子之“道”，是“梵”和“哩多”兩種原型的總和。
第三，在吠陀的早期詩篇裡（約B.C.1200~B.C.1000年之間），已出現太初無所謂“有”，也無所謂“無”的觀點，并把存在物劃分為“陰”和“陽”的對立二進制。而這正是老子《道德經》的邏輯起點之一。大森林奧義書宣稱，梵分為“有”（sat）和“無”（tya）兩種（2.3.1）；丁山則認為，老子的“無/有論”，來自吠陀的《無有歌》“其初無無亦無有”，《無有歌》中稱，天地未分之前的狀态為“Tad eham”（梵語），今人譯為“彼一”，老子将“彼一”意譯為“一”，而實際上，其發音跟漢語“太一”、“太乙”和“泰一”極為相近，由此構築道家的核心概念。《道德經》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跟《歌者奧義書》對宇宙誕生的描述非常相似——由一隻卵裂開分為天空和大地兩個部分，而後出現了第三者——太陽，基于它的産生與歡叫，出現了一切衆生和一切願望。
第四，婆羅門教高度重視“天啟”（Sruti），而它的本義為“聆聽”，由于從“聽”中可獲得神的降示，婆羅門教把“聽”的練習推高到重要地位。《大森林奧義書》宣稱：“耳朵是至高的梵”，這就與老子的姓氏發生了緊密的呼應——老子名耳，字聃，一位具有大尺度耳朵和超常聽力的智者，這無非就是在暗示他符合吠陀哲學的标準。大森林是林居者的主要栖所。在無限孤獨和靜寂的狀态中，出現了稀少的大音，而聆聽的意義變得異常沉重起來。跟老子的“大音”高度對應的是《歌者奧義書》，它告訴世人，任何人隻要發出唵音——永恒無畏之音，便達到永恒，如同永恒的天神。《泰帝利耶奧義書》進一步宣稱，唵就是梵，此言用老子式語言加以翻譯，就是“大音即道”。
第五，“老子”象“法論”規定的那樣保持沉默與孤寂，通過調息與入定來修煉瑜珈，以“親證最高我的細微可見性，以及它在種種身體内出現的可能性”，這一境界譯成漢文，跟《道德經》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細微了還要細微，這是衆多神聖性湧現的門戶），頗有神似之處。
第六，老子以車輪為喻，頌揚“無”的偉大意義。他形容三十根輻條一起彙集到車輪中央的孔洞裡，而正是因為有了車毂的這種孔洞（隐喻“無”和“空”的狀态），車輛才能實作運動前行的功用。無獨有偶，車毂和輻條的隐喻，是奧義書的重要隐喻，遍及從《大森林奧義書》到《歌者奧義書》等多種文本。《大森林奧義書》多次使用這個隐喻，稱它是自我的強大象征：“正如那些輻條安置在輪毂和輪辋中，一切衆生、一切天神、一切世界、一切氣息和一切自我，都安置在這自我之中”（2.5.15），而《歌者奧義書》則用它來形容氣息的偉大意義（7.14.1）；《白騾奧義書》（1.4）更是以車毂喻指梵，并分别以輪箍、輻條、繩索和道路隐喻元素、感官、身體、神通、神靈、品德、欲望和業力。在數十萬種日常事物中選出相同的事物作為能指，用以描述同樣重要的哲學所指，難道這隻是一種驚人的文化巧合？
第七，道家及道教的精神核心“不死”（永生），是吠陀的重要觀念。而“不死”一詞，即來自《梨俱吠陀》的“a-mṛta”，盡管老子在《道德經》中未能直接說出這個語詞，但在老子的繼承者——黃老學派那裡，“不死”卻成為一個至高無上的信念，支撐道士的修行，達兩千年之久，并泛化為遍及整個中國的養生觀念，至今都是指導中國人日常生活的重大原則。而“彭祖”則是其中的最高典範，他的養生和長壽事迹，成為中國人的最高樣闆。耐人尋味的是，在活了八百年之後，他跟老子一樣，以“西适流沙”的方式，悄然離開了中國人的視野。
第八，老子及其後期的道家，均倡導遁世、林栖、素食、禁欲和苦行，而這是印度吠陀教的重要傳統。不僅如此，老子（也包括莊周）對衰老、弱小、陰柔、卑下和無用性的贊美，恰恰是老林居者和遁世者的“老人哲學”。衰老的隐修士在樹林裡苦修，尋找着僅屬于老年人的甯靜道路，但在沙門運動的諸多學派中，似乎隻有滿頭白發的老子證悟了這種覺醒。在強權橫行的語境下，它揭示出某種無限柔軟的真理，并藉此超越了婆羅門教和沙門運動的界限。
第九，老子在《道德經》中使用的“五數”，與印伊文化的五數叙事模式産生戲劇性對應。老子宣稱，“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而奧義書中也大力倡導五數叙事（此外還有三數、七數和二十一數），其中包括五種元素（地、風、空、水、光）、五種甘露、五種顔色、五種人、事物的五重性等等。
第十，老子出關時選擇的交通工具是青牛（水牛）。劉向《列仙傳》記載老子出關的情形說：“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太平禦覽》也有類似的記載：“及老子度關，喜先誡官吏曰：‘若有翁乘青牛薄闆車者，勿聽過，止以白之’。”水牛在中國是尋常的農用家畜，而在印伊則是象征吉祥的聖獸。早期婆羅門教就崇拜公牛，它也是大神濕婆和梵天的重要坐騎。《大森林奧義書》要求婆羅門教徒像崇拜母牛一樣崇拜語言；《摩诃婆羅多》将殺害母牛與弑父、叛逆等重罪等同，要判以死罪。公元465年，笈多王朝皇帝斯幹達笈多釋出诏書，聲稱殺死一頭母水牛的罪行，猶如殺害一位婆羅門祭司。老子選擇這樣的神聖坐騎“西歸”，正是在暗示他的印度文化母本。
第十一，包括老子在内的早期道家集團，其理論中均含有大量吠陀教因素。例如莊周在《逍遙遊》中所提及的“小大之辯”，其觀點跟《歌者奧義書》極其相似；《大森林奧義書》（3.9.26）和《泰帝利耶奧義書》（1.7.1）将氣分為元氣、行氣、下氣、上氣和中氣，又提出關于“精”的概念——“萬物的精華是大地，大地的精華是水，水的精華是植物，植物的精華是花，花的精華是果實，果實的精華是人，人的精華是精液”，其間暗含了關于事物“相生”的原始信念，顯然是中國“五行相生論”的一種粗陋母本；《歌者奧義書》将心脈分為褐、白、藍、黃、紅五色，并将心脈與太陽對應（8.6.1）；《疑問奧義書》宣稱，人體有101條經脈，每條經脈又有100條支脈，每條支脈又有72000條細脈，而氣在這些經脈中運作（3.6）。所有這些精妙叙述，此後都在《黃帝内經》之氣、精、脈、經絡等概念中，得到更有力的呼應與完善，最終由中國人推向古醫學（自然療法）的巅峰。
“老子”在中國四處活動的年代，印度本土的沙門運動風起雲湧。當時印度分為16個小國，互相兼并與争戰，群眾的生命與自由受到嚴重威脅，這種狀況，與東亞“春秋戰國”驚人地相似。其中的少數沙門修士是來自東方的“取經者”，他們在苦修瑜珈并獲得正果之後，重返遙遠的“支那”故土，或沿南方絲綢之路，穿過緬甸，經雲南進入楚國，或翻越喜馬拉雅山，經過藏南的戈壁和草甸進入中原，以“海歸人士”的身份，開始了傳播和探索真理的嶄新事業。在中國文明的早晨，那些被稱為“老子”的偉大聖賢就是這樣誕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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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上古神系》為朱大可先生耗費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書以跨文化的全球視野，運用多種學科工具，獨辟蹊徑地探研中國上古文化和神話的起源，發現并證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話均起源于非洲，這是繼美國學者發現全球智人源于非洲、紐西蘭學者發現全球語言源于非洲之後，第三個具有原創性的學術貢獻，有助于修正人類文化起源的傳統觀點，向西方主流人文闡述體系注入“中國元素”。這些觀點颠覆晚清以來的學界定見，為認識華夏文化的開放性特征、傳承本土曆史傳統、推動中國文化的未來複興，提供了富有卓見的啟示，可視為1949年以來中國學術的重大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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