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紀念魯迅誕辰140周年，10月30日新澙總領館舉了以魯迅和藤野先生為題的中日線上交流會，人民中國雜志社是這次活動的後援支援機關之一。本社總編王衆一作為媒體人受邀跻身四位發言嘉賓當中。以下是交流會上的發言正文，作者略有修改。
魯迅先生1926年創作的《藤野先生》，40多年前高中課堂上就學習過。印象深刻，但體會得并不深入。多年以後，當我在《人民中國》從事起中日之間的跨文化交流工作，才對這場可稱為魯迅認識中國與世界原點的經曆，以及這篇作品的曆史意義與現實意義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
十多年前中日關系遇到困難，上海的日本朋友寄來一本挂曆，其中魯迅和藤野先生的畫像就印在上面。這讓我意識到，原來中日之間的“惜别與握手”這個話題一直萦繞在中日有識之士的心頭！我開始思考這篇作品的曆史意義及現實意義。
1904年，一名叫做周樹人的年輕人來到日本留學，當時正值日俄戰争爆發。兩個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土地上打仗，卻有中國人卷入其中被殺戮。原本懷着學醫夢想來到日本的魯迅，在課堂的幻燈放映中看到了震撼的一幕：中國人被當作俄方間諜處決，而一大群中國看客居然麻木地圍觀。反觀身邊的日本學生，一個個卻在高呼萬歲。這一刺激讓他猛醒：僅僅身體強壯但精神麻木的國民是沒有用的,學習醫學強健國人的身體,不如啟蒙國人的精神。這一經曆表明留學生周樹人有了民族意識的覺醒，此時他意識到啟蒙民智、培育健全人格是第一位的，從醫病之志向醫國之志的飛躍，奠定了日後魯迅的思想基礎。
作為一個來自積貧積弱國家的留學生，周樹人在學校裡飽受了沙文主義膨脹的日本學生的白眼與污蔑。是以藤野嚴九郎的出現在周樹人眼中自然放射出異彩。他的認真、嚴謹、寬容與善意，讓周樹人在日本人中找到可信賴的對象。那張背面寫有“惜别 藤野謹呈周君”文字的藤野先生紀念照始終伴随周樹人-魯迅左右，不曾遺棄。這份信任、友情經過20多年的發酵，終于在筆端呈現為一篇不朽的作品。
我想，正是由于魯迅在仙台的經曆，使得他有了更加寬闊的胸懷。民族意識覺醒使他成長為一名堅定的愛國者；而學習醫學以及與藤野先生的相遇，更使他相信人和人之間存在的美好，而這一點，對于他日後成為一名人道主義者、世界主義者乃至國際主義者，一定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我大膽推測，正是這樣堅定的信念，使得20多年後魯迅在備受挫折的日子裡，在《藤野先生》的結尾寫下“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于是點上一枝煙，再繼續寫些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
藤野嚴九郎後來的情況也恰恰證明，他與魯迅别後雖未再謀面，但心始終是相通的。《藤野先生》發表後，魯迅多方打聽惜别20多年的恩師的近況，“在我所認為我師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而藤野知道大文豪魯迅寫了自己的故事之後，念于自己的窘境始終沒有與魯迅聯系。1936年10月，魯迅的死訊傳到日本。據藤野先生的侄子回憶，看着報上魯迅的照片，藤野把報紙舉過頭頂拜了幾拜。當得知魯迅不隻把自己的照片挂牆上，寫在作品裡，而且這些年裡一直在尋找他，想見他或他的後人一面時，藤野先生深感懊悔，寫了短文《謹憶周樹人君》刊發在日本進步雜志上。
之是以如此善待留學生魯迅，藤野先生曾對人說過，“盡管日清戰争過去多年，還有很多日本人辱罵中國人為‘辮子和尚’，說中國人壞話。仙台醫專也有一夥人白眼看周君，把他當成異己。我在少年時代……學習過漢文，對中國的先賢甚為尊敬，是以要愛惜來自這個國家的人。這就是我對周君感到特别親切、特别感激的緣故”。
藤野先生的正義信念反映在他在戰争期間的态度上。1937 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全面侵華。由于軍購藥品激增，藥價暴漲。藤野先生在鄉下的診所有不少存藥，但面對藥商的高價求購，卻推說這些藥是為滿足當地村民需要所存，一點都沒有賣給對方。他對兒子們說，“你們要記着，中國是将文化教給日本的先生”。
藤野嚴九郎就是以這樣力所能及的方式抵制了不義的侵華戰争。但他卻沒有活到自己的祖國與他所敬重的國家握手那一天。藤野先生的長子藤野恒彌被迫從軍，1945 年 1 月病死在廣島。時年71歲的藤野先生，強忍白發人送黑發人的悲痛，回到診所重操舊業維持生活。8月11日，在戰争結束前四天他因積勞成疾不幸離世。
而魯迅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前一年便溘然離世，去世前他一方面深深挂念着抗戰局勢，一方面仍堅信中日兩國總會有“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一天。
在不幸曆史的大背景下，魯迅和藤野先生的故事彌足珍貴。這種超越民族偏見，建立在敬重與善意基礎之上的個人友誼，為兩國的民間友好，人民之間的信任與和解撒播下種子。
魯迅先生畢生結交多達160餘名愛好和平、敬重中國、思想進步的日本友人。1931 年，來上海留學的增田涉拜魯迅為師。魯迅就像當年藤野先生對待自己那樣，格外照顧這位日本學生。增田涉曾回憶說，一次魯迅拿藤野的照片給他看，對他說“不知道老師現在狀況如何。大概……可能……已經去世了？不知道他有沒有子女，能找到他的子女也好……”。
在上海的人生最後9年裡，魯迅結識了終身信賴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以内山書店為據點，魯迅完成了他晚年的許多計劃，留下了無數感人的故事。可以說，在上海這段時間裡，中國迎來國内和國際各方鬥争最為激烈的時期，魯迅也完成了其思想的最終成型，堅定地站在進步、正義、和平、人民一邊，走完了其戰鬥與呐喊的一生。面對時代變局，他“心事浩茫連廣宇，于無聲處聽驚雷”；面對日本軍國主義侵華不斷更新，他一面堅定地予以譴責，一面将軍國主義分子和日本群眾加以區分，相信“日本和中國的大衆，本來就是兄弟”；面對生命的終點，他披露心牽人類的廣闊胸懷：“外面的進行着的夜，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而在此過程中，内山完造給他提供的幫助是大量的和無私的。
魯迅逝世後，内山繼續奔波，推廣普及魯迅作品；戰争結束回國之後，擔任日本中國友好協會首任理事長，為推動民間友好鞠躬盡瘁。内山完造在戰後還為魯迅家人與藤野先生之間的故事續寫篇章。1956年，魯迅遺孀許廣平為出席禁止原子彈世界大會訪日期間，原本計劃在順訪福井時祭拜藤野先生墓。由于連日活動導緻過度疲勞,許廣平隻好委托内山完造代為祭拜。内山不負所托，在藤野的墓地前朗讀了許廣平的信。這對于沒有看到“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魯迅和念念不忘“中國是将文化教給日本的先生”的藤野嚴九郎的在天之靈應該是一個極大的籍慰。
靠着民間的力量，1960年仙台建立了“魯迅之碑”，1964年福井縣建立了“惜别”碑。
靠着民間和政府的雙重努力，通過以民促官，兩國終于在1972年實作邦交正常化，中日兩國上司人的手握在了一起。
魯迅的家人一直沒有忘記對藤野先生的紀念和與藤野先生後人的聯系。夫人許廣平自不必說，長子周海嬰也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後來，魯迅的長孫周令飛接過了接力棒。
1980年，在藤野先生出生地蘆原下番,建立了周海嬰題寫的“藤野嚴九郎碑”。因為這層淵源,藤野先生的故鄉蘆原町與魯迅的故鄉紹興市還結為友好城市。魯迅與藤野先生之間的友情通過這些管道和形式薪火相傳，成為佳話。
2009年，在魯迅寫下《藤野先生》的廈門大學，魯迅的長孫周令飛與藤野嚴九郎的孫子藤野幸彌的手也緊緊握在了一起。
2017年内山書店100周年之際，在上海舉辦了紀念活動。在上海内山書店舊址前，《人民中國》見證了内山完造的侄子内山籬與魯迅的長孫周令飛的曆史性握手。
由魯迅所開拓的，中日之間的個人友誼在新時代裡還在不斷地延續，給未來帶來希望。
重溫《藤野先生》在今天有着特别意義。
首先，這篇文章開将中日間個人友誼文本化的濫觞。20世紀初葉，許多中國文人東渡，但将與日本有識之士之間的友誼以文字記載下來并激勵後人者，魯迅之外并不多見。
其次，魯迅又是20世紀對外講述中國故事，講述中國與世界故事的先驅。魯迅的小說與散文使得中國現代文化首次被世界所主動介紹，流傳，開中國現代文學走出去之先河。
第三，魯迅對“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的關注所展現的人類情懷，以及他和藤野先生之間的惺惺相惜，超越時空，為我們今天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人文高度。
中日友好的基礎在民間。盡管中日兩國之間存在不少問題乃至困難，但人民之間加深了解，守望相助，相向而行的願望有着深厚的基礎。不論是“三一一”大地震時中國人民對福島災區的無私幫助，還是在去年新冠疫情初期來自日本“風月同天”“武漢加油”的鼓勵，都表明了中日兩國同舟共濟的可能性。面對世界百年變局，在即将迎來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時間節點，在構築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系的背景下，魯迅與藤野先生的故事将激勵我們堅定地推進人民友好，滿懷信心地開展人文交流，推動中日關系進入全新的境界。
（文：王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