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海外版
在此次亞洲文化遺産保護對話會上，還啟動了“亞洲文化遺産保護青年大使計劃”。 國家文物局供圖
2017年8月28日，中國東南大學學生在尼泊爾文化遺産地工作時，引來當地兒童駐足觀看。 新華社發
中國長城、中國秦始皇陵、孟加拉國巴凱爾哈特清真寺曆史名城、伊拉克阿爾比爾城堡、阿曼巴赫萊要塞、哈薩克斯坦霍曼·艾哈邁德·亞薩維陵墓、卡達祖巴拉考古遺址、叙利亞大馬士革古城……積澱文明精華的亞洲文化遺産是亞洲輝煌曆史、燦爛文化的物質載體和實證，是全人類共有的文化财富。
正如中國文化和旅遊部部長胡和平在日前召開的亞洲文化遺産保護對話會上所言：“保護好傳承好利用好亞洲文化遺産，是亞洲各國的共同責任。”
亞洲文化遺産保護：從理念到行動
時間回到2019年5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主旨演講中，提出“中國願同各國開展亞洲文化遺産保護行動，為更好傳承文明提供必要支撐”，這為全面深化中國與亞洲國家文化遺産合作、促進亞洲文明交流互鑒提供了全新思路。
2021年5月11日，中國國家文物局與阿富汗資訊與文化部、巴基斯坦國家遺産和文化署分别簽署《關于協同開展“亞洲文化遺産保護行動”的聯合聲明》，這是亞洲國家首次簽署“亞洲文化遺産保護行動”雙邊合作檔案，不僅是三國在雙邊合作領域的全新成果，而且标志着“亞洲文化遺産保護行動”正式從理念轉變為行動，從願景轉變為現實，具有開拓性意義。
還是在今年5月，中國國家文物局與伊朗相關部門簽署《關于協同開展“亞洲文化遺産保護行動”的聯合聲明》，這是兩國文化遺産主管部門近十年來簽署的第一份雙邊檔案，标志着兩國文化遺産合作進入了全新發展階段。
據中國國家文物局副局長胡冰介紹，中國國家文物局目前正在分步驟與亞洲各國簽署《關于協同開展“亞洲文化遺産保護行動”的聯合聲明》，在聯合考古、文化遺産保護修複、世界遺産、博物館展覽交流、防止文物非法販運和人才培養等領域務實合作，為中國與有關國家在雙邊文化遺産合作注入新的活力。
10月27日至28日，亞洲文化遺産保護對話會在北京以線上形式召開。會議期間，中國、亞美尼亞、高棉、北韓、伊朗、吉爾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叙利亞、阿聯酋、葉門等亞洲10國共同發起成立“亞洲文化遺産保護聯盟”，搭建起亞洲文化遺産領域首個國際合作機制。同時，還啟動了“亞洲文化遺産保護青年大使”計劃，宣布設立“亞洲文化遺産保護基金”，釋出了《關于共同開展亞洲文化遺産保護行動的倡議》。
“亞洲文化遺産保護對話會是為實作亞洲精彩和傳奇的未來所邁出的一步。我們相信，亞洲國家的遺産保護将以某種其他方式得到提升并惠及各方。”國際古迹遺址理事會執委哈雅塔·斯瑞法塔娜說。
亞洲各國：共同探索文化遺産保護機制
國際文化财産保護與修複研究中心總幹事韋伯·恩多羅表示，亞洲是古代文明的搖籃，擁有曆史城鎮、文化景觀、自然遺産等豐富多樣的遺産，這些文化遺産是整個人類創意與靈感的無限源泉。
“亞洲國家的緊密合作、交流互鑒，對于保護亞洲文化遺産、塑造亞洲文明共同未來至關重要。”中國文化和旅遊部副部長、國家文物局局長李群說。
回溯過往，亞洲各國重視文化遺産保護，開展了一系列交流合作。李群表示，始于1993年的吳哥古迹國際保護行動，是多國合作模式和跨學科綜合保護利用的全球典範。1995年，在烏茲别克斯坦成立了國際中亞研究所。2000年，東南亞國家聯盟在泰國通過《文化遺産宣言》。2017年，瀾湄6國發出《瀾湄流域國家文化遺産保護與推廣合作交流昆明倡議》。這些項目都是亞洲國家長期以來共同推進亞洲文化遺産保護的積極探索與有益實踐。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副總幹事曲星表示，許多亞洲國家積極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文化公約，展現了該地區對保護人類共同遺産的重視。中國56項世界遺産中，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是跨國遺産，正是幾方共同努力的成果。
但同時值得關注的是亞洲文化遺産面臨的挑戰，受城市發展、自然災害、武裝沖突等影響，有些文化遺産慘遭劫難。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産中心資料，全球瀕危世界文化遺産約有50%位于亞洲。
在叙利亞文化部部長盧布娜·莫卡維德看來，文化遺産不僅屬于當地人民，也屬于全人類。“我們必須采取有效和智慧的措施，來應對自然災害、人為破壞乃至文化全球化對文化遺産保護和發展帶來的諸多挑戰，我們也應重視對于文化遺産的宣傳和記錄，依托絲綢之路，邁出全人類文化遺産保護的重要一步。”
就此，相關專家指出，開展亞洲文化遺産保護行動，正逢其時。
中國：從受益者到積極貢獻者
與亞洲國家的文化遺産合作是中國文物對外交流合作的重頭戲。中國國家文物局積極與亞洲國家在聯合考古、文物保護修複、世界遺産申報與管理、展覽交流等文化遺産領域開展合作。資料顯示，中國與15個亞洲國家開展了28項聯合考古項目，通過對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重要遺址的勘探發掘，助力探究亞洲文明脈絡；中國與沙特組成聯合考古隊，在沙特紅海之濱塞林港遺址開展聯合考古，證明了古代中國與阿拉伯半島和紅海地區發生過密切交往。
“中國曾是文化遺産國際合作的受益者，如今已成為亞洲文化遺産保護修複合作的積極貢獻者，身份變了。”胡冰說。
1998年，中國政府在高棉吳哥古迹周薩神廟實施了首個曆史古迹修複合作項目，之後中國已在高棉、蒙古、烏茲别克斯坦、尼泊爾、緬甸、吉爾吉斯斯坦等6個亞洲國家合作開展了11項曆史古迹保護修複項目。其中，吳哥古迹修複項目已進行至第三期——對王宮遺址開展保護修複，并與印度共同擔任柏威夏寺國際協調委員會主席國。烏茲别克斯坦希瓦古城修複項目是中國政府參與高棉吳哥曆史古迹保護修複之後，第二次大規模在周邊國家參與文化遺産保護行動。2019年12月，為期3年的中國援助烏茲别克斯坦花剌子模州曆史文化遺迹修複項目通過内部竣工驗收。
伊拉克文化、旅遊和文物部部長哈桑·納赫姆表示，中國自上世紀90年代起，特别是近15年來，一直以保護文化遺産的積極理論和實踐而聞名于世。新的文化遺産類型的認可，夯實了中國文化遺産保護事業的理論基礎，進而更加清晰地把握了文化遺産真實性、完整性的保護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