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19日夜間，中國空軍出動兩架馬丁139WC轟炸機，由徐煥升等八人駕駛，成功飛入九州島上空，在日本本土投放了大批傳單。這就是抗戰史上著名的“紙彈轟炸”。
但是國内史書對這個事迹，長期存在一個細節錯誤，那就是“紙彈轟炸”的投放地點被寫錯了！
按照國内史書多年來的描述，徐州會戰之際，中國空軍于1938年5月19日15時，出動兩架馬丁139WC轟炸機（美軍B-10轟炸機的專供中國出口型，共出口9架）從武漢機場出發，中途在甯波補給加油後，于23時48分再次起飛。
5月20日淩晨2時40分，兩架轟炸機飛臨日本本土。（以下是中方史料描述）2時45分，飛臨長崎上空，随即開始從空中投放傳單。兩機複排成一線，繼續低空掠過明海、熊本、久留米、佐世保等日本九州城市。3時45分，飛機飛臨福岡上空，日本方面才發出防空警報，“實行燈光管制，探照燈對空亂照”。4時32分，機組飛越北九州上空，然後從容返航。
從史料記載的這些日本城市名單看，執行“紙彈轟炸”的中方轟炸機飛行路線經過的是九州島北部。九州北部是日本重要的工業中心，長崎、福岡、佐世保、北九州等城市的人口非常稠密。是以，九州北部應該是“紙彈轟炸”最初計劃的投放地點。
但是，我們參照日本方面的史料，卻發現日本記載的“紙彈轟炸”途徑路線卻完全不一樣！
根據日本的記錄，“紙彈轟炸”的兩架轟炸機并不是從長崎方向進入九州島的，而是從中部的八代、水俣之間進入九州島。然後途徑人吉、多良木等地，在九州東部的延岡市折返。整個飛行過程沒有受到日方任何攔截。
但是，這條從九州中部通過的飛行路線，途中主要是熊本縣、宮崎縣的山區，人口比較稀少。是以，很多傳單實際上都投放到了山區。
那麼，日本方面的記錄是否可靠呢？
首先，日本方面是現場記錄，沿途地點都能找到各種佐證，特别是目擊者（聽的）和撿到的傳單。另外，雙方的一些曆史記載也能從側面印證。
比如中方史料引用過日本熊本縣的新聞“20日晨，有神秘之飛機一架或數架出現于該城上空”。中方史料是以記載“轟炸機曾飛臨熊本市區”，但是我們從“中方記載路線圖”可以看出，熊本市乃至熊本縣所轄地區，都距長崎-福岡-北九州這條線有相當距離，轟炸機飛臨熊本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們可以從“日方記載路線圖”中看出，兩架轟炸機進入九州的地點——八代市和水俣市都屬于熊本縣，是以能夠被熊本當地的新聞報紙記錄。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中方史料對“紙彈轟炸”途徑路線的記錄是錯誤的，具體的飛行路線還是應當參照日本方面的現場記錄。
其實，當時的轟炸機導航出現偏差并不奇怪。馬丁B-10轟炸機的機載裝置非常原始，還不存在什麼無線電導航技術，隻能依靠羅盤和飛行員的目視判斷。在這種情況下，執行“紙彈轟炸”的轟炸機，在夜間跨過近800公裡寬的大海，導航角度不慎偏差了不到一度。（參照地圖）
即使是當時的日本海軍航空兵，實施所謂“越洋攻擊”都必須在白天進行。中方轟炸機在夜間進行“越洋攻擊”，角度隻偏差了一度不到，已經是非常難得。這才是日本軍方在事後感到震驚的一個重要原因。
盡管如此，我們對于史料的記載也應該尊重細節，對于個别違背史實的錯誤應進行必要的修正。（作者：陶慕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