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介紹了人類起源的争論之後，再來談談什麼是“中國人”，或者就更容易了解了。生物進化和考古研究發掘的人，咱們并不能簡單地和現在的某個民族、某個國家的人對應起來，他們之間很有可能并沒有什麼關系。在講中國人，尤其是将之與“中華民族”這個民族主義概念聯系在一起時，“中國人”群體，其實是一個意識形态概念，而非一個科學實證概念。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3">一、古代“中國”觀念</h1>
中國人的前提，是“中國”這個客觀區域或主觀想象的區域存在。這裡之是以既說客觀，又說主觀想象，便是因為曆史上，“中國”概念本身，既曾經指向一些客觀地理區域，但又具有想象性。是以我們不能拿現在的“中國人”，去倒推古代的“中國人”，古代或許并沒有“中國人”、“中華民族”這樣的認同或共識，甚至沒有政治-文化共同體認同這種意識形态。
作為一個詞彙，“中國”連在一起出現成為一個特定指向，現在考證應該有3000多年的曆史。現有的發現，最早是出現在西周初期的青銅器“何尊”銘文中，“餘其宅茲中國，自之辟民”，意思是我現在安駐在“中國”，治理轄下百姓。這裡的中國并非現代意義上的國家，而是指一個城邑，古代國與郭通，往往指的是一個城邑。然而，有人認為，何尊中的這個“中國”，可能指現在的洛陽一帶，也并不靠譜，西周的統治中心在關中平原，指稱那一帶的都城可能性更大。
堯帝聖像
後來的中國，往往被指稱中央政權所在地，也不是如一些學者所言，專指中原地區。之是以有人會認為“中國”指中原地區，更大的原因，是因為在古代許多時期，我國統治中心恰巧在中原地區而言。
在皇權時代，“中國”其實更具想象意義，皇權是最高權力，被認為理所當然地處在中間，其他人都圍繞着這個中心。古人想象的君主，要“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并将這種想象推到現實中，認為君主居住的城邑，就是中心，就是中國。例如《尚書》開篇講堯，作為一個賢明聖主，必須光被四表。四表即四個不同的方向，和四表相對的，堯住的地方，雖然文中沒有說，但顯然應該是“中心”、“中國”了。後文中，更是講到，堯命羲和、羲仲、羲叔、和仲，分别鎮守東西南北四方，這樣來說，更突顯堯是住在“中心”、“中國”的君主了。
這個階段，因為國家模式不同，是以“國”和我們現在了解的國，意思差别很大。最高層面的政治共同體，很難說它應該稱之為“國”，它是沒有邊界的“天下”。大周、大秦、大漢、大唐，如果我們硬要稱其為“國”，可能在當時是個大忌諱，降低了這些王朝的規格。這時候的國，可能指一個城邑，也可能指一個諸侯的封地，或一個還未征服，但覺得應該是“天下”之一部分的外藩。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8">二、現代主權“中國”</h1>
現代中國是“主權”意義上的國家，和君主制下無限“天下”國家是兩回事。而任何“民族史”，其實都是基于現代國家政治-社會認同的反推，屬于意識形态的政治-社會共同體再塑造。我們講中國人、中華民族、中國民族史的時候，也是一樣的，是基于現代中國政治-社會共同體認同，反推回去，追問我們的祖先究竟是誰，做了什麼，和我們什麼關系。闡述我們的文明曆程，叙述它的偉大和渺遙，即使真實曆史上那些人群，或許壓根和我們沒關系，我們都會這樣去追溯。
這個現代“中國”，卻和古代經常出現的，指稱中原、京畿的中國，不是一回事。它是一個具有主權意義的，邊界明确的現代國家。有不少學者認為，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最早是康熙皇帝在與俄羅斯人簽署《尼布楚條約》時用的，其中有“中國大聖皇帝”、“中國地方”、“中國汗”等表述，便認為這是中國第一次成為主權國家間簽約，被作為我們這個國家的代稱。這或許高估，或者低估了康熙皇帝，說高估是因為康熙皇帝所處時代，雖然主權國家理念已經提出，但康熙皇帝未必知道，更不用說接受的。說低估，是康熙用“中國”這個稱呼，應該仍是拔高自己作為代表“天”的君，相對的俄羅斯隻是“四夷”之一份子，是低人一等的外藩，是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态。後來乾隆皇帝接待英國使節，仍然要對方按臣禮跪拜，便充分說明，直到康熙去世後幾十年，其實大清王朝最高統治層面，仍然沒有“主權”國家觀念，還是奉行傳統的“天下”國家觀念。
尼布楚條約
現代的“中國”，是被西方殖民主義者淩虐了無數次，中華民族從自在到自覺後，借用的古代概念，指稱的由大清王朝奠定基礎，中華民國第一次建立現代主權，以及我們現在的共和國繼承了其主權的國家。是以，當我們在描述中國、中國人的時候，可以看到，最權威的“中國”版圖，是譚其骧根據我國反帝反封建曆史叙事勾勒的版圖——清朝鼎盛時期，中俄《尼布楚條約》之後，1840年之前的版圖。中國人、中華民族的演化，中國曆史與文明叙事，都是在這個版圖架構内的。但這個版圖，顯然與周秦漢唐、宋元明等王朝，并不是一回事。
現代“中國”是民族主義運動建構起來，曆史想象與現實力量格局結合在一起的，主要由民族主義-民主共和理念意識形态主導的中國。它的政治制度、社會治理、經濟模式都已經與傳統“天下”模式的封建王朝，完全不是一回事。但這片土地上，曾經存在這些王朝，它們的文化，它們人群的繁衍傳承，它們創造的各種社會财富，大多數被我們繼承下來了。同樣的，我們也将自己“民族溯源，與這些王朝聯系在一起，通過對這片土地上，具有不同文化的群的共同的過去的追随和突現，甚至是再創造，為我國民族-國家建構，提供了厚實的曆史、文化根基。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9">三、中華民族史是現代中國民族-國家建構意識形态工作一部分</h1>
這樣解釋，大家應該能明白，任何中華民族史的創作，并非完全的科學溯源，而是意識形态再創造。這項工作，第一個提出“中華民族”概念的偉大學者梁啟超，就已經做了。梁啟超是民族概念，西方民族主義思潮引入中國的關鍵人物，但他在引入民族概念，并觀察西方社會發展變遷背後的民族主義驅動力時，便敏銳地觀察到，“民族”是個容易出問題的社會現象。在與以孫中山、章太炎為代表的革命黨人論戰過程中，梁啟超高舉“大民族”主義旗幟，堅決反對革命黨人相對狹隘的“漢民族主義”主張。也正是在這樣的論戰過程中，梁啟超逐漸形成了“中華民族”理念體系，認為我們這個國家在從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的過程中，應該提倡整合境内各類文化差異較大的群體的大民族認同，塑造新國民精神，以中國的民族主義，抗拒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欺淩，促進中國發展進步。“今日吾中國所最急者……，民族建國問題而已（1902《新民說》）”，在對民族現象觀察、分析，并走過一些曲折之路後，梁啟超意識到，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建設，必須走大民族主義道路，“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于國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内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于國外之諸族是也。”提出要“合漢、合滿、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1903《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為了厘清諸族能合、願合且必然會合的曆史淵源，梁啟超先後寫了《曆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1906），《中國曆史上民族之研究》等文章，并在其《中國史叙論》中，也特别突出“中華民族”導向。梁啟超的工作，非常明顯的，是以現實需要，重構曆史叙事，助力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的強化，培育新國民認同，進而強大這個國家。
梁啟超像
反康梁的革命黨人，高舉“大漢族主義”旗幟，以“驅除鞑虜，恢複中華”口号，動員群衆。提出“革命者，以去滿人為第一目的，以去暴政為第二目的”。“于光複之前而言此（梁的合諸族言論），則所救為非我之國，所圖乃他族之強”，“殺盡滿人，自然漢人強盛，再圖立憲（康梁保皇立憲）未遲……”。但是，轟轟烈烈的革命，在各省紛紛宣布獨立，瓦解清王朝之後，孫中山号召大家會聚，建設新國家，“鞑虜”占據的邊疆地區卻不情願了。孫中山先生選擇中華民國為國号，選擇五色旗為國旗，極力倡導五族共和，最終回到了他駁斥得最激烈的梁啟超的理論上。
孫中山先生像
民國建立後，中華民族才是真正走向自覺，這一階段有不少人繼續梁啟超的工作，撰述中華民族史。理論的探讨，曆史叙事的重構，當然更重要的是現實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争，在現代國家引領下的各種社會建設，共同推動了中華民族認同深入人心。
百年前學界前輩在民族苦難深淵中，修中華民族史，倡新國民精神。這項工作非常艱難，也難免有一些觀念上、資料上的缺憾。我這裡再談中華民族史，并非否認他們的成果，其實更是希望用我們現在人們更容易接受的方式，介紹他們的工作成果。以自己微薄之力，助力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