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介绍了人类起源的争论之后，再来谈谈什么是“中国人”，或者就更容易理解了。生物进化和考古研究发掘的人，咱们并不能简单地和现在的某个民族、某个国家的人对应起来，他们之间很有可能并没有什么关系。在讲中国人，尤其是将之与“中华民族”这个民族主义概念联系在一起时，“中国人”群体，其实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而非一个科学实证概念。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3">一、古代“中国”观念</h1>
中国人的前提，是“中国”这个客观区域或主观想象的区域存在。这里之所以既说客观，又说主观想象，便是因为历史上，“中国”概念本身，既曾经指向一些客观地理区域，但又具有想象性。所以我们不能拿现在的“中国人”，去倒推古代的“中国人”，古代或许并没有“中国人”、“中华民族”这样的认同或共识，甚至没有政治-文化共同体认同这种意识形态。
作为一个词汇，“中国”连在一起出现成为一个特定指向，现在考证应该有3000多年的历史。现有的发现，最早是出现在西周初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中，“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意思是我现在安驻在“中国”，治理辖下百姓。这里的中国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指一个城邑，古代国与郭通，往往指的是一个城邑。然而，有人认为，何尊中的这个“中国”，可能指现在的洛阳一带，也并不靠谱，西周的统治中心在关中平原，指称那一带的都城可能性更大。
尧帝圣像
后来的中国，往往被指称中央政权所在地，也不是如一些学者所言，专指中原地区。之所以有人会认为“中国”指中原地区，更大的原因，是因为在古代许多时期，我国统治中心恰巧在中原地区而言。
在皇权时代，“中国”其实更具想象意义，皇权是最高权力，被认为理所当然地处在中间，其他人都围绕着这个中心。古人想象的君主，要“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并将这种想象推到现实中，认为君主居住的城邑，就是中心，就是中国。例如《尚书》开篇讲尧，作为一个贤明圣主，必须光被四表。四表即四个不同的方向，和四表相对的，尧住的地方，虽然文中没有说，但显然应该是“中心”、“中国”了。后文中，更是讲到，尧命羲和、羲仲、羲叔、和仲，分别镇守东西南北四方，这样来说，更突显尧是住在“中心”、“中国”的君主了。
这个阶段，因为国家模式不同，所以“国”和我们现在理解的国，意思差别很大。最高层面的政治共同体，很难说它应该称之为“国”，它是没有边界的“天下”。大周、大秦、大汉、大唐，如果我们硬要称其为“国”，可能在当时是个大忌讳，降低了这些王朝的规格。这时候的国，可能指一个城邑，也可能指一个诸侯的封地，或一个还未征服，但觉得应该是“天下”之一部分的外藩。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8">二、现代主权“中国”</h1>
现代中国是“主权”意义上的国家，和君主制下无限“天下”国家是两回事。而任何“民族史”，其实都是基于现代国家政治-社会认同的反推，属于意识形态的政治-社会共同体再塑造。我们讲中国人、中华民族、中国民族史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是基于现代中国政治-社会共同体认同，反推回去，追问我们的祖先究竟是谁，做了什么，和我们什么关系。阐述我们的文明历程，叙述它的伟大和渺遥，即使真实历史上那些人群，或许压根和我们没关系，我们都会这样去追溯。
这个现代“中国”，却和古代经常出现的，指称中原、京畿的中国，不是一回事。它是一个具有主权意义的，边界明确的现代国家。有不少学者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最早是康熙皇帝在与俄罗斯人签署《尼布楚条约》时用的，其中有“中国大圣皇帝”、“中国地方”、“中国汗”等表述，便认为这是中国第一次成为主权国家间签约，被作为我们这个国家的代称。这或许高估，或者低估了康熙皇帝，说高估是因为康熙皇帝所处时代，虽然主权国家理念已经提出，但康熙皇帝未必知道，更不用说接受的。说低估，是康熙用“中国”这个称呼，应该仍是拔高自己作为代表“天”的君，相对的俄罗斯只是“四夷”之一份子，是低人一等的外藩，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后来乾隆皇帝接待英国使节，仍然要对方按臣礼跪拜，便充分说明，直到康熙去世后几十年，其实大清王朝最高统治层面，仍然没有“主权”国家观念，还是奉行传统的“天下”国家观念。
尼布楚条约
现代的“中国”，是被西方殖民主义者凌虐了无数次，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后，借用的古代概念，指称的由大清王朝奠定基础，中华民国第一次建立现代主权，以及我们现在的共和国继承了其主权的国家。所以，当我们在描述中国、中国人的时候，可以看到，最权威的“中国”版图，是谭其骧根据我国反帝反封建历史叙事勾勒的版图——清朝鼎盛时期，中俄《尼布楚条约》之后，1840年之前的版图。中国人、中华民族的演化，中国历史与文明叙事，都是在这个版图框架内的。但这个版图，显然与周秦汉唐、宋元明等王朝，并不是一回事。
现代“中国”是民族主义运动建构起来，历史想象与现实力量格局结合在一起的，主要由民族主义-民主共和理念意识形态主导的中国。它的政治制度、社会治理、经济模式都已经与传统“天下”模式的封建王朝，完全不是一回事。但这片土地上，曾经存在这些王朝，它们的文化，它们人群的繁衍传承，它们创造的各种社会财富，大多数被我们继承下来了。同样的，我们也将自己“民族溯源，与这些王朝联系在一起，通过对这片土地上，具有不同文化的群的共同的过去的追随和突现，甚至是再创造，为我国民族-国家建构，提供了厚实的历史、文化根基。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9">三、中华民族史是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意识形态工作一部分</h1>
这样解释，大家应该能明白，任何中华民族史的创作，并非完全的科学溯源，而是意识形态再创造。这项工作，第一个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伟大学者梁启超，就已经做了。梁启超是民族概念，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引入中国的关键人物，但他在引入民族概念，并观察西方社会发展变迁背后的民族主义驱动力时，便敏锐地观察到，“民族”是个容易出问题的社会现象。在与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论战过程中，梁启超高举“大民族”主义旗帜，坚决反对革命党人相对狭隘的“汉民族主义”主张。也正是在这样的论战过程中，梁启超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理念体系，认为我们这个国家在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应该提倡整合境内各类文化差异较大的群体的大民族认同，塑造新国民精神，以中国的民族主义，抗拒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欺凌，促进中国发展进步。“今日吾中国所最急者……，民族建国问题而已（1902《新民说》）”，在对民族现象观察、分析，并走过一些曲折之路后，梁启超意识到，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建设，必须走大民族主义道路，“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提出要“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1903《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为了厘清诸族能合、愿合且必然会合的历史渊源，梁启超先后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6），《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等文章，并在其《中国史叙论》中，也特别突出“中华民族”导向。梁启超的工作，非常明显的，是以现实需要，重构历史叙事，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强化，培育新国民认同，从而强大这个国家。
梁启超像
反康梁的革命党人，高举“大汉族主义”旗帜，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口号，动员群众。提出“革命者，以去满人为第一目的，以去暴政为第二目的”。“于光复之前而言此（梁的合诸族言论），则所救为非我之国，所图乃他族之强”，“杀尽满人，自然汉人强盛，再图立宪（康梁保皇立宪）未迟……”。但是，轰轰烈烈的革命，在各省纷纷宣布独立，瓦解清王朝之后，孙中山号召大家会聚，建设新国家，“鞑虏”占据的边疆地区却不情愿了。孙中山先生选择中华民国为国号，选择五色旗为国旗，极力倡导五族共和，最终回到了他驳斥得最激烈的梁启超的理论上。
孙中山先生像
民国建立后，中华民族才是真正走向自觉，这一阶段有不少人继续梁启超的工作，撰述中华民族史。理论的探讨，历史叙事的重构，当然更重要的是现实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现代国家引领下的各种社会建设，共同推动了中华民族认同深入人心。
百年前学界前辈在民族苦难深渊中，修中华民族史，倡新国民精神。这项工作非常艰难，也难免有一些观念上、资料上的缺憾。我这里再谈中华民族史，并非否认他们的成果，其实更是希望用我们现在人们更容易接受的方式，介绍他们的工作成果。以自己微薄之力，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