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之樂，莫如自适其适

人生之樂，莫如自适其适

——從張廷玉看傳統儒者的幸福觀

作者：謝青松（雲南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張廷玉（1672—1755年），字衡臣，号硯齋，安徽桐城人，大學士張英次子，清代名臣、著名史學家。康熙三十九年（1700）進士，欽選翰林院庶吉士。清康熙時任刑部左侍郎，雍正帝時曾任禮部尚書、戶部尚書、吏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内閣首輔）、首席軍機大臣等職。死後谥号“文和”，配享太廟。《清史稿》稱：“終清世，漢大臣配享太廟，惟廷玉一人而已”。張廷玉一生“曆得三朝，遭逢極盛”，身居要職，為人謙和，為官清廉。他将自己數十年的人生心得彙編為《澄懷園語》，旨在“俾子孫輩讀之，知我立身行己、處心積慮之大端。”《澄懷園語》以随筆劄記的形式，記載了張廷玉作為儒者對于修身、讀書、處世、為官等問題的看法，以此誡勉後人。

在《澄懷園語》中，張廷玉如此描述自己的幸福觀：

人生樂事，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服飾之鮮華，飲馔之豐潔，聲技之靡麗，其為适意皆在外者也，而心之樂不樂不與焉。惟有安分循理，不愧不怍，夢魂恬适，神氣安閑，斯為吾心之真樂。彼富貴之人，窮奢極欲，而心常戚戚，日夕憂虞者，吾不知其樂果何在也？

在張廷玉看來，“凡人得一愛重之物，必思置之善地以保護之。至于心，乃吾身之至寶。一念善，是即置之安處矣；一念惡，是即置之危地矣。奈何以吾身之至寶，使之舍安而就危乎？亦弗思之甚矣。”心乃是“吾身之至寶”，心之本性不受外在物質的影響，也不會被周圍環境所左右，是以，真正的幸福不在外面，而是來自于内在。《孟子·盡心上》：“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儒家傳統的反身而誠、不愧不怍，是張廷玉的至高追求。

張廷玉一生追求儉樸恬淡的生活方式。“生平無聲色玩好之嗜，退食泊然無所營。”張廷玉在北京西郊行宮侍從皇帝，雍正皇帝将皇親國戚的舊園賜給他居住。庭院房舍華麗敞亮，景色風物秀美壯麗，取名為“澄懷園”。張廷玉在此園中生活了十幾年，但家中的器物用具還不是十分完備，所有日常用物，皆“粗重樸野，聊以充數而已”，是以一些王公大臣譏笑他儉啬。為此，他解釋說：

非儉啬也，叨蒙先帝屢賜内帑多金，辦此頗有餘赀。但我意以為：人生之樂，莫如自适其适。以我室中所有之物而我用之，是我用物也；若必購緻揀擇而後用之，是我為物所用也。我為物用，其苦如何？陶淵明之不肯“以心為形役”者，即此義。況讀書一生，身膺重任，于學問政事，所當留心講究者，時以苟且草率，多所虧缺為懼，又何暇于服飾器用間，勞吾神智，以為觀美哉？

在張廷玉看來，人生真正的快樂并非取決于外在物的多寡與精粗，而在于精神世界的自适與自得。故而，“以心為形役”不如“以形為心役”，物質為我所用即可，“勿存侈心”。身為重臣，應當多留心于學問政事，不必在服飾器具上勞心費神。

張廷玉還提出，“蓋天下之樂，莫樂于閑且靜。果能領會此二字，不但有自适之趣，即治事讀書，必志氣清明，精神完足，無障礙虧缺處。”反之，“若日事笙歌，喧嘩雜遝，神智漸就昏惰，事務必至廢弛，多費又其餘事也。”張廷玉還說：“餘居京師久，見富貴家之畜優人者，或數年，或數十年，或一再傳，而後必至家規蕩棄，生計衰微，百不爽一。”他感慨道：“嗚呼！人情孰不為子孫計，而乃圖一時之娛樂，贻後人無窮之患，不亦重可歎哉！”由此可知，張廷玉之是以認為既閑且靜、心無挂礙乃是人生真樂，不僅是自己人生體悟之所得，也是基于對世事洞察之結果。

尤為可貴的是，張廷玉并不贊成當時流行的以德獲福論調。在《澄懷園語》中，張廷玉指出：

為善，是以端品行也。謂為善必獲福，則亦盡有不獲福者。譬如文字好，則中式，世豈無好文而不中者耶？但不可因好文不中，而遂不作好文耳！

在張廷玉看來，行善與獲福之間并無必然聯系，行善本身既是最高的目的，也是最大的福祉。

張廷玉居官長達半個世紀之久，可以說位尊權重、聲名顯赫，但他并無聲色玩好之嗜，而是崇尚儉樸恬淡、“閑且靜”的生活方式，其日常用物，皆“粗重樸野，聊以充數而已”。他所認為的人生樂事，并非“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服飾之鮮華，飲馔之豐潔，聲伎之靡麗”等物質享受，而在于作為“吾身之至寶”的“心之樂不樂”，亦即真正的幸福來自内心的甯靜與快樂。可以說，在如何理性面對物質生活，如何克制内心貪欲，達緻精神上的自由與超越等問題上，張廷玉在繼承儒家傳統幸福觀的基礎上，給出了自己的答案，迄今仍有一定啟示意義。

《光明日報》（ 2021年04月02日15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