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史料搬運工
1900年夏，八國聯軍攻入了北京城。
然後，他們發現自己置身于一座巨大的露天廁所之中。
一
戲曲名家齊如山，在這座巨大的露天廁所中生活了多年。據他所見，清末之時：
“北平城内，……各大街之甬路，都是高與人齊，矮者也有三四尺高，兩旁的便道也很寬，但除小商棚攤之外，其餘都是大小便的地方，滿街都是屎尿。一下雨則都是水窪。”
清末時做過郵傳部郎中的夏仁虎，在《舊京瑣記》裡也說：
“雖有禦史任街道廳，工部任溝渠，具文而已。行人便溺多在路途，偶有風厲禦史，亦往往一懲治之，但頹風卒不可挽。”
名妓賽金花，在接受劉半農的口述訪談時，也有相似的回憶：
“北京的街道，那時太腌臢了，滿街屎尿無人管。洋人最是嫌膩這個，便下了個指令，叫住戶各自打掃門前的一段，倘有一點污穢，查出來是先打後罰，他們這種辦法，固然太厲害些，可是北京的街道卻賴以潔淨了許多。後來西太後回銮抵京，看見街上比從前又整齊，又幹淨，很是喜歡，很誇贊洋人們能幹。”
慈禧有沒有“誇贊洋人們能幹”，不得而知。八國聯軍對北京城這座露天大廁所深惡痛絕，卻是實情。
聯軍入京時，一名叫做“仲芳”（這是此人的字，其姓與名不可考）的讀書人，居住于宣武城南椿樹二巷之“叢桂山房”。仲芳留下了一部日記，載有頗多聯軍強迫北京市民改變随地大小便陋習的情形。如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初九日：
“德國在通衢出示安民，内有章程四條，其略曰：一德界内糧食，禁止出界外販賣；一各巷街道令各戶修墊平坦，打掃幹淨；一無論鋪戶住戶，每日門前于七點鐘各懸燈一盞，至十一點鐘止；一各街巷俱不準出大小恭，違者重辦。”
聯軍不許随地大小便，對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嚴重“影響”。光緒二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仲芳氏記：
“近來各界洋人，不許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潑倒淨桶。大街以南美界内，各巷口皆設公廁，任人友善，并設立除糞公司，挨戶捐錢，專司其事。德界無人倡辦，家家頗甚受難。男人出恭，或借空房，或在數裡之外，或半夜乘隙友善，趕緊掃除幹淨。女眷髒穢多在房中存積，無可如何，真所謂諺語‘活人被溺憋死’也。”
頗多實在憋不住繼續随地大小便者，受到了聯軍的嚴懲。十一月十六日，仲芳氏記：
“各國界内雖不準在沿街出恭，然俱建設茅廁，尚稱友善。德界并無人倡率此舉，凡出大小恭或往别界，或在家中。偶有在街上出恭，一經洋人撞見，百般毒打，近日受此淩辱者，不可計數。”
聯軍不隻關注随地大小便。對京城随地堆放垃圾的現象，也同樣深惡痛絕。十二月十八日，仲芳氏記：
“惟烈風時起，塵沙敗葉吹滿門，必須時刻掃除幹淨，否（則）遇洋人巡查，即遭威吓。又爐灰穢土，街前不準堆積，無處可倒，家家存積院中。英美各界，均有公捐土車，挨門裝運。惟德界無人倡率此舉，似亦缺事耳。”
次年春夏之際，聯軍陸續撤離北京。北京市民再度獲得随地大小便、随處堆放垃圾的自由。仲芳氏深感愉悅，于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十四日記：
“城内城外各段地面，即歸還步軍統領衙門五城巡緝，近日尚稱安靜，搶盜之案亦不甚多。……各街巷掃街、潑水、點燈、倒土、出恭、夜行等事，暫多松懈，不甚嚴查究責。究竟我兵同氣連枝，互相憐憫，不比洋人橫暴耳。”
洋人們走了，京城的男女老少們大大地松了一口氣，再度過回了以前随地大小便的好日子。
二
北京城并非個案。
在上海，鄭觀應1890年代之所見是：
“上海租界街道寬闊平整而潔淨，一入中國地界則污穢不堪，非牛溲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随處可以便溺。”
在遼甯營口，俄國人強迫中國市民清理随地拉的大便，曾引發過激烈沖突。《大公報》1902年刊文為國人打抱不平：
“查街除穢之俄兵，每見途巷之中，牆垣之下，有遺留之糞溺，皆不肯用鐵鍬掇除，辄逼迫左近商民，以手捧掬遠移焉。……職是之故，深結衆怨。後複有派人以手捧糞之事，遽被華民捧糞污，擲俄兵面目，遂遠遁焉。俄人之看待華民，直奴隸之不若也。”
事分大節小節。作者對俄兵的痛恨，遠遠超過了對國人随地大小便的厭惡。
在山海關，據《大公報》說，自1905年禁止随地大小便，群眾深感不便，抱怨極深：
“人言藉藉，多稱不便。緣各胡同内，皆系住戶，距廁較遠，既不得随意便溺，左近又無官廁……”
在天津，王錫彤1898年的觀感是：
“道路之污穢，街巷之狹隘，殊出情理外。沿河兩面居民便溺，所萃不能張目。”
三
時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說，他在1900年的北京城，見過“另一國人士為了宣揚他們清潔的信條，射殺任何在公衆場所便溺的人”。
晚清文化人儲仁遜也說，他在1900年的天津城，目睹過一名外國士兵，用刺刀威脅一名少年，要他以雙手将大便捧至指定之處。那大便，正是少年自己剛剛生産出來的。
如此種種，大約是中國近代第一次禁止在城市之中随地大小便。
“西狩”的慈禧太後回銮之後，洋人們留給北京城的那些市政建設，如維持治安的巡捕制度、由道路兩側居民出資出力維護的路燈制度、道路灑掃制度，俱被繼承了下來。
隻有公廁被遺忘了。直到1911年，偌大的北京城，仍隻有官建公廁3座，私建公廁5座。原因當然也很簡單，巡捕也好，路燈也好，灑掃也罷，都是新的人事機構，都可以向群眾收錢。公廁，卻隻是純粹的财政支出。
天津的情況也大體相似。負責接收的袁世凱雖然保留了一些廁所，但它們已非公廁，想要使用的話，大便收費五文，小便收費兩文。
于是乎，一切回複舊軌。1902年，《大公報》如此報道聯軍離開後的天津：“洋官經理時，街道極為潔淨，刻下則糞溺狼藉，又複舊觀矣。”1904年，《大公報》又說：“（天津城内）來往行人任便當街撒尿，并無人禁止。”
北京城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1902年的《啟蒙畫報》上有一篇文章，題為《作踐天街》，裡面寫道：
“大清門前，白石欄杆，四周方整，當中禦路，如象棋盤一樣，故名曰 棋盤街。……荒草滿地，穿欄出入，無人禁阻。欄東交巷西口，歸使館界，大小恭甚不便，是以石欄之内，比從前更髒。石欄界分中外，那邊是修路灑塵，禁止車馬；這邊是殘荒污穢，任便狼藉。”
市民們不敢去東交民巷的外國使館區随地排洩。于是，自皇宮大清門至正陽門之間的禦道沿線，就成了一片自由自在的露天公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