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史料搬运工
1900年夏，八国联军攻入了北京城。
然后，他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巨大的露天厕所之中。
一
戏曲名家齐如山，在这座巨大的露天厕所中生活了多年。据他所见，清末之时：
“北平城内，……各大街之甬路，都是高与人齐，矮者也有三四尺高，两旁的便道也很宽，但除小商棚摊之外，其余都是大小便的地方，满街都是屎尿。一下雨则都是水洼。”
清末时做过邮传部郎中的夏仁虎，在《旧京琐记》里也说：
“虽有御史任街道厅，工部任沟渠，具文而已。行人便溺多在路途，偶有风厉御史，亦往往一惩治之，但颓风卒不可挽。”
名妓赛金花，在接受刘半农的口述访谈时，也有相似的回忆：
“北京的街道，那时太腌臢了，满街屎尿无人管。洋人最是嫌腻这个，便下了个命令，叫住户各自打扫门前的一段，倘有一点污秽，查出来是先打后罚，他们这种办法，固然太厉害些，可是北京的街道却赖以洁净了许多。后来西太后回銮抵京，看见街上比从前又整齐，又干净，很是喜欢，很夸赞洋人们能干。”
慈禧有没有“夸赞洋人们能干”，不得而知。八国联军对北京城这座露天大厕所深恶痛绝，却是实情。
联军入京时，一名叫做“仲芳”（这是此人的字，其姓与名不可考）的读书人，居住于宣武城南椿树二巷之“丛桂山房”。仲芳留下了一部日记，载有颇多联军强迫北京市民改变随地大小便陋习的情形。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初九日：
“德国在通衢出示安民，内有章程四条，其略曰：一德界内粮食，禁止出界外贩卖；一各巷街道令各户修垫平坦，打扫干净；一无论铺户住户，每日门前于七点钟各悬灯一盏，至十一点钟止；一各街巷俱不准出大小恭，违者重办。”
联军不许随地大小便，对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仲芳氏记：
“近来各界洋人，不许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泼倒净桶。大街以南美界内，各巷口皆设公厕，任人方便，并设立除粪公司，挨户捐钱，专司其事。德界无人倡办，家家颇甚受难。男人出恭，或借空房，或在数里之外，或半夜乘隙方便，赶紧扫除干净。女眷脏秽多在房中存积，无可如何，真所谓谚语‘活人被溺憋死’也。”
颇多实在憋不住继续随地大小便者，受到了联军的严惩。十一月十六日，仲芳氏记：
“各国界内虽不准在沿街出恭，然俱建设茅厕，尚称方便。德界并无人倡率此举，凡出大小恭或往别界，或在家中。偶有在街上出恭，一经洋人撞见，百般毒打，近日受此凌辱者，不可计数。”
联军不只关注随地大小便。对京城随地堆放垃圾的现象，也同样深恶痛绝。十二月十八日，仲芳氏记：
“惟烈风时起，尘沙败叶吹满门，必须时刻扫除干净，否（则）遇洋人巡查，即遭威吓。又炉灰秽土，街前不准堆积，无处可倒，家家存积院中。英美各界，均有公捐土车，挨门装运。惟德界无人倡率此举，似亦缺事耳。”
次年春夏之际，联军陆续撤离北京。北京市民再度获得随地大小便、随处堆放垃圾的自由。仲芳氏深感愉悦，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十四日记：
“城内城外各段地面，即归还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巡缉，近日尚称安静，抢盗之案亦不甚多。……各街巷扫街、泼水、点灯、倒土、出恭、夜行等事，暂多松懈，不甚严查究责。究竟我兵同气连枝，互相怜悯，不比洋人横暴耳。”
洋人们走了，京城的男女老少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再度过回了以前随地大小便的好日子。
二
北京城并非个案。
在上海，郑观应1890年代之所见是：
“上海租界街道宽阔平整而洁净，一入中国地界则污秽不堪，非牛溲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随处可以便溺。”
在辽宁营口，俄国人强迫中国市民清理随地拉的大便，曾引发过激烈冲突。《大公报》1902年刊文为国人打抱不平：
“查街除秽之俄兵，每见途巷之中，墙垣之下，有遗留之粪溺，皆不肯用铁锹掇除，辄逼迫左近商民，以手捧掬远移焉。……职是之故，深结众怨。后复有派人以手捧粪之事，遽被华民捧粪污，掷俄兵面目，遂远遁焉。俄人之看待华民，直奴隶之不若也。”
事分大节小节。作者对俄兵的痛恨，远远超过了对国人随地大小便的厌恶。
在山海关，据《大公报》说，自1905年禁止随地大小便，民众深感不便，抱怨极深：
“人言藉藉，多称不便。缘各胡同内，皆系住户，距厕较远，既不得随意便溺，左近又无官厕……”
在天津，王锡彤1898年的观感是：
“道路之污秽，街巷之狭隘，殊出情理外。沿河两面居民便溺，所萃不能张目。”
三
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说，他在1900年的北京城，见过“另一国人士为了宣扬他们清洁的信条，射杀任何在公众场所便溺的人”。
晚清文化人储仁逊也说，他在1900年的天津城，目睹过一名外国士兵，用刺刀威胁一名少年，要他以双手将大便捧至指定之处。那大便，正是少年自己刚刚生产出来的。
如此种种，大约是中国近代第一次禁止在城市之中随地大小便。
“西狩”的慈禧太后回銮之后，洋人们留给北京城的那些市政建设，如维持治安的巡捕制度、由道路两侧居民出资出力维护的路灯制度、道路洒扫制度，俱被继承了下来。
只有公厕被遗忘了。直到1911年，偌大的北京城，仍只有官建公厕3座，私建公厕5座。原因当然也很简单，巡捕也好，路灯也好，洒扫也罢，都是新的人事机构，都可以向民众收钱。公厕，却只是纯粹的财政支出。
天津的情况也大体相似。负责接收的袁世凯虽然保留了一些厕所，但它们已非公厕，想要使用的话，大便收费五文，小便收费两文。
于是乎，一切回复旧轨。1902年，《大公报》如此报道联军离开后的天津：“洋官经理时，街道极为洁净，刻下则粪溺狼藉，又复旧观矣。”1904年，《大公报》又说：“（天津城内）来往行人任便当街撒尿，并无人禁止。”
北京城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1902年的《启蒙画报》上有一篇文章，题为《作践天街》，里面写道：
“大清门前，白石栏杆，四周方整，当中御路，如象棋盘一样，故名曰 棋盘街。……荒草满地，穿栏出入，无人禁阻。栏东交巷西口，归使馆界，大小恭甚不便，因此石栏之内，比从前更脏。石栏界分中外，那边是修路洒尘，禁止车马；这边是残荒污秽，任便狼藉。”
市民们不敢去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随地排泄。于是，自皇宫大清门至正阳门之间的御道沿线，就成了一片自由自在的露天公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