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自古以來是我國重要的對外開放的重要視窗，改革開放以來更成為我國改革的試驗田，頭牌兵。良好的港口環境，濃厚了營商環境，形成了相容并蓄的人文氛圍，不僅造就了一批批商賈巨富，也是我國新思潮的發源地。就像電視劇《星辰大海》講述的是主人公簡愛輾轉來到廣州，從茶水間打工小妹一路拼搏，憑借自我的不懈奮鬥，乘着不斷蓬勃發展的中國外貿前進大勢，最終成為跨國集團董事長的勵志故事。簡愛是改革開放大潮中的一個剪影，透過她折射出曆經多次磨難，仍然敢為人先，自強不息地“廣東人”精神。正是這股精神，激勵一批批打勞工改變命運成，激勵企業家改變中國。
我認為廣東人的精神是随着時代變遷，但敢為天下先、務實求真、開放相容、獨立自主、求富敢富、科學理性精神的精神核心從未改變。
一是敢為天下先的精神。這是一種勇于拼搏的精神，更是一種勇于創新的精神，是一種勇于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的大無畏精神。這種精神是廣東人與内地人最鮮明的差別之一。早在上一個世紀的二、三十年代，著名文學家林語堂先生在其名著《中國人》一書中就這樣寫道：“在中國正南的廣東，我們又遇到另一種中國人。他們充滿了種族的活力，人人都是男子漢，吃飯、工作都是男子漢的風格。他們有事業心，無憂無慮，揮霍浪費，好鬥，好冒險，圖進取，脾氣急躁，在表面的中國文化之下是吃蛇的土著居民的傳統，這顯然是中國古代南方粵人血統的強烈混合物。”廣東人有一種“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英銳之氣。近現代廣東人繼承和弘揚了傳統廣東人敢于冒險、敢于拼搏的精神。中國第一個留美學生容闳，第一個剪掉辮子的中國人馮鏡如，中國第一位光學專家、攝影師鄒伯奇，中國近代機器缫絲業的開山鼻祖陳啟沅，中國第一位飛機設計師和飛行家馮如，中國第一條自行設計和建造的鐵路——京張鐵路的總工程師詹天佑，中國第一個電影導演鄭正秋，這些廣東人為近代中國的發展不斷探索。改革開發以來，現代廣東人敢為天下先的精神，擔當起中國改革開放的先鋒，一馬當先，勇猛地沖殺出一條血路來。在廣東這塊改的“試驗田”上，書寫了一個又一個激動人心的“率先”和“第一”，如創辦了“第一”個經濟特區，“率先”開辟了“集資引資建設路橋”的新途徑，“率先”廢除各種日用品供給“票證”，“率先”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架構，“率先”探索各種股份制形式，組建了全國的第一家報業集團，建立了“第一”個省級公德心學會，“第一”個探索建立“行政三分”的政治制度，等等，進而也使廣東省取得了“率先”突破兩個“萬億”大關等的一系列輝煌業績。
二是務實求真精神。這種精神，本質上就是實事求是的精神，就是實幹的精神，就是講求實效的精神，就是辦實事的精神。務實求真精神無疑是中國人的普遍精神。傳統的中國人生存在幾千年來的自然經濟基礎上，農耕經濟養成了傳統的中國人樸實無華、黜玄想崇務實的精神。故林語堂先生又說，“在中國，一個人無須學習如何做一個現實主義者，因為他生來就如此。” 然而，現代廣東人更加突顯了這種精神，并使它更具有了現代精神。改革開放前的廣東，是一個比較落後的地方，工業基礎比較薄弱。然而，搞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必須走現代工業化的道路，走城鎮化建設的道路。廣東人要沖殺出一條血路來，除了要靠黨的正确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指引之外，必須要靠一種務實求真精神，腳踏實地地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因為擺在廣東人面前的是一條從來沒有人走過的道路，既不能從本本中去找到現成的答案，也無法從前人的經驗中去找到固有的模式，更不能靠幻想和争論來解決出路，隻能靠自己“摸着石頭過河”，靠自己的實踐探索。事實上，現代廣東人正是以這種可貴的務實求真的精神，在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上，探索出了一系列的成功經驗，不僅改變了廣東原有的落後面貌，而且對推動着整個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了自己應有的重大貢獻。
三是開放相容精神。廣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與外界聯系早，接觸世界各地新事物、新思想多，一直就有相容多種文化的傳統。這也是一種自覺向外學習，相容并包，寬容大度，汲取衆家之長，努力提升自我的精神，而不是對外封閉，夜郎自大，盲目排他，固步自封的态度。嶺南文化本身就是在中西文化不斷融合的過程發展起來的，從曆史看，廣東面臨大海，一直是中外通商的重要港口，具有向外拓展的傳統、求真務實的精神和相容包容的人文品格。嶺南文化中有豐厚的海洋文化基因，可以說，嶺南文化是農耕文化和海洋文化“混溶”的文化。從古代到現代，廣東人移居海外的人數衆多，據有關方面統計，我國在世界各地的幾千萬華僑華人中，祖籍廣東的占一半以上。移民文化也造就了廣東人的開放觀念和豁達的胸懷。正如李權時先生在其主編的《嶺南文化》中所說的那樣，“嶺南位于東亞大陸邊緣、南海之濱。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和自然環境形成的嶺南文化，必然是‘窗棂之下，易感風霜’，免不了要發生與其他外域文化的碰撞和交彙，形成一種開放的文化心态，呈現出與較為封閉的内陸文化有明顯的不同性質。”而具有開放性的文化，必然具有相容性。因而，在這種文化土壤上生活的廣東人，必然有着這種開放相容精神。無疑，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現代廣東人這種精神由于更為優越的自然社會條件得以更加強化。也正是現代廣東人這種精神，在“排污不排外”的方針指導下，批判、改造和汲取其他外域文化的精華，結合廣東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形成和發展了适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内在要求的一系列新的思想觀念，有力地推進了廣東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公德心建設的發展。
四是獨立自主精神。這是一種個性獨立發展，自主自強的精神。由于廣東在曆史上一方面商貿比較發達，基于商品經濟發展的要求，獨立自主的主體存在成為必然，個體的觀念、自主的意識曆來比較強烈；另一方面，正如梁啟超先生所說，中國傳統文化實以南北中分天下，北派之魁為孔子，南派之魁為老子，孔子之見排于南，猶如老子之見排于北。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中原文化與嶺南文化，分屬于同一文化總體系中的核心型文化和邊緣型文化。在這一種屬關系和母子關系的制約中，嶺南文化憑借它的地理位置，憑借明清以來嶺南發達的手工業和對外貿易，憑借它對外來文化的兼收并蓄，使得中原的傳統文化對它的影響不斷淡化，使得它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和容納力，因而使中原的傳統文化的核心精神——整體主義對廣東人未能形成強有力的影響力，也為嶺南文化中的自主自由精神的滋長提供了重要的條件。而随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廣東的孕育形成，更為現代廣東人獨立自主精神的弘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現代廣東人這種獨立自主精神的弘揚，也成為了廣東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可缺乏的重要文化條件，進而煥發了廣東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極大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成為廣東率先實作社會主義現代化一股重要的精神力量。
五是求富敢富精神。這是一種勇于追求富裕，敢于勤勞緻富的精神。廣東有着曆史悠久的商貿經濟發展，而商品經濟與自然經濟的根本差別，就在于自然經濟的自給自足本性與商品經濟的無限逐利本性。在商貿經濟活動中，經濟主體的出發點和終結點都是為了獲得最大限度的交換價值。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人們希望通過商貿經濟活動，來達到自己發财緻富的目的。是以，求富心态是商品經濟發展中必然産生的一種普遍心态。這種心态，由于嶺南文化的邊緣性，沒有受到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中原傳統文化中安貧樂道精神的嚴重抑制，而長期儲存了下來。雖然，在解放以後左的思想占統治地位的幾十年裡，這種求富心态盡管受到極大的壓抑，但卻沒有被撲滅，是以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浩蕩春風下，又迅速地生長起來，并在黨的富民思想和政策的引導下，形成了一種義利統一的新的求富敢富精神。在這種精神的激動下，過去受到長期壓抑的社會生産力，像火山一樣爆發出來，形成了勤勞緻富的巨大力量，推動着廣東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人擺脫貧困，告别落後，奔向小康，走向富裕。當然，現代廣東人這種求富敢富精神，又是一種共同富裕的精神。是以，先富起來的廣東人，一直以自己力所能及的不懈努力，去扶持幫助欠發地區的人們；無論是扶貧工作，還是慈善活動，廣東人一直走在最前頭。
六是科學理性精神。這是一種科學的精神，理性的精神。雖然，就我國的傳統文化而言，由于其經濟基礎——以農耕為主體的自然經濟的制約，曆來就最缺乏這種科學理性精神。而隸屬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嶺南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也造成了其科學理性精神的相對薄弱。但由于廣東地理環境和自然環境的特殊性，由于廣東曆史悠久的商貿經濟傳統，由于嶺南文化長期以來與其他外域文化的交流，由于嶺南文化的開放性和相容性特色，進而使嶺南文化比中原的傳統文化來說，更先和更多地具有了一些科學理性精神。特别是廣東毗鄰港澳，又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先行一步，有着更早和更多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經驗，這一切，都為廣東人形成現代的科學理性精神奠定了更為優越的條件和環境。是以，相對而言，現代廣東人有着更多和更鮮明的科學理性精神，它使廣東人更加務實求真，更加尊重市場經濟的客觀經濟規律，更加容易接受和形成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科學等一系列新的思想觀念。也正是廣東人這些适應當代世界發展趨勢的新精神、新思想、新觀念，有力地促進了廣東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