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至 1973年初，"文革"中被打成"黨内第二号走資派"的鄧小平，被遣散到江西建立縣拖拉機修配廠勞動。
這次遣散完全是林彪的主意。1969年10月，林彪趁毛澤東不在北京，以中蘇邊境局勢緊張為名，指令全軍進入一級戰備狀态，首都實行"戰備疏散"，将把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王震等一批黨和國家上司人分别遣散到河南、廣東、江西等地。
周恩來得知這一情況後，雖然氣憤，但在當時卻也無能為力。他隻得将這一情況向在外地的毛澤東進行報告，同時給各省打電話，要他們保護好這批老上司人。
當汪東興來到鄧小平家中傳達林彪的指令時，小平表現得很平靜。他隻向汪東興問了一個問題：“主席說過有什麼時候事就找你，我到江西後可不可以給你寫信？”汪東興用力地點了點頭。
與此同時，周恩來給江西革命委員會打電話。電話中，周恩來要求江西一定要把鄧小平安置好，同時要保證小平同志的安全。
按照江西省革委會主任程世清的意見，一開始江西準備把鄧小平安排到贛州。周總理聽到這個消息後，提出了反對意見：“贛州離南昌太遠，又是山區，交通不友善，條件很差。小平已經是 60 幾歲的老人了，得了病怎麼辦？應把他們安排在南昌附近，便于照顧。讓他們夫婦住一棟兩層的小樓，最好是獨房獨院，還能在院裡做些活動，又安全。”
将軍樓
根據周恩來總理的訓示，江西省革委會決定将鄧小平夫婦安排到建立縣拖拉機修配廠勞動，住處就定在離工廠不遠的南昌步兵學校原校長許光友少将的房子裡，别名“将軍樓”。
1969年10月22日，鄧小平、卓琳以及保姆夏伯根離開北京，來到了江西。
下了飛機，鄧小平等人被安排在南昌的濱江招待所。随同鄧小平一起到達江西的兩名專案組成員，檢視了鄧小平的住處，并向中央做了電話彙報：“鄧押于南昌西北十三公裡處原步兵學校，由省革委會管，派炮團一個班 12 人監管。鄧單住一小樓上，下住一個幹事和一戰士管他。平日勞動，仍用鄧小平名。”從這份彙報材料上不難看出，當時鄧小平所處的政治環境仍然十分險惡。
從這時起，鄧小平住進了"将軍樓"，開始了他的勞動生涯。令人慶幸的是，在周總理的關心下，江西省為小平同志提供的外部環境還是非常安全和寬松的，他們将小平同志安排在陸軍步兵學校這樣一個軍事機關，規定任何組織、個人不準幹擾小平同志的工作和生活， 并把 一些鬧得很兇的造反派遷出了鄧小平工作的工廠，避免了小平同志再次受到這些人的沖擊。
當時的小平同志身體很不好，卓琳也患有高血壓和心髒病，是以江西省革委會同意醫院開些些常用藥給小平一家，以備不時之需。但鄧小平同志當時睡眠不好，每晚都要服用安眠藥才能入睡，這讓負責小平保健工作的同志犯了難。他們為此專門請示了省革委會，革委會主任程惠遠思考再三，告訴醫生可以讓小平服藥，但這個藥一定要掌握在醫生手裡，每天晚上由醫生送到小平手上，看到他吞服後再走。
建立縣拖拉機修配廠
也許是上天的眷顧，鄧小平工作的建立縣拖拉機修配廠的負責人羅朋，正好是鄧小平在二野時的老部下。羅朋一向品行正直，對老政委尊重有加，在小平同志落難的歲月裡，給了鄧家自己能力範圍之内最好的關照。正如鄧小平後來所說：“江西軍民保護了我，讓我得以從容地去思考問題。江西是我的一塊福地。”
為了安置好小平，羅朋花了不少腦筋。他在小平到來前，将廠裡的勞工将所有打倒鄧小平的智語撕掉、洗淨，将鄧小平夫婦安排在最輕松的修理工廠中的房間勞動，同時規定其他工廠中的房間勞工一律不準進修理工廠中的房間，也不準喊"打倒鄧小平"口号。
羅朋派出“監管”鄧小平一家的，是一位叫黃文華的老黨員。和羅朋一樣，這位黃文華也是一位具有正義感且同情鄧小平的同志。接到羅朋的任務後，他立刻為一件事犯了愁：自己以後該如何稱呼鄧小平呢？這個問題直到鄧小平進廠後，主動與黃文華打招呼時才算解決，因為小平并不介意這些，他對老黃說：“今後就叫我老鄧，不這自然。”
羅朋給鄧小平在工廠中的房間安排的任務是清洗零件，卓琳則安排去拆繞線圈。這都是廠裡最輕松的工作，但鄧小平畢竟年紀大了，沒蹲多久就感到雙腿麻木，直不起身來。于是羅朋又安排小平去劃線，後來考慮到小平的眼睛看圖紙吃力，又讓他負責锉镙絲這種女工幹的輕活。
坐在锉镙絲的工作台前，小平同志百感交集。他回想起自己16 歲到法國勤工儉學時，在雷諾汽車廠從事的，就是這門手藝。沒料到幾十年後，這門手藝竟然在江西又派上了用場。
小平所在的修理工廠中的房間負責人，名叫陶端缙，為人厚道直爽，對小平非常和氣。整個工廠中的房間共有 20 多名職工，以老實本分的老勞工居多，大家業務都很熟練，也并不熱衷參加什麼造反派别。小平同志在這個工廠中的房間裡，得到了大家自發的照顧，這一點讓小平同志久久難以忘懷。
每天上午八點，鄧小平總是會穿一件藍色中山裝，腳蹬一雙解放鞋，不緊不慢地走進修理工廠中的房間。一進工廠中的房間，小平就會笑眯眯地用四川話向大家打招呼，然後來到自己的崗位。小平幹活時非常認真，有時幹得滿頭大汗也不休息一下。有一天，陶端缙看到他幹得臉都發白了，就開玩笑地問：“你怎麼也不偷點懶呀？”小平說：“我這個人一輩子隻認識認真兩個字，要是偷懶，坐下就起不來了。”
有一天，鄧小平正在工廠中的房間勞動，突然臉色煞白，身子晃了幾晃便倒了下去。勞工們立即停下手中工作，紛紛圍攏過來。卓琳聞訊趕來，含淚問勞工們：“誰家有白糖？麻煩幫他泡碗糖水。”女職工程紅杏忙說：“我家有，我去拿！”不一會就端來一缸糖水，遞給了卓琳。大家托着小平，卓琳用勺子一口一口地喂進丈夫嘴裡。望着這對風雨同舟、同甘共苦的夫妻，大家的眼眶都濕潤了。鄧小平喝下糖水後，漸漸恢複了神智，同志們懸着的心，總算放了下來。
小平同志在拖拉機廠工作的消息，也不知道怎麼傳了出去，被一些别有用心的選反派知道了。
有一天，勞工們發現有幾個生面孔在廠子周圍轉來轉去，還向勞工們打聽鄧小平的消息。大家馬上向羅朋做了彙報。羅朋立即召開廠裡的保衛小組會議，要大家提高警惕，要絕對保證鄧小平的安全，不管什麼人打聽鄧小平的下落，都說不知道。羅朋強調：這是紀律，任何人都不得違反。
過了幾天，廠門口突然停了幾輛大汽車，車上站着十幾個耀武揚威的造反派。這些人下車後，直接闖進修理工廠中的房間。此時，鄧小平正在工廠中的房間裡挫零件。陶端缙馬上派人通知羅朋，自己則帶着工廠中的房間裡的同志們沖到工廠中的房間門口，擋住了這些人，堅決不讓他們進入工廠中的房間。不久後，羅朋帶着幾十名勞工趕來增援，那幾個人見勢不妙，于是灰溜溜地跑了。
正是這種較為寬松的環境，讓小平同志在下放期間還能安心地讀書思考。由于廠裡照顧，小平隻上半天班，每天午飯後，小平都會小睡片刻，然後抽上一些時間，閱讀帶來的毛澤東著作以及曆史、文學、哲學等方面的書籍。晚上上床後，小平還會讀一個小時的書。他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說：“這兩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廠勞動，下午和晚上，看書、看報、聽廣播和做些家務勞動，有了一點進步。”
鄧小平的身體也在江西得到了恢複。剛到江西時，小平身體很不好，每晚要服用安眠藥才能入睡。在江西呆了一段時間後，由于生活和工作都比較穩定，小平也有時間去鍛煉身體，堅持用冷水洗臉，每天堅持走路鍛煉，身體狀況慢慢恢複了。據鄧榕回憶：“父親在北京挨批的時間裡身體消瘦，面容憔悴，到了江西後體重又開始增加，人胖了一些，精神也好了很多，吃安眠藥入睡的習慣也改掉了。”
一開始，小平從住處去工廠上班，要從公路上繞一個大彎，不太安全。羅朋發現這個問題後，帶人給小平開辟了一條上班的近道。他們在工廠的圍牆上開了個小門，讓小門正對着将軍樓，這樣既減少路程，又可避免接觸外人。經過幾天的努力，一條小道出現在人們面前，此後，鄧小平夫婦每天就行走在這條小道上，久而久之，人們都稱它為“小平小道”。
雖然同志們都很關心小平一家，但鄧小平一家人面臨的困難還是很多。且不說在北京住慣了、且年事已高的小平同志一下子不适應江西冬天的濕冷，即使是在經濟上，小平一家也是捉襟見肘。
1970年一月，小平夫婦收到了他們的工資——隻有區區 120 元。卓琳為此詢問了中辦，得到的回答是這是他們的生活費，他們工資的剩餘部分，暫由中央辦公廳代為保管。
為此，小平給中辦寫了一封信，同時說自己的大女兒鄧琳身體不好，想組織上能把鄧琳安排得和自己近點的地方工作。但是這兩個要求都沒有得到答複。
錢不夠用，鄧小平一家開始節約開支。他和卓琳開荒種菜、飼養小雞，劈柴、拖地、做飯、洗衣等。後來，他又想辦法把有殘疾的大兒子鄧樸方接到自己身邊，每天堅持給兒子擦澡翻身。
每天清晨，鄧小平都要去看看自己的菜園子。看着蔬菜一天天的成長，他非常開心。有一天清晨，卓林就聽到小平在院子裡大喊：“卓琳，快來看，絲瓜開花羅！”卓琳快步走來，看見他那高興勁，問道：“老頭子，你高興什麼呀？”“你看，絲瓜開花了，結了小絲瓜羅！”
轉眼間，小平到江西半年多了，端午節馬上到了。和卓琳在一個勞動小組的程紅杏對卓琳說：“你家過節的準備工作，我們包了！”她和一些工友們自發地買來糯米、粽葉，手把手教卓琳包粽子。卓琳則用自己種的栀子花編了個花環，送給了程紅杏。在長期相處中，勞工們和鄧小平一家感情一天比一天近。
小平同志在生活上也遇到過不開心的事。他精心喂養的幾隻雞開始下蛋後，有一天晚上發現有隻母雞還沒進窩，小平和卓琳找了好久，才在一棵樹下找到被黃鼠狼吃剩下的一些雞毛，小平拍着大腿，十分懊惱，說這雞我都舍不得吃，是準備給孩子們吃的，現在被黃鼠狼吃了，太可惜了！從那以後，小平就用木棍做了個攔雞的栅欄，怕黃鼠狼再來打他的雞的主意。
1971年11月6日，廠裡突然通知鄧小平夫婦去聽中央檔案。回家後，卓琳牽着女兒的手，在她手心上寫出四個字：“林彪死了！”小平也終于長出了一口氣：“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1972年 1 月 10日，毛澤東在陳毅追悼會提到鄧小平，并把小平與時任政治局委員的劉伯承并列。主席肯定了陳毅是個好同志，還說鄧小平雖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犯了錯誤，但屬于人民内部沖突。周恩來聽出了毛澤東的意思，知道毛澤東準備起用一批被打倒的老同志了。于是他讓人把主席的這個評價傳出去，為鄧小平複出制造輿論。
此時的鄧小平也敏銳地感到，曆史将會出現重大的轉折。于是他提筆給毛澤東寫了封信，談到了自己對林彪的一些看法，向毛澤東表示：“我覺得自己身體還好，雖然已經68 歲了，還可以做一些技術性的工作，還可以為黨為人民做一些工作……”
8 月14 日，毛澤東批注了鄧小平的這封信上，指出鄧小平“沒有曆史問題，沒有投降過敵人。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的。”
毛澤東的批示，發出了要啟用鄧小平的信号。周恩來覺得這是恢複鄧小平工作的最好時機。他訓示中央辦公廳将毛澤東的批示分頭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還以中央的名義通知中共江西省委，宣布立即撤銷對鄧小平的監視勞動，恢複黨的組織生活。
1972 年 11 月 12 日，鄧小平與卓琳離開“将軍樓”，前往井岡山調研。這是兩年多來，他第一次外出。過不多久，毛澤東作出了讓鄧小平複出的最後決定。
要離開呆了三年多的建立拖拉機廠了，鄧小平和卓琳沒有忘記去和勞工們告别。卓琳買了不少糖果和點心，送給幫助過他們的勞工同志們，并上門向陶端晉、程紅杏等勞工道别。1973年2月19日，鄧小平全家在勞工們的送别聲中，告别了居住三年的小樓，向北京進發。
鄧小平回京後，又為黨工作了 20 年。這是他人生經曆中最輝煌的 20 年，也是受到國内外評價最高的 20 年。
江西是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思想的孕育地。在江西的三年，鄧小平在勞動和學習之餘，有了更多思考的時間。每天，他在“鄧小平小道”上漫步，心裡思考的卻是對社會主義本質、對如何發展生産力的重大問題。這些思考，是後來改革開放思想的萌芽。正如1986 年鄧小平在會見貝甯總統時說的那樣：“被打倒的經曆并不都是壞事，我有機會冷靜地總結經驗。因為有了那段經曆，我們才有可能提出現行的一系列政策，特别是提出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 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