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 善戊辰四月廿二曰。
子思作《中庸》以明中，孟子明性善之充達，皆舉舜以為标。孟子稱舜曰：莫大乎與人為善。而《中庸》則稱之曰：隐惡而揚善。竊嘗疑之。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毀譽，三代之直道也。好人惡人，仁者能之。今曰惡則隐焉，然則當有勸而無懲乎？孔子以樂道人之善為益者三樂之一，又以惡稱人之惡為四惡之一。孟子且曰：揚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是乃鄉願苟求免禍之道，豈君子居德善俗之義邪？或曰：子張曰：嘉善而矜不能。隐，猶矜也，《國語·注》：隐，憂也。《詩·傳》;隐，痛也。訓匿者非。或曰：《易·大有》之《象》曰：遏惡揚善。遏，猶匿也，《惠棟·感應篇注》訓止者非。二說相謬，然而皆是也。矜之則不忍彰而自隐之，矜之則不肯任而必遏之，是三者固相連。不彰之，然後可以陰進其忠告，彰之，則反使彼慚怒而不能自返，是隐之正是以遏之，固不相謬也。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則遠怨矣。《孟子》後患之言，正與此同。其次章曰：仲尼不為已甚，義可見矣。君子度己以繩，接人用洩，不念舊惡，與其進，不與其退，是所謂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者也，豈要譽之心哉？孔子所謂稱人之惡，孟子所謂言人之不善，乃好翹人過者也。彰人短者，是以炫已長，自失其思齊之善，而長其自是之惡，其弊著矣。惟常求人長，則常見己短，乃相引以進于高明矣。曾子曰：君子己善，亦樂人之善。必誠好善，乃樂道人之善。取譽者取悅于人，好為浮谀，非果樂道人善，而所道亦非善也。是故真惡惡者，必不彰人之短。而誠要譽者，亦非樂道人善。是其辨在志而不在迹矣。
雖然，此猶止論自修信反之義，而未及于長善化民之義也。夫隐惡者豈獨全一人之恥哉？揚善者豈獨成一人之美哉？隐惡而揚善者，聖賢化天下之大用也。反其道則亂，此不必深辨其志，惟論其迹，而利害之效已昭然矣。吾觀末世之俗而後知之，請得而詳論焉。
夫勸之與懲，固有輕重矣。人心必有所托。所托而非，必以是者代之。若去非而無以代之，欲其空無所托也難矣。此固言心理者所共證也。欲禁子弟之嬉遊，而不引之于樂學興藝；恐子弟之遇淫朋，而不為之擇良友，此暗于心理之病也。然則欲止惡者必先導善，善生則惡自止。若徒止惡而不導善，則惡終當複，即使不複，亦止于不惡而已，不能進于善也；有所不為而已，不能有所為也。況乎徒禁其身，不能禁其心，惡根固在乎。言節制而不言充達，荀子之不如孟子也。能禁人為惡而不能使人為善，法家之不如儒家也。
董仲舒嘗言天道暖燠常多，清寒常少，德教之與刑罰猶此。聖人多其愛而少其嚴，厚其德而簡其刑。此論似迂而實精。義統于仁，吾嘗辨之矣。老子稱報怨以德，而孔子曰以直，世以此為老、孔之殊。然子思子亦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缁衣》。蓋孔子之言，常世之義也。老子之言，則至人之量也。不善者吾亦善之，聖人好善之心過于惡惡，其直亦何非德平？天備四時，生多而殺少，殺以成生。聖人備四氣，亦怒少而喜多，惡以成好，豈有所偏哉？然則勸也者，主也。懲也者，賓也。是以懲惡者，固欲其向善，使之去彼而就此也。豈獨使之有所去而無所就哉？
孔子曰：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荀子·子道篇》吾嘗疑之，友以輔仁，切切偲偲，豈以标榜名譽為職邪？互相标榜，又豈學者之利邪？及觀于史迹，察于時風，而後知聖言固有深意矣。蓋标榜之過，乃在其所标之非誠善，而又每與黨同伐異相聯故耳。若惟論标榜，則其過固不敵其功也。東漢之末，盛行名譽之風，士以宏獎為能，乃多矯僞之習。當時識者如荀仲豫、徐偉長皆著論痛言其弊，而後世亦以為戒。然綜觀古今行誼之盛，士風之美，卒無過乎東漢者，趙宋足以幾之，亦北宋諸公宏獎之力也。夫豈無過譽，然其利于衆也豈淺尠哉。
善夫賀子翼之論謗譽也，不以一身之禍福、德之厚薄為言，而獨以風俗為說。其言曰：君子樂人以君子相譽，猶之小人樂人以小人相謗也。樂人以君子相譽，譽以分其譽也。稱人之長，愈以益己之長矣。揚人之功，愈以彰己之功矣。樂人以小人相謗，欲以分其謗也。攻人之長，則人莫能昭已之短矣。掩人之功，則人莫能明己之過矣。由此觀之，世有君子則君子衆，世有小人則小人衆。以衆分譽，愈分而愈合；以衆分謗，愈分而愈騰。譽由衆合，君子之道愈長；謗以衆騰，小人之道愈消。則是謗者苦而譽者甘，小人愚而君子智也。此論暢而精，非淺見者所識也。蓋人之心行，其出于自動，知及之，而志斷之，然後動作者十不過三四，其六七則出于不自覺，徒見所與居者之所為而效之，心理學者謂之暗示與模仿。《記》曰：相觀而善之謂摩。又曰：古之君子，不必身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禮樂之精，在通之形神，是之謂化，猶天地陰陽之感人也。古之聖人，蓋以此故矣。是故勸懲之道，其效之大者，不在有形之戒勉，而在于無形之驅率。其在于一人，則勉戒可施，而猶不可專恃。其在于衆人，則戒勉之力多阻，不阻變微。故曰：聖人之化民，非家至而戶說之也。明乎此，則知言教不如身教，嘉言不如懿行。所見無非善，則不覺而趨于善;所見無非惡，則不覺而趨于惡。人群之孚感，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故謂之風氣。化民之道，亦進風氣而已，是故君子隐惡而揚善。
魏叔子論史，謂當删略淫酷之迹，而詳著生民疾苦之事。《元史》即略去元人淫暴之迹。陳幾亭龍正随時問學，謂炮烙斮胫剔孕等事，止因纣為天子，後世必傳，聖人因人見聞，舉以垂戒。其後如秦符生、齊高洋輩所為，作史者止合約略其辭，不必若是詳明。意外淫惡，匪夷所思，下愚見之，轉會心而摹仿。近李愛伯慈銘題觸《纣之不善論》亦謂傳記百家載纣事慘酷無人理，孔子削而不著。子貢恐後世人主或問其言，以國亡委于氣運，而姑以逞其忍怒辭而辟之，以見其不足信。即或有其事，而惟表其大端以示戒，不必窮其形相，以為殘賊者導之觀而樹之型。吾觀近世西方之小說，然後信此論為仁人之言也。昔揚雄評司馬相如之賦，以為諷一而勸百，彼猶徒陳聲色而已。西方小說寫實主義之流弊，則不惜描摹醜惡，識者多議其非。帕爾生之論曰：厭世主義有曰樸蘭克雲，吾人當贊神明之善，而無語惡魔之當迹，此不可不緻意者。蓋人心具有至易導火之質料也，可為至言。專以緻志以抉摘人類弱點為事，則馴至所見無非惡人，所至全無生趣，且适足以播其病，揚人類而已。此論尤切。彼寫實主義者，何嘗不以直書懲惡為義。不知書善書惡，本有不同。書善不當止言其效，而當詳其為善之狀，是以使人易遵也。不詳其狀，則雖戒勉而勸之道不至。書惡則當止言其效，而不當詳其為惡之狀，是以防人之效也。但言其效，已足以懲矣。故西方之論文者，謂文學之道德不道德不在題材，而在描寫之方法。其論甚精。吾中人書善以勸，徒言其效，而不詳其狀，空多戒勉之詞，而不長于描寫，吾已論之于《傳狀論》矣。西人長于描寫，則又并惡者而詳之，則其失尤大矣。彼之所執，則以為如此乃真，乃足益人之智。夫人之欲知之真者以其輔善也，知而益人之不善，其知何取。專執真美而不衷于善，固彼之根本大病耳。彼必曰：文學與道德非一事，以道德衡文學，則失文學之真。夫文學之用安在哉？為其足以養人之情而通和人群耳。若反害人而亂群，則世間安用此文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