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是曾國藩思想中一個重要範疇。他總結道，“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為天下倡。”他教訓李鴻章時說;“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處所尚，惟一誠字而已。”給李鴻章以極大震動。曾國藩将自己的“誠”稱為“拙誠”。他以“拙誠”來鼓舞湘軍土氣，每當操練時，他集合士兵加以教導，反複講解，“雖不敢雲說法點頑石之頭，亦誠欲以苦口滴杜鵑之血”。不出其所料，這番“拙誠”功夫終于使樸實的農民成了敢于死戰的士兵。他又以“拙誠”鼓動氣勢，聚合了亂世中有報國之心的儒家知識分子，使“山野林智之士感其誠，雖或不往見，人人皆以曾公可與言事”。通過“拙誠”這種傳統社會的精神基因，曾國藩動員了一切可能的力量，
郦波教授講授曾國藩的人生智慧
在人們都被他的“抽誠”感動之時，他的目的也就達到了。然而，沒有人看到“拙誠”不僅是一個人道德修養的境界，同時也是一種收拾人心的權術。對這一點，曾為曾國藩幕僚的王闿運的門生楊鈞則清醒地看到了。他在《草堂三錄》中借曾國藩長孫曾廣鈞之口說:“凡建非常之業者，必為大奸慝。理學儒生，不知權術，驕兵悍将，豈正襟危坐者所能感化耶?世人隻知魏武帝為大奸，而不知武侯為大奸;武侯出身茅廬，俨然儒者，加以閑雅宛實，去盡鋒芒，非易測也。
曾文正專用權術，重伯謂其對于家庭亦不離此二字。而論者誣以理學，均非文正公知己也。曾文正嘗問人曰:“我可誰比?”有謂似古之甲者，有謂似古之乙者，文正曰:“均非其比。平生欲學魏武而未能耳。”是文正有自知之明，我可為其知己也。”
曾廣鈞是曾紀鴻之子，頗有才華。光緒十五年(1889年)中進士，是當時最年輕的翰林。他以詩文見長，中日戰争期間，也曾效法祖父，領兵出征北韓，但并未真正參與戰鬥。他在生活上卻大違祖訓，一改儉樸家風，生活放浪，被稱為“湖南四公子”之一。他還風流成性，先後娶了幾位妻妾，這方面是其父祖永遠望塵莫及的。他思想較為開放，但在仕途上并不順利，因為他與其祖父曾國藩的為官之道相比，太過稚嫩。八國聯軍進京後不久，他就絕意仕途，不問政事。從其行事風格看，顯然與曾國藩迥然相反，由此也可見他對祖父并不十分敬慕，因而上述兩段話，也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就連家人都說曾國藩對家庭成員也以權術相待，可見其他。正如上文所說，一般人隻知曹操為大奸，不知諸葛亮為大奸。諸葛亮羽扇綸巾，一副儒生形象，其行事也每以救國安民、忠君濟世為已任，但誰又敢說這此不是種權術呢？曾國藩與諸葛亮相仿，同樣一副儒生形象，常以忠誠自戒，以仁義誨人，而此類舉措，又如何不是為達到目的的手段呢？
湖南雙峰曾國藩塑像
曾國藩并不是一個拙誠而迂腐的人。他自稱“久曆世變”，知“天下事無所為而成者極少，有所貪有所利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有所貪有所利”和“有所激有所逼”指出了靠真正的“誠”無法影響到的一方面。對于這一方面，他并不恪守“拙誠”，而是充分利用權變。這反映了曾國藩的兩副面孔，一副是“拙誠”君子，一副是“權變”智士。其實人總是一個，這兩面都是他辦事成功的手段，不過不同情況下有所側重。對于重義氣之人，如彭玉麟，他待之以真誠，以誠感之，使他永遠是自己的心腹。對于塔齊布這樣的滿人，因為勇敢率直，曾國藩便以誠相待，極力推舉，進而使之成為湘軍中惟一的滿人将領。而對于李世忠、苗沛霖等首鼠兩端之徒，無法用真誠感化，在有用之時自是百般撫慰，當不用之時，則一再打壓，利用機會将之消滅。對于老練世故者如李鴻章，則有張有弛，既不一心籠絡置于自己掌握之中，也不能反目。小處可讓，大局必争。曾國藩這種兩面派做法，甚至表現在對家裡人的關系上。他的家書中有一段話如是說:
澄弟辦賊，甚快人心。然必使其親房人第知我家是圖地方安靜，不是為一家逞勢張威，庶人人畏我之威，而不恨我之太惡。賊既辦後，不特面上不可露得意之聲色，既心中亦必存一番哀矜意思。
這段話中半是真話，半是做作。真話與做作之間，顯露了一個“拙誠”君子不誠的一面。對此，曾國藩有時也加以反思。如他同治元年(1861年)十二月給心腹将領李續宜的書信中說:
吾輩位高望重，他人不敢指責，惟當奉方寸如嚴師，畏天理如刑罰，庶幾刻刻敬憚。鄙人今歲憂灼過甚，雖亦近于怔忡，然較之八年情形則異。八年是以内疚者，以忠孝之地而用意氣，以樸拙之人而講權術，是以且愧且憾，無地自容。
曾國藩銅像
“以樸拙之人而講權術”，這是曾國藩的自白。他在另一封信中說:“吾自信亦笃實人，隻為閱曆世途，飽更事變，略參此機權作用，把自家學壞了。”,他曾經以為“惟忘機可以消衆機，惟懵懂可以祓不祥”，但“忘機”并非不知“機變”,“懵懂”也不是真的糊塗，以此消除機權，不過是一種更深的機權。是以，曾國藩的行事風格，可以歸結為:講拙誠、亦講權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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