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3月7日，山西省太原市一位老人病逝，在幾天後的葬禮上，人們發現在親朋好友送來的花圈上，竟然有一個是毛主席的女兒李敏送來的。前來參加葬禮的大部分人一直以來都知道這位老人名叫王勳，曾在解放軍供給部門工作，隻有極少一部分人知道老人的名字叫做毛澤全，他還有另一個身份是毛主席的堂弟。
如果說這些親朋好友在得知這個名叫王勳的我軍幹部是毛主席的堂弟時感到驚訝的話，那麼老人的妻子徐寄萍在剛剛得知老人是毛主席的堂弟時，除了驚訝更多的還是“氣憤”。因為當徐寄萍得知這個秘密時，她與王勳已經結婚多年，有了3個女兒，卻在某天突然得知自己搖身一變成了毛主席的親戚。
毛澤全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國共第2次合作，但老蔣仍然對我黨抱有很大的敵意，明裡暗裡地給我黨使絆子，阻礙我黨發展。但群衆的眼睛是雪亮的，全國人民都能看出共産黨的隊伍才是一心抗日的隊伍，尤其是很多接受過教育的青年學生，更是将延安視為革命聖地，不顧國民黨反動派的打壓，想方設法想要到延安去，為國家和人民盡自己的力量。
1941年，一位名叫徐寄萍的上海進步女學生與幾名同學準備奔赴延安，但因國民黨反動派的暗中阻礙未能如願，他們便一同加入了新四軍的隊伍。因為徐寄萍等人中大部分是女學生，扛槍上戰場是不現實的，更何況在那個年代，知識分子對我黨來說非常重要，我軍便安排她們負責後方調配和供給工作。
在這些女學生中，徐寄萍的學習成績是最好的，且因她的父親還是一位教員，徐寄萍便有着遠勝他人的文化底蘊，被配置設定擔任蘇中二分區供給部擔任會計。工作沒多久，徐寄萍就因表現優異，被提拔為股長，大小算是一個幹部。不久後，因部隊的合并改編，供給部新來了一位名叫王勳的副部長，給徐寄萍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新來的供給部副部長王勳30多歲的樣子，皮膚黝黑，臉上總是挂着樸實的微笑，一看就是那種常年在農村種地，沒有文化沒見過世面的農村青年。王勳脾氣極好，有時下屬工作出現失誤，他也不會過多問責，而是想盡辦法用最快的速度彌補，是典型的老好人，隻是眼中偶爾流露出的堅毅，讓人忍不住心生敬佩。
徐寄萍出身上海，又是大學生，剛開始難免帶着一絲絲優越感，鬧點小脾氣，雖不至于影響工作，但總歸讓與她接觸的人不太舒服。王勳作為徐寄萍的上級，每當遇到這種情況，總是憨憨地笑着安慰徐寄萍，從未是以有一絲不滿，更沒有拿自己上級的身份教育徐寄萍，久而久之徐寄萍對于王勳也生出了異樣的情感。
後來徐寄萍得知，王勳曾在我黨中央黨校學習過，畢業後配置設定到新四軍，從最基層做起，一步一步靠自己的努力晉升到供給部副部長，可謂是有資曆，有能力，又根正苗紅的我黨優秀幹部。而這樣的人偏偏又脾氣極好，毫無架子，得知這一切後，徐寄萍也完全放下了自己身為上海人自帶的優越感，開始更加腳踏實地的努力工作。
毛主席
雖說王勳見誰都面帶微笑，但明眼人都能看出出來他對徐寄萍特别“關照”，郎情妾意的感情總是進展得特别快。1943年春，經組織準許，軍分區司令員段煥競撮合，王勳與徐寄萍正式結為一對革命夫婦。新婚之夜，王勳告訴徐寄萍：王勳這個名字隻是個化名，自1838年就開始用了，我的本名叫毛澤全。
在戰争年代，用化名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一些我黨地下黨員往往還會有多個化名，徐寄萍對此并沒有太上心，也未對毛澤全這個名字産生好奇。更何況，徐寄萍相信組織，既然組織準許他們結婚，這說明王勳的身份背景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直到1950年春，新中國成立不久，經組織準許，王勳可以使用他的原名毛澤全，但早已習慣了王勳這個名字的毛澤全并未特别将“毛澤全”這個名字及代表的意義“廣而告之”。同年夏天，王勳到北京出差，并在中南海得到了毛主席的接見。回來後，王勳激動的告訴妻子徐寄萍：我去北京見到我的堂哥毛主席了！
一聽這話，徐寄萍的鼻子差點氣歪了：我跟你結婚7年了，孩子都生了3個，看你老實巴交的不像是會騙人的樣子，沒想到你隐瞞了這麼久，原來毛澤全這個名字還有一層意思是毛澤東的弟弟毛澤全。
其實隐瞞如此之久也不能全怪毛澤全，畢竟“毛澤全”這個名字與毛主席太相近了，很容易被人聯想到。我們都知道，毛主席是非常反感搞特殊的，凡是他的親屬，絕對不能因為他的關系沾公家一點光，而毛澤全自從黨校畢業後，就下定決心靠自己的能力為國家和人民做貢獻，絕不沾堂哥毛主席一點光，革命一天不成功，他就一天不改回名字。
1925年，毛主席回到韶山開展農民運動，毛澤全正是聽了堂哥毛主席的宣傳，積極參加農民運動。而毛澤全越是深入了解革命，就越佩服他的堂哥毛澤東，大革命失敗後，毛澤全義無反顧地離開家鄉，像堂哥毛澤東一樣去了解更大的世界。
毛主席在延安
期間毛澤全先後去過南京，上海等地，抗戰全面爆發後，毛澤全抓住機會，賭上一切與3位毛家年輕人一同去了延安。毛主席親自接待了毛澤全一行4人，但同時也打“預防針”般的告訴他們：到了延安，要幹革命是好事，但要官沒有，都得從基層幹起，尤其不能打着他的旗号耀武揚威搞特權！
不久後，毛澤全被配置設定到邊區合作社當管理者，因工作認真負責，半年後加入我黨，次年1月進入延安中央黨校學習。從黨校畢業後，毛澤全便化名王勳，且再也不跟毛主席有任何聯系，從一名普通的士兵開始做起，以一個黨員的身份嚴格要求自己，越是艱苦困難的工作，他越要站在第一線，從來不喊苦累。
半年後，毛澤全因表現優異升任為兵站站長兼指導員，繼續留在後勤崗位上為人民軍隊服務。在日常工作的同時，毛澤全也從未放棄提升自己，他積極學習，敢打敢拼，為保證部隊供應，在衆人都不看好的情況下，與江蘇一位資本家合營了一個卷煙廠，僅僅半年就盈利數萬元，大幅提升了部隊的供給。
豐澤園
有了這次的經驗，毛澤全在解放戰争期間，又先後創辦了被服廠，毛巾，鞋襪等工廠，為解決部隊的軍需供應做出了巨大貢獻。其所服務的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在前線打的每一場勝仗都離不開你毛澤全提供的後勤補給。毛澤全深知後勤補給對于軍隊的重要性，無論面臨怎樣艱難的困境，他都竭盡全力保證部隊的供給。
1950年夏，毛澤全到北京開會，抽時間去中南海看望了堂兄毛主席，自1938年從中央黨校畢業後，他們就斷了聯系，如今已有12年未見面。如今再見到堂弟，毛主席也很高興，詢問道：這些年你去了哪裡？自延安分别後，我都找不到你。
毛澤全如實回答道：離開黨校我就改名王勳，從基層幹起，一直在後勤部門工作。
得知堂弟絲毫沒有打着自己的旗号耀武揚威，更未利用自己的關系搞特殊，毛主席非常高興，幽默道：好啊！王字端端正正，不像毛字還帶着尾巴。一句玩笑話，讓這對12年未見的堂兄弟之間的距離感瞬間消除。
毛主席與毛澤全家人
1952年秋，毛主席在中南海豐澤園宴請了毛澤全一家，剛開始徐寄萍還有些緊張，畢竟是第一次見到毛主席，毛澤全多次安慰她不用緊張，毛主席很随和的。見面後毛主席與所有人熱情打招呼，大家坐在一起開始聊天，也就感覺不到拘束了，後他們又在一起其樂融融地吃了一頓家常飯。
實際上，毛澤全與毛主席的關系非常近，是未出五服的兄弟，如果他想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做些什麼是非常容易的，但毛澤全從未如此做過，不僅如此，他還不允許自己的子女依靠父輩的關系，嚴格要求他們自力更生，給予子女的一切都向尋常百姓看齊。
1974年，毛澤全唯一的兒子毛遠建參軍，被随機配置設定到偏遠的邊境，不僅環境艱苦，還可能有打仗的危險。毛遠建到兵站不久就被毛澤全的一位老戰友認出來了，老戰友專門打電話給徐寄萍詢問：老徐啊，我就在兵站，你看要不給小建換個地方，調到西安或者内地條件好的地方？哪怕不去也行，這邊我能擔着。
毛澤全一大家
一聽這話，徐寄萍馬上就心軟了，她也舍不得孩子受苦，更何況兒子當時隻有16歲。但在這關鍵時刻，她還是堅守住了原則，忍住哭腔說道：他跟一般的孩子沒差別，群衆的孩子能去，我的還自己就也能去，讓他去吧。說完這句話，徐寄萍害怕自己反悔，不等戰友回話就挂了電話。
1989年3月7日，毛澤全病逝在山西太原，一部分前來參加葬禮的我黨幹部，直到看到毛主席的女兒李敏送的花圈，才知道他們口中的“老王”，竟然是毛主席的堂弟，可見毛澤全有多麼低調，至死未想過利用毛主席的關系沾一點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