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class="pgc-h-arrow-right">五華獅雄山附近遺址出土漢代溫酒樽，看二千年前梅州先民的陳年佳釀</h1>
2011年6月至7月，為配合五華獅雄山秦漢城址的考古發掘工作，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城址附近地區進行了調查和試掘，并在何屋山M1漢墓中出土溫酒樽一件。當然，該樽并不是燃火溫酒的煮器，而是盛器，所盛“溫酒”，實為“醖酒”或稱“酎酒”，是秦漢時期一種反複重釀的上等美酒，并跟随着秦漢王朝統一嶺南的步伐，遠傳到了五谷豐登、稻麥飄香的城址地區，并在先民們的親手釀制和秀美山水的滋養下，更是醇正甘洌、酒香四溢、曆久彌香。如此美酒既可奉獻給祖先神明，以告慰北方的列祖列宗，又可撫慰城址地區那一顆顆漂泊嶺南的孤單心靈，進而激勵着梅州先民共同走過那一個個艱難的春夏秋冬。
從“關羽溫酒斬華雄”故事說起
威鎮乾坤第一功，轅門畫鼓響冬冬。雲長停盞施英勇，酒尚溫時斬華雄。
“關羽溫酒斬華雄”是小說《三國演義》第五回中的一個經典情節，大凡讀過的人應該都不會忘記作者羅貫中所題以上詩句，以及描述的那段驚天動地、動人心魄的故事。
話說東漢末年，天下大亂。曹操假托皇帝诏書，與袁紹等召集十八路諸侯共同讨伐董卓，不料卻被董卓手下大将華雄在汜水關前連斬數員大将，可見當時派誰出戰都将是白白送死。就在這萬分緊急而又萬般無奈之時，關羽應聲而出，隻見“其人身長九尺，髯長二尺，丹鳳眼，卧蠶眉，面如重棗，聲如巨鐘”。可當袁紹得知來者是個無名小卒，僅為劉備手下馬弓手時，他差點就被趕出了軍帳，所幸曹操慧眼識珠，決定讓其試試。上陣前，曹操特教酾熱酒一杯，與關羽飲了上馬，關羽卻說：“酒且斟下，某去便來。”于是提刀出帳，飛身上馬。衆諸侯聽得關外鼓聲大振，喊聲大舉，如天摧地塌、嶽撼山崩，衆皆失驚。正欲探聽，鈴銮響處，馬到軍中，關羽提華雄人頭，擲于地上，而“其酒尚溫”。
“其酒尚溫”情節是虛構的，主要是為了烘托關羽的英風豪氣和神奇的殺敵本領，而讓讀者對第一次走進大場面的關羽産生深刻的印象，這其實跟關羽喝不喝酒無關，更和酒溫不溫沒有關系。此外，在《三國演義》第二十一回中，作者又描繪了“曹操煮酒論英雄”這一脍炙人口的故事，同樣還是曹操賜溫酒于人，不過，這次卻是賜給了劉備。
如此看來，無論是“溫酒斬華雄”，還是“煮酒論英雄”，除了作者羅貫中有意為之的伏筆外，故事裡面也有中國傳統酒文化的寫照，反映出古人的飲酒之道。當然，這是否在告訴我們，兩漢魏晉以來，人們喝酒都要“溫酒”或是“煮酒”，即有熱酒溫飲的習慣？如果真的是這樣，那我們五華獅雄山附近遺址考古出土的、定名為漢代“溫酒樽”的酒器，又跟這個飲酒習慣或風尚有關系嗎？
五華獅雄山附近遺址出土漢代溫酒樽
2011年6月下旬至7月中旬，為配合五華獅雄山秦漢城址的考古發掘工作，摸清城址周邊地區相關遺址的分布狀況，以便清楚掌握這一區域從新石器時期至秦漢時期聚落的演變狀況和人地關系的變化，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城址所在的五華河中遊地區進行了大規模區域調查，并對發現的個别重要遺址進行了有目的的試掘，其中何屋山M1漢墓（編号為HWM1）的發現和發掘最為重要，也最有價值。
何屋山M1漢墓位于華城鎮塔崗村何屋山西北側的山腳下，與西北面的獅雄山城址相距不遠，直線距離約為400米。據《長樂縣志》記載，何屋山原名月嶺寨，是一座呈東北-西南走向的山崗，直至清代時，仍有發源于北面山地的兩條坑水，從獅雄山和何屋山之間的低地流過，并彙入五華河，也就是說在秦漢時期，城址四周是河網密布的，東、西、南三面為古高坑水、古鹧鸪坑水和五華河所包圍。根據考古情況分析，整個城址是按古縣城規格進行規劃和建設的，獅雄山被三條壕溝所分隔，明顯分成了衙署、作坊、糧食儲藏三個區，而何屋山則是隔水相鄰的城址墓葬區。
由于村民修建房屋的影響，發掘前的何屋山M1漢墓破壞嚴重，殘長4.6米，儲存狀況較差。經清理共出土遺物9件，分别為壺、溫酒樽、匏壺、瓿、敞口缽、盅、陶墊，及青銅杖首、鐵器各1件。從該墓的墓葬形制和墓葬出土遺物來看，與廣州漢墓M1007、M1176出土的同類器物相似，屬于中型墓葬，年代為西漢早期，同時也跟相鄰的獅雄山秦漢城址出土的同類器物有極大的相似性，可以确定二者應為同一時期的遺址。是以，何屋山墓葬區是獅雄山秦漢城址的有機組成部分，說明整個遺址不單單是南越王的行宮“長樂台”，而應該是秦漢時期完整的城池建築，有軍隊和固定的居民在此長期居住和生活。同時，何屋山M1漢墓出土的青銅杖首（或稱為鸠杖），是一種身份和權力的象征，一般為朝廷頒賜給長者的權杖，這也說明該墓葬非同一般，墓主人應該是當地身份顯赫的長者，而墓中成套的酒器，如壺、匏壺、溫酒樽、盅等出土，更凸顯出墓主人生前生活的優渥，應該是一位終老于此的貴族。當然，其中的一件酒器——溫酒樽，格外引人注目，相信有不少人很想了解清楚，既然羅貫中在《三國演義》中，多有漢魏時期“溫酒”和“煮酒”的故事描述，那出土的這件溫酒樽也許就是用來溫酒的呗。
從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尚傑先生編著的《五華獅雄山》一書記載可知，該溫酒樽質地為泥質灰陶，器表施褐釉，釉層較單薄，通過輪制加手工修整而成。器腹上部安一鳥喙狀鋬，并飾有一周旋紋，而腹中部飾有曲折形篦點紋和壓印曲折紋。器型為圓筒形，直口，方唇，直壁，平底，無足，口徑15.6、底徑16、高11.2厘米，近似于今天帶把手的啤酒杯。若與湖南長沙馬王堆三号漢墓出土的，口徑13.8、高15厘米，外底用紅漆書有“七升”的同類器物相比，它的容積稍微小點。據考證，漢代時的酒一鬥，約為今天的2000毫升左右，那五華出土溫酒樽約可裝酒為漢量“六升”至“七升”之間，約相當于今天1400至1500毫升之間的容量。
二千年前梅州先民的陳年佳釀——溫酒
古人曆來喜歡溫酒，從考古發掘出土的不少酒器來看，确實是如此。如商周時代的青銅器，就有爵、角、斝、盉等，形狀為深腹，腹下均帶有三高尖足，可燃炭火于下，用來煮酒溫飲。又如春秋戰國以來，青銅獸形尊、銅質或陶質帶提梁的壺和三足帶把、形似藥罐的鐎鬥等，也都可用以加熱溫酒。而到秦漢時期，用酒治病也很普遍，如在秦漢出土的竹簡中，就有不少溫酒作藥的醫方記載。據周家台秦簡第313号簡記述：“以正月取桃橐（蠹）矢（屎）少半升，置淳（醇）酒中，溫，飲之，令人不單（憚）病。”意思是在正月時，取桃樹中蟲子的糞“少半升”，放入醇酒中，溫酒熱飲，就可以辟除瘟疫。雖然此條防疫記載，今天看來是缺乏科學依據的，但溫酒作藥能達到意想不到的療效已被古人所掌握。因酒本身就是性熱之物，加熱之後，更能發揮它的這個特性，當其進入人體後，可加速血液循環，提高新陳代謝的速度，以利藥物療效的發揮。難怪古人造字時，就把“酒”和“醫”緊緊聯系在一塊，“醫”的繁體字“醫”，下面就是個“酉”字。
當然，根據以上的分析和記載，以及從“溫酒樽”的字面意義上看，很容易把酒加熱了之後再喝，了解為是“溫酒”，而那“溫酒樽”，就是溫或煮酒的器具了。其實不然，雖然目前出土的溫酒樽大部分都有三足，但都很矮，其下難于燃火，而不可能用于溫酒。如1962年在山西右玉縣大川村出土的溫酒樽，其口沿陰刻銘文：“中陵胡傅銅溫酒樽，重廿四斤，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造”，其足僅3厘米上下，比較低矮。而且漢代出土的同類器物往往制作工藝精細，或鎏金錯銀、或鑲寶嵌玉，根本禁不起炭火的熏蒸燎烤。另外，還有漆器溫酒樽和平底無足的陶樽，它們就更無法用于加熱了。找遍漢代畫像磚石亦未見有樽底生火的圖案。不過，也有專家認為是否會以開水溫之，因出土的溫酒樽多發現有與之配套的圓形器座，名曰“承盤”，或稱為“承旋”，就像是一個盛有熱水或湯的容器，可把溫酒樽放其中，使全樽受熱而起到溫酒的作用。但目前發現的承盤都呈扁平狀，一般極淺，開口又大，即使盛上熱水或湯，大概很快就會冷卻，完全無法溫熱其上的酒樽，更談不上溫熱樽裡面的酒了。
是以，著名文物與考古學家孫機先生考證後認為，溫酒樽并非溫器，隻是一種講究的盛酒器。而著名文字學家、曆史學家唐蘭先生也早有文字考證，認為“溫”即“醖”字之通假，“溫酒”即為“醖酒”，并且認為醖酒就是古代一種“反複重釀多次的酒”，就是将第一次釀出的酒液作清水用，與新的發酵糟一起再釀，不斷重複釀造，以使酒味越釀越香、越釀越醇。古人之是以要這樣做，目的是想提高酒的純度（酒精度），因為先秦時期的酒都是用糧食釀造的黃酒類型的酒，酒精含量并不高，隻有不斷地重釀，才能滿足人們不斷提高的喝酒需要，以緻後來俗語中的“好事多謀，醖釀醖釀”，便是借源于此。由于醖酒用連續投料重釀，釀造時間長，工藝較為複雜，澱粉的糖化和酒化也較為充分，故酒液清淳，酒味酽洌，酒度也高，近似于今天的茅台、五糧液這樣的高度酒，為防止酒力發揮過猛，一般适宜于常溫飲用，或作冷凍飲用。如王逸注《楚辭·大招》就雲：“醇醲之酒，清而且香，宜于寒飲。”
這種溫酒在漢代又被稱為“酎”或“酎酒”。據漢許慎《說文解字》記載：“酎，三重醇酒也。”清段玉裁注曰：“謂用酒為水釀之，是再重之酒也，次又用再重之酒為水釀之，是三重之酒也。”而《史記·孝文本紀》張晏注：“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為言，純也。”也就是說“酎”，是一種從一月就開始釀造，要到八月才能釀成的好酒，主要用來祭祀宗廟。如《漢書·景帝紀》顔師古注曰:“酎，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又據記載，這樣的重釀之酒，甚至可達九次之多。如《曹操集》中就有《奏上九醖酒法》，說的是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親迎漢獻帝遷都許昌後，向漢獻帝奏獻的釀酒新法，應該說這種“九醖酒”一定是上等美酒了。
實際上“酎”在春秋戰國時就已出現了。因為，自春秋戰國以來，古人在祭祀天地、社稷、宗廟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便是飲酎，是以，以酎助祭便逐漸成為一種祭祀祖先神明的禮儀習慣，這不僅能凸顯出天子地位的尊貴，也能從中窺測各諸侯王對天子是否臣服，是以均被曆代君主所重視。如漢文帝在位時就規定，每年的八月都要在首都長安祭祀漢高祖劉邦廟，各諸侯王、列侯必須前往或派人助祭，不僅要進獻酎酒，還要按照封國的人口數量進獻黃金，“酎金”制度也就這樣給固定下來。而每當諸侯進獻酎金時，皇帝還要親臨受金，所獻黃金如成色不好或斤兩不足，立馬王削縣，侯免國。如在漢武帝時，就曾借進獻的酎金觸犯《酎金律》，一次就剝奪了106位列侯的爵位，以此來削弱和打擊諸侯王和列侯的勢力。這也說明“酎”或“酎酒”，在漢代人的心目中一定是十分重要，而且是不可或缺的。
如此看來，五華獅雄山遺址出土的漢代溫酒樽，跟《三國演義》作者筆下描述的那種加溫的酒沒有必然的聯系。也許生活在明代的羅貫中離漢代太遠了，其作品所描述的酒文化内容，參考的是宋元以來流行“注子溫碗”的溫酒習尚，就是用金、銀、銅或瓷制成配套的酒具，即注子（酒壺）和溫碗來溫酒。使用時，注子裡裝酒，溫碗内則盛熱水，把注子放入溫碗中即可起到溫酒的作用。為了保持熱度，溫碗中的水當随時更換，筵席間則要有人不斷換水，或稱為“換湯”，難怪元末明初成書的《水浒傳》，也動不動就是“提一桶熱湯”溫酒待客。這種把注子或酒壺放在熱水裡加溫的方法，在民間也稱為“燙酒”，并一直流傳至今。
而五華獅雄山遺址出土的漢代溫酒樽實為進階盛酒器，裝盛的溫酒或酎酒主要用于祭祀或宴客。這種陳年佳釀原本流行于中原地區，但随着秦軍平定嶺南的戰争，以及秦漢統一嶺南之後的多次大規模的移民活動，其釀造技術也流傳到了五谷豐登、稻麥飄香的五華獅雄山地區，并在先民們的親手釀制和秀美山水的滋養下，更是醇正甘洌、酒香四溢、曆久彌香。如此美酒既可奉獻給祖先神明，以告慰北方的列祖列宗，又可撫慰城址地區那一顆顆漂泊嶺南的孤單心靈，進而激勵着梅州先民共同走過那一個個艱難的春夏秋冬。
來源： 梅州日報 (作者系嘉應學院政法學院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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