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荦先生《魏晉南北朝史》上冊第五章第二節論孫吳屯田雲：“較大規模的民屯在毗陵，有男女各數萬口。”并引《三國志·吳志·諸葛瑾傳附子融傳》注引《吳書》為據：“赤烏中，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陳表、吳郡都尉顧承，各率所領人會佃毗陵，男女各數萬口。”
王先生定毗陵屯田為民屯，當據《宋書·州郡志》所載“晉陵太守，吳時分吳郡無錫以西為毗。陵典農校尉。刀王先生認為孫吳屯田組織結構與曹魏相仿，故典農校尉所轄當屬民屯。對此近年來争議頻起。
高敏同志《東吳屯田制略論》(以下簡稱《略論》)論此雲：“有人認為這是民屯，實則仍為軍屯。因為‘諸郡出部伍’，顯系軍隊……不能以其有‘男女各數萬口’而認為是民屯，因為孫吳兵士的家屬是随軍行動的。”
陳連慶同志《孫吳的屯田制》亦引用了《吳書》這段史料，他并未明言毗陵會佃的性質，而是從側面提出“典農是軍屯系統，屯田是民屯系統”的見解。據此種見解，屬典農校尉所轄之毗陵屯田，自然系軍屯性質。
但是，定毗陵屯田為軍屯，又出現了新的沖突。《孫吳的屯田制》既認為孫吳軍屯與民屯之分“應該和曹魏大緻相同”，阻對其列典農為軍屯系統，未作任何解釋；《略論》明指典農為民屯系統田官，但同時又認為毗鄰會佃為軍屯，對于《宋書·州郡志》載毗陵為典農校尉所轄未作任何說明。不僅如此，兩文對于參加會佃的陳表為“新都都尉”、顧承為“吳郡都尉”的解釋各有不同：《孫吳屯田制》雲：“陳表、顧承各為一郡農官，屬于校尉級軍官，但文獻中卻一律稱之為都尉……頗疑它是傳寫有誤，卻又無善本可校。”《略論》則雲：“郡級農官，似乎也可以稱為都尉……這就是在郡級農官方面，東吳之異于曹魏者。近又有林志華同志撰文稱：“新都都尉與溧陽屯田都尉，湖熟典農都尉、江乘典農都尉也同為縣級農官。如與曹魏屯田制比較，這些農官都應屬于民屯組織的農官。”
上述各家沖突分歧之處，當何以解釋呢?考諸史籍，孫吳農官，一般都要冠以“屯田”、“典農”字樣以示差別。如陸遜之為“海昌屯田都尉”，華核“始為上虞尉、典農都尉”，樓玄之為“監農禦史”。故釋新都都尉、吳郡都尉為農官，實難令人信服。《晉書·職官志》雲：“孫吳、劉蜀，多依漢制，雖複臨時命氏，而無忝舊章。”漢制，郡設都尉，“典兵禁，備盜賊”，光武建武中，雖曾“罷尉省校”，然“辄複臨時補置”。終東漢之世，“唯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稍有分縣，治民比郡”。證之以((宋書·百官志》：“光武省都尉，後又往往置東部、西部都尉。有蠻夷者，又有屬國都尉。
漢末及三國，多以諸部都尉為郡。刀孫吳都尉之設，與此正相符。《三國志·吳志·賀齊傳》載建安元年，“(孫)策遣永甯長韓晏領(會稽)南部都尉，将兵讨(商)升。”足見孫吳都尉之設，遠在實行屯田之前。同傳又雲：“(賀)齊進兵建安，立都尉府，是歲(散)八年也。刀王仲荦先生釋此為會稽南部都尉府，是很有道理的。按《三國志·吳志》顧承本傳所雲，顧承曾官居吳郡西部都尉；《吳書》稱其為吳郡都尉，當系指此。是以，陳表、顧承都尉之職，系領兵官(兼治民事)而非屯田系統之農官。
新都都尉陳表與吳郡都尉顧承俱為領兵官，其所領參加會佃者為諸郡所出之“部伍”。《三國志·吳志》中常見“部伍”字樣，在不同場合含義略有不同，或釋作“部勒為軍伍”，或釋作“部勒之軍伍”。總之一經部伍，即為軍事編制，非複民伍了。是以，陳表、顧承所領會佃毗陵之部伍當為軍從，孫吳軍隊家屬例須随軍，故《吳書》雲參加會佃“男女數萬口”。此時之毗陵屯田，當系軍屯無疑。然而，《宋書州郡志》記載毗陵為典農校尉所轄是否有誤呢?答複是否定的。
近人研究毗陵屯田，對《吳書》所載這條史料競相引用，以為信史。其實不然。顧承本傳雲：“(承)後為吳郡西部都尉，與諸葛恪等共平山越，别得精兵八千人，還屯軍章阮，拜昭義中郎将，入為侍中。“諸葛恪讨丹陽山越，事在嘉禾三年秋，曆時三年多，嘉禾六年冬，“平山越事畢，北屯廬江”。顧承因平山越之功，由吳郡西部都尉官升昭義中郎将、入朝為侍中，當亦在此時。又陳表本傳雲。“嘉禾三年，諸葛恪領丹楊太守，讨平山越，以表領新安都尉，與恪參勢……表在官三年，廣開降納，得兵萬餘人。事捷當出，會鄱陽民吳遽等為亂，攻沒城郭，屬縣搖動，表便越界赴讨，遽以破敗，遂降。陸遜拜表偏将軍，進封都鄉侯，北屯章阮。”按新安都尉即新都都尉，晉平吳，改新都郡為新安郡。證之以《陸遜傳》，平吳遽事在嘉禾六年，與陳表本傳所述時間相合，故陳表由新都都尉官升偏将軍，事亦在嘉禾六年末。據此，陳、顧二人為都尉均為嘉禾中；嘉禾末，二人俱已升遷。《吳書》言赤烏中，陳、顧二人以都尉督兵會佃，與本傳不合。再證之以《三國志·吳志·諸葛恪傳》：嘉禾三年，為平丹楊山越事，諸葛恪官拜撫越将軍，領丹楊太守，恪到府，乃移書四郡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内諸将，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谷稼将熟，辄縱兵芟刈，使無遺種。”按四郡，乃吳郡，會稽、新都、鄱陽。諸葛恪以撫越将軍領丹楊太守，指揮此次軍事行動；四郡與丹楊鄰接，奉命配合，歸諸葛恪節制。恪移書四郡屬城長吏，。令其“明立邵伍”。立此部伍絕非僅為“各保疆界”。
孫吳慣例，進剿山越多從屬城調兵，故四郡屬城明立部伍之後，當有奉調“出部伍矽會剿之舉。陳表時為新都都尉，顧承為吳郡西部都尉，奉諸葛恪“諸郡出部伍”之移文率衆會剿，實在是順理成章之事。諸葛恪深知山越人慣用的戰術，“戰則箍至，敗則鳥畿”，大軍入山搜剿很難奏效，故而确定了“不與争鋒”，竭力破壞其生産、迫其勢窮就範的作戰方針。此種方針不需要太大的作戰兵力，但戰争持續時間長，需要妥善解決後勤補給及“從化”山越的安置問題。因而，除抽調精銳部隊“羅兵幽阻力以遏制山越外，其餘部隊(包括衆多的随軍家屬)自當擇地屯墾，以為持久之計。被迫出降的山越群眾，亦當按“強者為兵，赢者補産”的傳統政策，精壯充甲士，餘皆編制入屯田系統，此即所謂“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的具體内容。是以，《吳書》所雲毗陵會佃，當系以征丹楊山越為背景，會佃始于嘉禾中(嘉禾三年)而非赤烏中。
嘉禾六年冬丹楊山越平定，孫吳政權獲得大量人口，僅“甲士”就達四萬左右，諸葛恪與諸将所領軍隊人數大增。丹楊山越既已平定得如此徹底，毗陵地區再保留數量龐大的軍隊已無意義。于是，諸葛恪“率衆佃廬江皖口”，移屯于對魏作戰的一線地區。補兵的山越人随軍移屯，為數衆多的赢弱之民，其安置方式不外補為郡縣戶或參加民屯。毗陵為新墾區，孫吳政權未立郡縣(毗陵立郡在晉武帝太康二年)留居此地的山越群眾顯然被編制成屯田戶，于是有毗陵典農校尉之設。若此推斷不誤，則《宋書·州郡志》所雲“吳時分吳郡無錫以西為毗陵典農校尉”時為嘉禾六年末或赤烏元年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