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曾曰，所謂“食色性也”。的确，自古即今，曆史無非是男女兩性的欲望演進而已。雖然略有些誇張，但細究之下，無論經濟、政治、軍事還是文化，哪個能徹底脫離人的欲望而存在呢？而欲望的最原始沖動，或許就是男女之欲了。在傳統中國的文化中，禮教和宗法是子曰詩雲的諄諄教誨，更是為人處事的根本之道。特别自兩宋推行程朱理學以來，上到朝廷，下到草民，更是高高挂起貞節牌坊，将欲望壓抑到了極點。但是，偏偏在這吃人的禮教之下，西湖船娘和大同婆姨卻愈來愈紅火。青樓酒館間的燭光酒盞下，到底隐藏着什麼隐秘曆史呢？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3">一、 鄙夷和壓迫：娼妓何來？</h1>
想當年，晚明的秦淮河畔，商賈熾盛之下，各路文人墨客乃至于朝廷命官，都荟萃在了這片煙花柳巷。直到崇祯以身殉國，這裡照樣像世外桃源一般遊樂。盡管遭逢八旗南下，但這幅繁華景象很快又卷土重來。最後，作為人文财賦重地的江南，居然以西湖船娘和揚州瘦馬名滿天下。當然，這些佳人名伶在一般人嘴裡，不過是輕浮又下賤的娼妓。那麼，娼妓到底有何來曆呢？為何地位如此不堪，甚至連下九流的乞丐都能歧視。
其實，各個民族都有對女性的崇拜階段。無論是豐滿的女性塑像，還是戰争過後的男女戰俘配置設定，都是先民對繁衍人口和養育後代的渴望。當然，過程是暴力和野蠻的。如果單純地看“娼妓”二字，早先并無現今的歧義。何僞妓女？根據現有史料，最早在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中有解釋，“妓，婦小人物也”。可見，“妓”在一開始并不是後世的苟且賣身。至于“娼”，字義本是放聲高歌的意思。是以，“娼妓”在最開始不過是用來形容舞樂女子的。
春秋戰國時，齊國害怕孔子擔任魯國大司寇（丞相）後會對自己造成威脅，便特地給魯國君主送去“女樂二八”（兩列共十六人）。在美色的誘惑之下，魯國君主開始荒廢朝政，逼得孔子出走周遊列國。這是中國曆史上最早涉及娼妓的。之後，齊國的管仲更是首創女闾，堪稱後世妓院和青樓的鼻祖。史書曾有記載：“齊桓公宮中女市七，女闾七百，國人非之”。其實，精明的管仲可謂“無利不起早”，通過開設官家妓院，不但課以花粉稅，極大的充實了國庫收入，為齊國的崛起做物資準備。此外，列國失勢的貴族和門客都會被這美色吸引。妓院便成為吸引這群人的最好去處。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7">二、盛名之下，其實難副</h1>
眼看齊國靠着妓院發家緻富，其他諸侯也争相仿效，官妓制度終于形成。此後，直到西漢武帝時，為了充分調動将士們的戰鬥力，便效仿越國的勾踐，将女樂、寡婦、罪犯妻女、女俘等送入軍營，正式确立了營妓制度。從此，女子們便被君主權威和階級壓迫牢牢束縛，成為天下男子的玩物。之後的南北朝，由于中原王朝在北方少數民族的沖擊下迅速崩潰，新鮮的文化和開放的習俗也逐漸傳入到了中原和江南。等到天下一統的隋唐，中外文化交融下，社會蓬勃繁盛，故而又開設了教坊樂舞制度。教坊妓可以出身于破落的名門，也可以出自尋常百姓家，但均要憑姿色和技藝的高低分為不同等級，當然，男女兩性的服務也存在，但居于次要位置。
因正因為此，青樓瓦舍等喧嘩處，不乏才貌雙全的女子們，引得科舉進士和詩人遊俠魂牽夢繞。比如李商隐和白居易，均是那個開放時代中敢于向教坊妓表達愛意的知名人物。篇篇詩歌，都在沖擊着禁锢人性的禮教。隋唐也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頂峰，色情行業亦然。唐代不僅形成了發達的宮妓，社會上更是形成了隸屬于各級官府的官妓，這些官妓要在其所居住之處注籍登記，由地方長官管理，官府舉行慶典宴會時，這些女子要去接待賓客和應酬同僚。當然，免不了要歌舞獻藝、陪酒助興。
到了經濟發達的宋代，不僅飲食業的發達、遊樂之風也十分盛行，供人娛樂的瓦舍勾欄更是林立。當時，大到酒樓，小到茶坊，均有妓女充斥其間。甚至還有“樓不在高，酒好則名；院不在深，有妓則靈”的荒唐俗語。到了蒙元，由于實行匠籍制度，各色人等的身份和職業幾乎要世代相沿。是以，連同社會上的娼妓也要統一注籍，并報教坊司備案。凡是入籍為娼的女子必須領取執照才可營業公開買賣，當然也要給官府納稅。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1">三、衰落和拯救：女性迎來革命</h1>
宋元之際，程朱理學迅速興盛起來。早前，即便是寡婦再嫁或休妻再婚，社會普遍都是接受的，哪怕是貴如皇親國戚，都是如此。隻是随着禮教綱常的日益嚴密，各界人士對于社會底層中妓女更是百般踐踏。一般妓女的營業場所稱為“寮”，再破舊一點的，甚至可以是街頭乞丐販賣拉攏來的女子，随意撤塊破布和刨個土窯便要開張，故而也就有了“窯子”的名聲。正規一些的便是妓館和青樓，其中，妓館依舊低俗，而青樓則略高雅。青樓不僅提供餐飲，而且會豢養一批精通琴棋書畫的女子，将其好生培養。青樓并非庸俗的酒肉場所，更多的摻雜了古代獨有的典雅氣息和禮樂傳統。比如名冠東京的李師師，作為頭牌，從不輕易抛頭露面，哪怕是微服私訪的宋徽宗，也難入得她眼。
到了明清，官妓制度仍在發展：京師設有教坊，地方有樂戶，在朝官吏狎娼有禁，但士紳在家卻仍可以例外。于是，私人豢養家妓的風氣也随之而起。為了侍奉各路達官貴人，江南逐漸有了西湖船娘和揚州瘦馬一類的私妓，而雁北之地也因逃難來此的人越來越多，商賈也紛至沓來，逐漸産生了婆姨。這些女子一般自幼便被老鸨收買，不僅教習社交禮儀和詩書樂器，而且還會教授男女之事，以供男子發洩。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24">結語</h1>
自古便有“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的諷刺，但晚明的李香君和柳如是，晚清的賽金花，無不是出身娼妓，但其作為卻遠勝男兒。雖然曆史上曾有值得煙花女子們祭奠的北宋詞人柳永，但她們更多遭遇到的，卻是将其當作玩物和發洩工具的男子。可以說，娼妓制度的存在，本身便是強者以權力對弱者的剝削。女子頭上的四座大山：族權、父權、夫權和男權，實在是壓抑着她們喘不過氣來。
雖然新文化運動中便有“廢除娼妓”的口号，但在亂世始終未能成行。直到新中國成立後，曆經數年，才将大批舊社會的妓女成功收容改造，不但将其教育成為社會主義建設者，而且極大的保障了這些悲慘女子的人身。延續千年的性剝削，終于在1958年的廢娼運動中一并落入曆史的垃圾堆。雖說如此，但女子們的人身保障和平等權利，仍有待社會各界的進一步關注。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蘇燦
參考資料：［日］齋藤茂：《妓女與文人》；王書奴：《中國娼妓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