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疇，曾背負不少惡名，如“叛臣”、“漢奸”，甚至連乾隆皇帝也将他歸于“貳臣”的行列。其評價自然也有褒有貶，以下列出幾條：
黃道周：“史筆流芳，雖未成名終可法；洪恩浩蕩，不能報國反成仇。”
蕭一山：“承疇負時譽久，生平疵行，亦少概見，一旦變節，殊出意外。吾人若舍民族國家之觀念而論斷之，似屬人之常情，惟當君主專制時代，則不免遺貳臣之羞耳。”
孫中山：“五族争大節，華夏生光輝。生靈不塗炭，功高誰不知。滿回中原日，漢戚存多時。文襄韬略策，安裔換清衣。”
……
但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曆史環境下，對同一個人的評價往往不同。随着民族偏見日漸減弱，中華民族大家庭觀念日趨濃厚，洪承疇的曆史惡名也漸漸消除，他的曆史功績也逐漸為人所認識。客觀地說，洪承疇在清入關後，對國家、對人民還是有一定貢獻的。
<h1 class="pgc-h-arrow-right">招撫江南，旗開得勝</h1>
清入關後，李自成軍奔走河南、陝西，退敗湖廣之後，攝政王多爾衮于順治二年（1645）三月，谕在河南的豫親王多铎率軍南下攻擊南明。及至五月，清軍消滅了南明福王政權。捷報傳到北京，多爾衮被勝利沖昏了頭腦，他認為天下已定，除了整修宮殿、定品官制服外，悍然實行民族高壓政策，強制推行剃發令，以顯示中原百姓皆臣服清朝。
盡管滿族貴族統治集團做出了厲行剃發令等錯誤決定，但同時又做出了一個深思熟慮的決定，那就是任命洪承疇前往江甯主持招撫事務。
對于洪承疇的任用，是經過諸王貝勒議定的。清初多爾衮攝政時，議政王貝勒會議在清廷重大問題上，起着決策作用。任用誰去江南招撫這件大事，當然得經議政王的同意，并非多爾衮個人的武斷。做出這個選擇大緻有幾個原因：
1，洪承疇是進士出身的江南士人
洪承疇出生于福建泉州府南安（今泉州府南安市），于萬曆四十四年（1616）中二甲第十七名進士。洪承疇中進士之後，在京師擔任過刑部主事。天啟年間，擢任兩浙提學道，主管兩浙教育與考核生員事務。也就是說，洪承疇曾是兩浙生員的考官，在江南士人中素有一定的威望。
2，洪承疇是具有重大影響的士人
洪承疇是明朝曆任主事、提學道、布政使參議、督糧參政。崇祯四年（1631），擢陝西三邊總督；七年監督河南山陝川湖軍務，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銜；十二年，授任薊遼總督。可見，洪承疇在明朝具有崇高的地位。正因為洪承疇具有他人不可替代的影響力，是以滿族貴族統治集團讓他前去招撫江南。
3，洪承疇經過考驗，被清廷認為是可信之人
洪承疇被俘降清後，“效用”很快就顯現出來，祖大壽主動歸降，對後來吳三桂在山海關之役，剃發歸清，也有相當的影響作用。
清入關後，清廷鑒于洪承疇效力顯著，令其“仍以兵部尚書同内院佐理軍務”。這樣，原為戰俘的洪承疇進入清廷中樞機構。這比他在明朝擔任的經略、總督的地位，還要高出一籌。
洪承疇在清廷中樞行政機構中，與範文程一起擔任内秘書院大學士，職掌草拟敕谕、對外文書，成為清廷可信任的文士。順治二年閏六月，清廷正式下令，“命大學士洪承疇招撫江南各省”，并鑄給“招撫南方總督軍務大學士印”。
随後，多爾衮發給洪承疇的敕書，授予他廣泛權力，如對屬下官員在戰事或政事中有不軌行為，“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副将以下，皆以軍法從事。鎮道等官，飛章參劾”。明确表示：“其江甯、江西、湖廣及将來歸附各省，悉聽節制。”在清初的漢官中，洪承疇可謂是位高權重，顯赫一時。
洪承疇到江甯後，打擊明宗室的複明活動成為他安撫江南的重中之重。時明唐王朱聿鍵據福建，魯王朱以還據紹興，高安王朱常淇據徽州，還有宗室子以金華王之名據饒州，以樂安王據溧陽，以瑞昌王之名據興化、金壇，聯合江南北某些勢力，以圖攻取南京。
順治三年二月，洪承疇用兵誘執“樊山王”朱術铠之次子，斬之。樂安王、瑞昌王等人，又合衆二萬進攻南京，洪承疇堅定地進行反擊，并取得了勝利，經勸說無效後，将其首領處死。
這些舉動表明了洪承疇對滿族貴族的忠誠，也使保守的滿族貴族難以挑剔。但對于将戰俘身份的洪承疇以軍國大臣、坐鎮一方，不可能得到滿族尤其是貴族的充分了解與支援，尤以軍功貴族的心理更難平衡。不久，保守貴族終于有機會向洪承疇“挑刺”了。
<h1 class="pgc-h-arrow-right">身陷質審，屹立不倒</h1>
順治四年（1647）四月，駐防江甯八旗軍将領巴山截獲明魯王封洪承疇我國公、做内應，殺害八旗将領的反間信，奏報朝廷。清廷表示：“因卿等皆我朝得力大臣，故反間以圖陰陷。朕豈堕此小人之計耶？”這個表态對洪承疇還算信任。
十月，巴山查獲洪承疇發給通行證的僧人函可，攜有南明福王信函，交與洪承疇審訊。這種挑釁使洪承疇處于被動不利地位，他将此事上奏朝廷，表示對此案回避。
此案與前次不同，涉及的是洪承疇親自發給證件，清廷将洪承疇交部議處，吏部認為因予革職。多爾衮還是高出一籌，以洪承疇勞績可嘉，下旨寬免處理。雖免予處分，但對于這位重臣，無疑是當頭棒喝。
洪承疇有鑒于此，當年“以江南湖海諸寇俱削平”，父在鄉病死為由，請求解任守孝，清廷當即準許他的請求，但不準他回鄉守孝，而是回大學士任上辦事。應該說，這是清廷與洪承疇互相了解的決定。
順治七年十二月，多爾衮病死，順治帝親政。順治帝随即宣布多爾衮罪行，并剪除其黨羽。洪承疇作為多爾衮的重臣，卻超脫于這場滿族貴族統治集團的内争之外。八年二月，洪承疇受命左都禦史事。但不久後，一場官場内部紛争降臨到他的頭上。
順治八年五月，有人彈劾洪承疇未經請旨，送母回老家福建，又告他與尚書陳明夏等“密議逃叛”。順治帝下令徹查，雖然叛逃一事子虛烏有，但未經請旨，送母回家是實。最終的結果是“留任以責後效”，這是對洪承疇的再一次敲打。
<h1 class="pgc-h-arrow-right">老骥伏枥，平定西南</h1>
順治九年（1652）七月，抗清軍攻占桂林，定南王孔有德被迫自殺。十一月，定遠大将軍敬謹慎親王尼堪于衡州中伏擊而死。兩個親王戰死，使滿族統治集團大受打擊，必須再擇重臣前往主持西南軍務。順治帝隻得借重洪承疇這面旗幟，授他為湖南、廣東、廣西、雲南、貴州五省經略，特晉太保兼太子太師銜，以及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禦史銜，以便實施軍政大權。
洪承疇接受此任時，有感而言：“臣年逾六十，理宜退休。乃苛特授經略之任”，他深知清廷器重于自己的原因，也懂得“撫”字在平定西南的地位。
“計離賊黨，以潰彼之腹心”，是洪承疇平定西南的重要政策。當時大西農民軍愛抗清鬥争中取得一定勝利後，内部沖突激化，張獻忠養子孫可望被李定國擊敗，由于洪承疇的撫降聲望之高，即向洪請降。孫可望曾被南明永曆皇帝封為秦王，在南明與農民軍中頗有名望。
盡管當時洪承疇因病情請求解任回京獲準，但仍把此事作為大事來抓。他将此事上奏朝廷，并立即通報給八旗将軍，請其查明實況，協同處理。最終孫可望降清，改封為“義王”。這樣，清廷決定乘此良機，迅速進軍貴州、雲南，直搗敵人心腹。
此外，洪承疇還重視争取土司等少數民族上層分子，對于暫時依附于大西軍或對清朝持觀望态度的土司，也進行開導，促其歸順。顯然，在諸土司看來，洪承疇就是他們歸順清廷的旗幟。他們接到洪承疇的招撫谕劄後，很快放棄抵抗，歸順清朝。
在平定西南地區的軍事鬥争中，洪承疇還盡可能地減少漢民和兄弟民族的供糧、勞工差役的負擔，給予補償。這種優厚的經濟補償，保證了部隊的糧食供應，也安撫了當地衆多的兄弟民族群衆，使清廷大軍順利向前推進，建立地方政權。
<h1 class="pgc-h-arrow-right">勞績茂著，受封世職</h1>
順治十六年（1659）正月，清廷大軍進入雲南，宣告平定西南取得勝利。但是，李定國的餘部并未完全喪失戰鬥力，永曆帝也在逃中，對于五省經略來說，還有許多事要做。十月，洪承疇以眼病為由，懇求解除經略之任，随即獲準回京。這對于洪承疇來說，是一個見好就收的重要決定，而且富有遠見，與平西王吳三桂的不軌，劃清了界限。
順治十八年（1661）正月，順治帝病死，康熙帝年幼，由四大輔臣當政。五月，洪承疇請求退休，朝廷同意并下旨稱：“洪承疇自太宗恩養以來，江南、湖廣、雲貴等處，效力疆場有年，勞績茂著，僅加保傅虛銜，未足酬勞，宜與世襲官職”。
這對于四輔臣來說已經是十分難得了，當時的滿族貴族集團，正在糾正重用漢官的氣氛中，卻仍要授洪承疇的世職，在谕旨中，稱洪承疇為太宗“恩養”之人，其實就是俘虜的威委婉稱呼。但因其“勞績茂著”，僅與其他漢人大學士一樣，授予“保傅虛銜，未足酬勞”。根據部議，最終授予洪承疇三等阿達哈哈番，漢譯為三等輕車都尉。
顯然，這個三等輕車都尉對于洪承疇的功績來說是很低的，但在滿族貴族看來，給予一個恩養的漢人，也算是破例了。康熙四年（1665）二月，洪承疇死于北京，清廷按例賜祭葬，谥文襄。洪承疇作為滿漢結合的一面旗幟，盡到了榜樣的作用。
說在最後：洪承疇叛明降清，從傳統觀念的角度來看是有失大節。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順應時代潮流，在招撫江南和平定西南的過程中，相對減輕了戰亂給廣大百姓帶來的荼毒。以一人之“惡名”換來千萬黎民的的安生，即便是“漢奸”又何嘗不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