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羅·拉雷恩
帕布羅·拉雷恩，是智利的“國寶級”導演，電影《厄瑪》入圍第76屆威尼斯電影節主競賽單元，《厄瑪》是一部來自南美導演的酷兒電影，講述了家庭、收養、分崩離析之後的何去何從。影像的色彩運用絢麗大膽，傳遞了人物和叙事張力。這并不是他第一次涉及酷兒影像，2017年擔任《普通女人》的制片人，影片榮獲第90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獎，電影講述了少數人群在現今社會的困境，引起了諸多共鳴。
《厄瑪》
帕布羅的電影就像是一雙倒映社會的眼睛，切入點精準的投放在現實主義作品中，客觀的分析和隐喻的符号會讓人引發共鳴。2012年執導的政治題材電影《智利說不》(與前作《殺手夜狂熱》《後事》構成皮諾切特三部曲)獲得第85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提名，這也是首部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的智利作品；2015年執導的天主教題材電影《神父俱樂部》赢得第65屆柏林電影節評審團大獎，并獲得第73屆金球獎最佳外語片提名；2016年執導的巴勃羅·聶魯達傳記片《追捕聶魯達》和傑奎琳·肯尼迪傳記片《第一夫人》均獲好評，後者入選第73屆威尼斯電影節主競賽片。
《第一夫人》
新片《厄瑪》将反映舞蹈家群體的生活現狀，在帕布羅看來，舞蹈不僅是一種藝術，而是一種媒介，反映城市的痕迹的詩意表達。
《追捕聶魯達》：警察與逃犯的詩意共生
帕布羅擅長用抒情的鏡像語言和不同角度去刻畫一起真實的事件，例如這部不同尋常的傳記片。它像一座詩意的迷宮，消解了詩人本身的自傳性，故事圍繞着他人的視角展開對詩人的叙述。在影片中，聶魯達已不再是唯一的主人公，與他福禍相依的，還有站在對立面的警察奧斯卡·佩盧恰努。電影以他的獨白開始，揭開了聶魯達鮮為人知的一面--他是個被政府追捕的逃犯，是借助四周環境順利逃逸的狡猾狐狸，是自私而又偏執的合作者，也是一個不甘寂寞，四處尋歡的浪子。
《追捕聶魯達》
詩人每一次逃亡，都會給追捕的警察留一份偵探小說，好像是希望近距離感受追捕他的人，不想藏在他們找不到的地方。而收到小說的警察佩盧恰努，在追尋詩人的足迹時，看着他的小說，讀着他的詩集，也逐漸的身份迷失--他自認為自己是警探和妓女的兒子，而現在他仿佛變成了聶魯達的兒子……他到底是誰？
聶魯達的第二任妻子曾說，聶魯達對這個追捕故事擁有絕對創作主權，她宣布警察這個人物的虛構性：“在他的劇本裡，我們都圍繞着主角轉……他創造了你，把你寫成一個可悲的警察”。
但這個警察絕不是配角，是與詩人逃犯共生的重要人物。
電影最後在智利南部的安第斯山脈上達到高潮，佩盧恰努單槍匹馬在雪山上的追逐着，雪沒過他的膝蓋，汗水在他的眉梢逐漸結冰，在寒風中他依然沒有停止對逃犯的追尋，在他徹底倒下之前終于和聶魯達相遇，他氣若遊絲的喊着聶魯達的名字：“巴勃羅！巴勃羅！”他的内心無比的失落：“我一直在追逐雄鷹，卻始終不會飛翔。”這邊的聶魯達，聽到佩盧恰努的呼聲，意外的描述道：“是的。我認識他，他是我的警官，我的迫害者。”此時詩人的獨白同時響起，與警探的話語重合：“我那穿着警服的幽靈。我夢見他，他也夢見我。他觀察我，調查我。你看看你寫下了什麼警官，你寫下了雪和馬匹。你塑造了我。”仿佛詩人才是被塑造的人物。
衆所周知，聶魯達曾在二戰中被迫害追殺，但這超現實的警察抓犯人的故事并不可考，迷人之處在于，它仿佛是一部詩人自己虛構的故事，而自己又樂于沉浸在故事之中，當他所構思的小說中的“王子”，這也許就是一位偉大作家的魅力所在。
影片中同樣深刻探讨了左翼與右翼黨派的模糊界限，從支援保守主義信仰的社會好青年佩盧恰努到智利共産黨領袖聶魯達，再到餐廳中憂愁的無産階級女傭，我們可以從他們詩意的讨論中看出對這個國家未來的疑惑。有人帶着鄙夷的眼光看着左翼的精英分子們，認為他們脫離人民。“藝術家、知識分子、律師，他們曾周遊世界，滿載而歸，縱情享樂，感受不到窮人的汗水。”還有人嘲諷着共産黨的無知“他們痛恨工作，他們甯願燒教堂，這讓他們感覺更有活力。”直到貧困女工指着沒挨過窮的精英左翼們問“當實作了共産主義之後，是我和他們一樣，還是他們和我一樣。”時，從周圍人驚愕的目光和語塞的靜默中來看，有人在這場分裂的鬥争中不斷覺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