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手老狼。 資料圖
20多年前，老狼和高曉松憑借《同桌的你》成為家喻戶曉的校園民謠歌手代表。 資料圖
法治周末特約撰稿 比爾狗
歌手老狼最近出現在大衆的視線中，還是在2016年參加了一檔《我是歌手》的綜藝節目，更多的時間他隻在現場演出的時候才出現。對于許多人來說，老狼就是青春時代的陪伴，《同桌的你》《誰在上鋪的兄弟》等校園歌曲，可以說是最早将民謠帶入巅峰地位的存在。
此後，老狼就陷入了更長久的沉寂，或者說是刻意選擇了低調。很多人都不知道老狼的本名叫王陽，就是那個在人群中一呼，七八個人回頭的最平淡的王陽。
他的好友高曉松曾經說過，我們這幫人中間幸虧有了老狼，我們才記得我們是從哪兒來的，因為他一直就沒變。
被平庸生活打敗的音樂理想
法治周末：此前，你的很多粉絲或者聽衆認為，你上了《我是歌手》，意味着你有意再次出山？
老狼：也不是，我一開始一直拒絕《我是歌手》。其實他們的導演和團隊都挺認真、敬業的，他們很早就跟我談，我想了半天還是拒絕了，我還是不太善于處理很多場面上的事吧，我覺得麻煩。
再後來，我的朋友宋柯也是這檔節目的策劃，他跟我提議去當“補位歌手”，補位歌手沒幾場。這是又得名又得利的事，我就慫了，去了，還是在名利面前沒扛住。
法治周末：除了《我是歌手》，你還給《捉迷藏》《驢得水》兩部電影唱了主題曲，是不是說明你這兩年有了一個新的狀态？
老狼：沒有，唱《驢得水》是因為寫歌的朋友我早就認識，他說這兒有一歌你唱吧，我拿來聽了聽覺得還行，就答應了；《捉迷藏》也是因為朋友的關系，就這麼着，這倆歌兒趕一塊了，我本人還真沒有什麼回歸之類的想法，我到現在也沒公司，也沒經紀人什麼的。
法治周末：你有音樂理想嗎？我說的“音樂理想”直白說就是要寫一好歌這樣的。
老狼：以前有，現在沒了。我以前也想過要寫，怎麼說呢，就我這性格，太容易被這平庸的生活給打敗了。
法治周末：你認為自己是什麼性格？
老狼：好逸惡勞呗。我覺得創作是一個特别痛苦的過程，你得放棄好多正常生活以及對别人的關注，得活得特自我，我不太容易做到。
你看樸樹那歌詞，每句都字斟句酌，包括他的生活狀态，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比較巧的是，我身邊的人都很厲害，比如我以前想寫東西的時候，身邊有楊葵、唐大年、張弛、石康這些人，人家都那麼厲害，我再看自己寫的東西算什麼呢。寫歌也是，高曉松、郁冬，他們都是信手拈來那種……是以我覺得我就做一個快樂生活的人就挺好的，我特别滿足。
法治周末：你唱歌怎麼克服在舞台上的羞恥感？
老狼：我以前唱伴奏帶那會兒，其實特别難受，手也不知道放哪兒，也沒什麼動作，但又覺得有點動作。現在有樂隊，感覺有一幫人陪着你丢人，我就感覺好多了，自己就松弛了，除了跟觀衆互動，還可以跟樂手互動。
法治周末：如果當年你身邊沒有高曉松、郁冬這樣的人，你會自己嘗試創作嗎？
老狼：可能也不會，很難預料，如果當年我沒有處于那樣的環境，我估計可能就當個小工程師什麼的。當年我學的專業是理科，那個年代一般是大學學什麼專業，以後就幹什麼工作，好多也是父母給安排好了，好像也無力抗争……
我本身沒有什麼反叛的想法。那時候我就是文藝青年，愛好文藝而已，沒想過以後要怎麼着。我這輩子老是碰到特有意思的人，中學時代跟黃燎原他們混，大學時代跟石康，後來又和高曉松一起唱歌，我身邊總是有這種人。
法治周末：你寫東西嗎？
老狼：不寫。
法治周末：為什麼不寫？
老狼：怕丢人吧，也是沒什麼可寫的，或者說沒有寫字的習慣。
法治周末：也看書，就是不寫？
老狼：對。我也就是中學時代受朋友的影響，弄個文學社，寫點酸詩，後來就再也沒寫過。
我曾經在《新京報》上開過一個專欄，每周到要交稿的時候都抓耳撓腮的，特痛苦，最後就湊了七八篇，實在寫不下去，我就放棄了。
法治周末：你之前給《新京報》寫什麼？
老狼：就寫點我出去玩的事，幹我們這行經常有四處走的機會，其實事情都挺好玩的，但一下筆就不行了。
被不斷放大成一個符号
法治周末：跟你聊天，我發現你跟我心中的形象不一樣。在大家的心目中，你應該是腼腆的、純真的、溫柔的、斯文的……
老狼：其實不是這樣的。之前有一個營銷号傳了一篇文章，号稱我自己寫的我的愛情故事，特純情的那種。我自己趕緊發了一條微網誌說别聽他們瞎編。
我不希望自己去扮演“愛情楷模”，我覺得這太虛僞了。
法治周末：大衆可能需要這樣的形象，而且你在娛樂圈一直也算是戀愛、婚姻狀況比較穩定的情況。
老狼：對，再加上有《同桌的你》那首歌，讓人聯想到校園時代的最純潔的愛情，然後被不斷放大，就成為一個符号了。
法治周末：說回你的那些歌吧，你最初給人“校園民謠”歌手的印象，一直是這個标簽。我個人感覺可能因為在中國，校園民謠歌手還沒有超越你們那一撥的，也許永遠也超越不了了。其實，你這20多年一共就出了三張專輯？
老狼：對，三四張吧。要是按正常邏輯的話，火不了，肯定折了。
法治周末：你是刻意的嗎？
老狼：不是的，前一陣朋友還跟我說，你太奇怪了，你的歌那麼少，但你一直在，而且還挺好，跟你同時代的那些人也出過那麼多作品，現在全沒音兒了……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就是命好吧。
因為正好高曉松、郁冬都是當年最拔尖的一些創作者，他們寫了最拔尖的作品，然後落到我身上了，我覺得特别幸運，真的，特别特别幸運。
法治周末：上世紀90年代中期還真是中國流行樂包括搖滾樂的一個黃金期，現在不如以前了嗎？
老狼：也不是，那個年代也淹沒了很多好歌，其實作在好作品也特别多，網絡上可以聽到很多好作品。這類“被淹沒”的作品，如果出現在《我是歌手》這樣的舞台上，可能一下會成為流行金曲，一下被放大出來。
現在好歌更多了，因為有各種各樣在弄音樂的人。
法治周末：有位作家說，所有藝術形式中，音樂是最後死的，也可能是唯一一個跟人類一起滅亡的藝術形式。我覺得你并不悲觀，你對音樂甚至還是充滿希望的。你的判斷或感覺是怎樣的？
老狼：對，首先我覺得流行音樂發展起來比文學晚太多，基本屬于剛起步，我感覺我們那個年代之後，成長起來的這波年輕人，他們正處于創作高潮的年紀，而且現在很多創作者已經看到希望了。
現在你隻要有一定的表現力和獨特性，趕上機會就能出來，是以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到創作和表達中，現在音樂呈現的面貌其實特别有意思。
當然，真正進入主流的機會還是和以前一樣，得靠運氣。而且現在所謂的主流也沒以前那麼牛了，現在是一個點選的時代，我可能一邊幹活一邊随便聽着什麼，半小時裡聽一會兒民謠，聽一會兒電子音樂，再聽一會兒搖滾。
但以前不是這樣，我記得我以前聽斯汀，聽保羅·西蒙，聽我最喜歡的平克·弗洛依德，一個專輯能聽一年，來回來去地聽，整個專輯是一部作品，而不是一首歌。現在是一個金曲年代，一張專輯裡可能隻兩三首歌被記住，其他都忽略了。
法治周末：參與的人越來越多，出名的隻有極少數，大多數人還是“死掉了”。運氣隻能眷顧少數人吧？
老狼：但是現在大家的心态也在慢慢轉變，出不出來也不是那麼重要了，可能和這個時代媒介的發達有關吧，你隻要唱就會被人聽到，哪怕隻是少數人。包括我認識的很多音樂家，他們并不在乎名利，音樂變成了他的一種生活方式。
我在美國時，去一個進階餐廳吃飯，餐廳裡面有一個爵士樂隊，演奏的特别棒。演出場地前面有一個小筐，裡面放着他們自己制作的CD，你離開時要覺得好，就往小筐裡放個十美元，拿張CD回去聽。我說的棒是指他們表演的狀态，特别享受，特别投入，每天隻要能跟幾個朋友去餐廳演奏，賺點吃的喝的，這就夠了，隻要享受這種生活方式就行了。現在中國慢慢也在向這個方向轉變。
那些與生死相關的事
法治周末：這個問題我問過很多人，你還會談戀愛嗎？你覺得什麼是愛情？你跟你太太是中學時代就認識，一直到現在這麼多年，你們對愛情有什麼看法呢？
老狼：我覺得愛情，有時候可能是一種自戀，就是你在對方的反應中映射出自己的一個形象，你覺得特别舒服。但是我不能保證那段時間很長，因為随着年齡越來越大，各種假象特别容易被擊碎，像生活習慣什麼的，最浪漫的那些東西煙消雲散得越來越快……
我也在想，愛情就是當你被她吸引的時候，她是一個閃光的形象，好像身上帶電那種，就像《教父》裡寫的，自己仿佛被雷擊了一般，那就是愛情，你深深地被那個形象打動了。
你看羅大佑的《閃亮的日子》，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都是因為那個人的存在，你的生活一下明亮起來。
法治周末：現在的愛情和以前不一樣了，你會不會覺得變得越來越快，越來越容易？
老狼：那是因為他們處在這個時代，不像我們當年，那時候給女孩寫一封信，投到郵箱裡，等三四天這封信到了女孩手裡，她還得想兩三天，也許給你回信，也許不回信，那是一個很漫長的等待過程，情緒一直在來來回回中焦灼着。
法治周末：說了讓生命充滿光的愛情，我們再來聊聊死亡，你有沒有被“死亡”這事困擾過？
老狼：沒有，以前沒想過。我是射手座，我覺得我天性裡可能不是那麼怕，因為有時候還挺想嘗試各種極端體驗的，比如蹦極、登山這類的。我喜歡那種遠離喧嚣的感覺，因為在北京，在大城市，生活太緊密了，無時無刻不被打擾，就是稍微讓自己緩緩吧。
也就是這些年朋友們有時候會坐在一塊聊一下，畢竟人到這個歲數了，大家都有了一些經曆。我談不上有很大的恐懼，至少目前的心态是随遇而安吧。
法治周末：看來你這方面困惑比較少？
老狼：怎麼說呢，我覺得可能是我對精神世界的追求不是特别多，我大概就想這麼入世地生活，把自己活成個小故事就行了。有時候你在這個混世裡能體會特别多的趣事和人，甚至感到精彩、傳奇。有一陣我都想寫個電影，《猜火車》那種。可能像唐大年他們希望自己的精神世界更清靜，他們願意去追求真理，我就想在這個渾渾噩噩的世界裡度過一生……
責任編輯：高恒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