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昨天在《毛主席已經佚失的一首詩，僅流傳下兩句，氣勢恢宏，至今無人能續》一文中說了，毛主席喜歡寫詩，但那是單純的喜歡，不帶功利目的的喜歡，并不是像現在某些人一樣，每寫好一首詩詞，就小心翼翼地抄錄在日記本或筆記本上，千方百計地尋求發表。
毛主席的詩詞，都是詩思突來，有感而發。
寫了之後，或是獨自把味，或是把示贈人，很少儲存底稿的。
現在我們查市面上有《毛主席詩詞十九首》、《毛主席詩詞三十七首》、《毛主席詩詞一百首》，甚至《毛主席詩詞一百五十首》等等不同版本和不同樣式的毛主席詩詞集，其實，這裡面的很多詩詞，都是人們把流傳在民間的毛主席的詩詞收集起來，結集出版的。
是以，這些詩詞集的出版順序，是從《毛主席詩詞十九首》到《毛主席詩詞三十七首》，再到《毛主席詩詞一百首》，然後才是《毛主席詩詞一百五十首》的。
也就是說，後一本出版的詩詞集，都是在先前出版的詩詞集的基礎上，增加上新搜集的的毛主席詩詞出版的。
這些詩詞集的出版，都不是毛主席的初衷。
新中國首家詩歌刊物《詩刊》的主編臧克家在1936年想把八首毛主席詩詞一次性發表在創刊号上時，毛主席曾寫信告訴他，說“這些東西，我曆來不願意正式發表”。
由于人民群衆的熱切期盼，另外，毛主席也不想自己的詩作在民間由群衆口耳相傳造成太多字句上的出入，這才決定“發表一個定稿”，以正本清源。
但話又說回來，現在市面上發行的衆多版本的毛主席詩詞集，隻有《毛主席詩詞十九首》和《毛主席詩詞三十七首》這兩種是毛主席親自審閱和校訂過的，即裡面收集的絕對是毛主席的真作。
至于《毛主席詩詞一百首》和《毛主席詩詞一百五十首》等等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後才出版的詩詞集，裡面就出現了一些并非毛主席真作而被謬傳為“毛主席真作”的作品。
老覃在《1979年，老人披露一首詩，說是毛主席專門為他寫的，經考證：是真品》一文中，就例舉了七絕《詠蛙》和《孩兒立志出鄉關》這兩首詩。這兩首詩并不是毛主席的作品，卻被訛傳為毛主席的原創作品了。
當然，新增錄的詩作中，絕大部分還是毛主席的真作的。
比如《1979年，老人披露一首詩，說是毛主席專門為他寫的，經考證：是真品》講的，毛主席送給羅章龍的《七古·送縱宇一郎東行》，就是毛主席真作。
還有今天我要講的《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也是毛主席的真手筆。
《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并未收錄入《毛主席詩詞十九首》和《毛主席詩詞三十七首》。但它的正式發表很早，在1947年8月1日就刊登于冀魯豫部隊的《戰友報》上了。
而在正式發表之前，《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也已經在民間流傳了十幾年了。
為什麼在1947年才正式發表呢？
因為，在1947年春，彭德懷指揮西北野戰軍取得了青化砭大捷，毛主席難抑喜悅之情，又重錄了此詩贈送給彭德懷。
也就是說，毛主席曾先後兩次親書這首《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贈送給彭德懷：一次是在《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誕生的1935年，一次是在彭德懷取得青化砭大捷後的1947年。
那麼，問題來了。
《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的誕生時間既然這麼早，并且又流傳這麼廣，還是毛主席兩次親自書贈彭德懷的作品，為什麼在1958年出版的《毛主席詩詞十九首》和在1963年出版的《毛主席詩詞三十七首》以及1976年再版增訂的《毛主席詩詞》中都沒收錄這首詩呢？
這，得從《東海》文藝月刊編輯部緻函毛主席說起了。
話說，1957年2月6日，由浙江省文聯主辦的《東海》文藝月刊編輯部曾緻函毛主席，說想在《東海》上發表《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敬請毛主席在百忙之中抽空校閱詩稿。
大家注意一下這個時間點——1957年2月6日——這個時候，新中國首家詩歌刊物《詩刊》已經征得了毛主席的同意，在創刊号上一次性發表了毛主席的十八首詩詞了。
《東海》文藝月刊編輯部的編輯以為，在《東海》上發表《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毛主席的答複卻是：“不宜發表。”
為什麼會這樣呢？
問題出在《東海》文藝月刊編輯部的編輯在對《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的解釋上——該解釋說，這首詩是紅軍取得攻打臘子口戰鬥勝利後，毛主席是在發給彭德懷的電報中寫的。
毛主席看了這個解釋，有些給搞糊塗了。
他在給《東海》文藝月刊編輯部寫的回信裡說：“拉（臘）子口是林彪同志指揮打的，我亦在前線，不會用這種方法打電報的。”
也就是說，詩是“給彭德懷同志”，但臘子口戰鬥卻是林彪指揮的，二者對不上号。因為年代久遠，毛主席又已過花甲之年，印象有些模糊，不大确定這首詩是不是自己寫的了，于是答複“不宜發表”。
毛主席既然是這樣的态度，《東海》雜志自然不敢妄自發表這首詩了。
那麼，緊接其後的《毛主席詩詞十九首》、《毛主席詩詞三十七首》也都沒有收錄這首詩了。
《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被正式收錄入毛主席詩詞集的時間是在1986年。
這一年，由曾擔任毛主席政治秘書的胡喬木主持、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毛主席詩詞選》，該詩被正式錄入其中。
毛主席本人都不能确認是否屬于自己作的詩作，别人為何卻能确認是毛主席的作品呢？
原來，毛主席所困惑的地方，是：臘子口戰鬥是林彪指揮打的，不可能是以寫詩贊頌彭德懷。
但是，說這首詩是“紅軍取得攻打臘子口戰鬥勝利後，毛主席在發給彭德懷的電報中寫的”的始作俑者，就是前面提到的冀魯豫軍區政治部主辦的《戰友報》的編輯。
《戰友報》在1947年8月1日第一次公開發表這首詩的時候，編輯自作聰明地在詩的後面加了一則 “編者注”，說：1935年，彭德懷率紅一軍團強攻臘子口得勝，毛主席賦此詩作為複電。
《東海》文藝月刊的編輯就是在《戰友報》上看到《給彭德懷同志》這首詩的，其不明就裡，想在《東海》上發表這首詩，就照抄了《戰友報》上的注釋，寄給了毛主席。
由于這首詩是一首即興小詩，是毛主席率爾操觚之作，印象不是太深，他看了《東海》文藝月刊編輯寄來的信，隻記得臘子口是林彪帶領紅一軍團打下來的，而且當時自己也在前線，不可能發電報，是以不敢确認這首詩是自己的作品了。
實際上，《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一詩根本就不是誕生臘子口戰鬥勝利之後，而是寫于彭德懷在陝北吳起鎮打退敵人騎兵之後。
話說，1935年9月，根據中央俄界會議決定，北上左、右路軍部隊正式整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彭德懷任司令員，毛主席任政治委員。10月19日，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抵達陝北蘇區邊境吳起鎮。甯夏、甘肅軍閥馬鴻逵、馬鴻賓有五個騎兵團在這個時候跟了上來。毛主席要求“絕不拖一個尾巴進根據地”。彭德懷肩負起了砍“尾巴” 的重任。他在前線和周恩來、葉劍英考察了作戰地形後，在給毛主席報告的電文裡寫了“山高路險溝深”一語。
大戰在1935年10月20日夜裡展開，彭德懷親自部署和指揮陝甘支隊第一縱隊和第二縱隊發起攻擊，大獲全勝。毛主席聞捷賦詩，把彭德電文裡出現的“山高路險溝深”改成“山高路遠坑深”作為起興，以六言詩的形式進行創作，一口氣寫下了“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将軍”三句，贈送給了彭德懷。彭德懷不願居功，把最後一句改為“唯我英勇紅軍”，回贈毛主席。
時任陝甘支隊作戰科長的伍修權和時任陝甘支隊政治部主任的楊尚昆是毛主席當年寫此詩的目擊者；曾任紅三軍團四師任政治部主任的張愛萍和曾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的黃克誠等人是當年和彭德懷共同閱讀這首詩的親曆者。他們都可以作證，這首詩千真萬确是毛主席寫的，寫的時間就在1935年10月22日，即彭德懷在吳起鎮完美砍掉“尾巴”之後。
《戰友報》編者注釋有誤，而在新中國建立後的1954年慶祝八一建軍節之時，《解放軍報》仍沿用了《戰友報》發表的原文及原注釋，再次發表了這首詩。
時任彭德懷辦公室作戰參謀的王亞志讀了《解放軍報》，發現了這一明顯錯誤，曾指出給了彭德懷。
彭德懷雲水胸襟，對此事并未萦懷，沒有及時向外界予以糾正。直到他遭遇不公正批判後，在著述《彭德懷自述》一書時，才在書中簡要提及了一下這件事，說是“在紅軍到達陝北吳起鎮時，擊敗追敵騎兵後，承毛主席給予誇獎”。
不過，彭德懷當時處于隔離狀态，他隻确切地記得第一句和第四句，對于第二、第三句，隻能根據大緻印象進行默寫。如此一來，民間就有了“《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一詩共有兩個版本”的說法。
毛主席創作《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的情節既然是這樣的确鑿無誤，那麼，人民文學出版社在1986年11月出版《毛主席詩詞選》時，就理所當然地把該詩正式收入毛主席詩詞作品之中發表了。
這之後，1993年12月出版發行的《毛主席年譜》（上卷）和1996年9月出版發行的《毛主席詩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也都收入了這首詩。
現在，這首詩已經成為了婦孺皆知的經典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