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聽證會的召開，讓一件6年前的案子重又進入了公衆的視野。2015年，澳洲維多利亞州民事及行政仲裁庭（Victorian Civil and Administrative Tribunal，VCAT）審理了一樁案件：2015年2月13日，77歲的伊恩·吉爾伯特（Ian Gilbert）死于錯誤劑量的甲氨蝶呤處方。
但是，本案主角不是開處方的全科醫生（GP），而是一名藥劑師。
這名藥劑師在拿到處方的瞬間，便察覺到其有問題。但是，和全科醫生溝通無果後，她壓下心頭的疑惑，仍然按處方配了藥。最終，患者死于甲氨蝶呤，藥劑師也是以遭受處罰。
本案驗屍官羅斯瑪麗·卡林（Rosemary Carlin）雖然對藥劑師的遭遇深表同情，但她認為，在這件事上藥劑師應該作何選擇，其實非常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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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藥劑師不是自動配藥機</h1>
事實上，藥劑師在配藥之前，做了諸多嘗試，包括直接跟全科醫生電話溝通；告訴患者的女兒按處方服藥可能會緻命，并建議減少劑量。此外，她還填寫了一份臨床幹預表（clinical intervention form），記錄所做的這些嘗試。
但是，這名藥劑師最終因為按處方配藥這個行為，被判定為失職（professional misconduct）。
仲裁庭對這名藥劑師進行了訓誡，并提出了一系列處罰措施。具體包括：完成《藥學實踐中的倫理與配藥》（Ethics and Dispensing in Pharmacy Practice）課程；在一位合适的導師處接受5小時的教育和指導；向委員會送出一份書面報告，表明自己已對有關問題進行了反思，并且已從中吸取教訓，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
卡林表示，既然藥劑師認為處方中的甲氨蝶呤劑量不安全，她就不應該按照處方來配。拒絕配藥不會給患者的健康帶來風險，不拒絕卻有可能緻命，顯然前者才是正确的做法。
此外，卡林指出，在本案中，全科醫生顯然沒有給予藥劑師“應有的尊重”。相反，藥劑師對全科醫生過于尊重，導緻她忽略了自己作為藥劑師的獨立身份，沒有成為患者和全科醫生之間的一道防線。
驗屍官的報告一經釋出，藥劑師在質疑處方時那種無能為力的感受，在藥學界引發了激烈的讨論。
《澳洲藥學雜志》（Australian Journal of Pharmacy，AJP）的一項調查顯示，63%的藥劑師曾對處方提出過質疑，拒絕配藥并聯系全科醫生；24%的藥劑師也曾懷疑過處方，但他們迫于壓力，仍選擇按處方配藥。
澳洲堪培拉大學（University of Canberra）副教授兼藥學科主任馬克·瑙頓（Mark Naunton）在《藥學實踐與研究雜志》（Journal of Pharmacy Practice and Research）中寫道，“在這個案例中，藥劑師顯然經驗豐富，發現了錯誤。如果全科醫生不這麼固執，藥劑師态度更強硬一些，可能會帶來不一樣的結果。”
瑙頓建議，或許可以重新審視藥劑師的執業能力，廣而告之，讓藥劑師的身份更具說服力。
藥劑師傑夫·勒納（Jeff Lerner）為AJP寫了一篇專欄，文中提到，這個案例表明，“藥劑師大學專業課需增加‘自信訓練’，或許可以避免類似的慘劇再度發生。”
案發後，澳洲藥品管理局（Therapeutic Goods Administration，TGA）釋出了安全警示，提醒藥劑師每周一次重審配藥方案的重要性。
卡林認為，最有效的方式是為患者提供專業的咨詢服務。例如，由進階藥劑師（senior pharmacists）自願承擔咨詢工作，輪班接聽電話。這種咨詢服務的重點，在于讓社群藥劑師（community pharmacists）在感到困惑的時候，重拾信心。
關于如何聯系全科醫生，問詢問題處方的難題，澳洲非營利組織Pharmaceutical Defence Ltd.（PDL）的專業幹事約翰·蓋伊（John Guy）為藥劑師提供了以下七條建議：
通話過程中不要道歉，因為你沒有做錯；
全科醫生的時間安排很緊張，是以你要長話短說，不要寒暄閑聊；
說話時要尊重全科醫生，但同時也要保持自信；
確定你的參考資料，如《澳洲藥學手冊》（Australian Medicines Handbook，AMH）、敏思公司（MIMS）的藥理分類索引系統等就在觸手可及的地方，友善引用合适的用藥劑量和服用方式；
如果你是要詢問未經準許的藥品，請同時提供幾種替代方案；
如果你是因為擔心患者安危而無法配藥，請清楚地說明擔心的理由，并提供參考依據；
如果事态緊急，但接待員表示會告知全科醫生回電，這時你要堅定地說明事情的情況，并且表示通話會盡量簡短。因為很多時候，全科醫生并不會回電。
<h1>醫藥界限模糊，皆因本是一家</h1>
任何職業從出現、發展到成熟，都需要經曆一個過程。藥劑師和全科醫生溝通困難的原因，在于兩者之間的界限含糊不清。
現代藥學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中世紀。當時藥劑師（apothecary）的工作和現代全科醫生、藥劑師（pharmacist）的完全不一樣。
17-18世紀，藥劑師幾乎包攬了所有事情。從診斷到制藥，再到手術……全部都由藥劑師一人完成。
到了殖民時期，澳洲的醫學發展仍不完善，幾乎沒有管制，一切以自願為前提。那時，家庭藥箱（home medicine chests）很受歡迎，裡面往往裝着毒性劇烈的藥品原材料，如銻、鴉片等。從治療便秘到乳腺癌，家庭藥箱均可滿足。
在偏遠地區，全科醫生有時會跟其他醫生産生“領地”上的争奪，包括開藥、制藥、包紮、接生、拔牙、正骨等。
在英國，全科醫生團體采取了行動，使得“全科醫生”這個職業處于醫療衛生服務行業的最頂端。
1880年，在維多利亞州的科拉克，一名藥劑師學徒不小心誤将氨水當嗎啡，放入藥方中，最終導緻一名兒童患者死亡。
之後，政府要求評估藥劑師是否具備醫學資格。但是，澳洲當時對藥劑師知之甚少，是以不得不給每一位自稱合格的藥劑師進行資格登記。
發展至20世紀，澳洲的醫療和藥學法律逐漸完善，并且逐漸将藥劑師的職責範圍局限在準備和配制藥品上。
同時，毒藥相關法令削減了可在藥房買到的藥品種類，包括一些“專利藥”和部分現成的合劑。
自此，原本混亂的醫藥管理，逐漸得到法律規範，變得越來越嚴格。但同時，希望放松管制的呼聲又出現了，全科醫生和藥劑師之間的職業界限再次出現了重疊。
發展至今，藥劑師可以在沒有處方的情況下，為接受穩定治療的患者配藥。此類藥品僅包括避孕藥和治療高血脂的藥物，如他汀類。此外，注射流感疫苗也回歸到了藥劑師的職責範圍。
但是，一些藥劑師希望可以獲得更多權利。2019年3月的一項審查發現，西澳洲的藥劑師希望能為哮喘和糖尿病等慢性病開藥。
除藥劑師外，另有其他行業也希望能夠開放部分處方藥的開藥權限。
澳洲連鎖藥房巨擘Chemist Warehouse希望能為該國養老金領取人免費發放處方藥。7-Eleven等便利店也希望能夠在店内出售處方藥，友善大衆購買。
<h1>“領地之争”陷入死循環，何時才能破局？</h1>
藥劑師在這場醫藥“領地之争”中收獲頗豐，其中包括獲得了注射流感疫苗的權利。全科醫生卻認為，藥劑師奪走了這本屬于他們的财富，并且要求獲得藥劑師的部分權利作為補償。
西澳洲大學（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UWA）生物科學院藥理學講師Philippa Martyr認為，如果全科醫生和藥劑師提供的服務是類似的，就會引發一個問題，“既然服務類似，為什麼兩者的教育訓練時長不一樣？為什麼薪資報酬不一樣？”
面對這樣的質疑，應該對醫藥界限加以規範，還是放松管制？澳洲政府陷入了兩難的境地，藥劑師和全科醫生的職業界限劃分陷入死循環。
然而，雖然法律有時間去完善，藥劑師的工作卻不能無限期地等待。
正如此次聽證會上委員會的态度所示，盡管全科醫生的态度十分堅決，但藥劑師仍不應該按照明知錯誤的處方配藥。
藥劑師兼委員會專家凱莉·林肯（Kelli Lincoln）表示，在患者和全科醫生之間建立一道防線，這也是藥劑師存在的主要原因。這一責任從開始攻讀藥學學位那一刻起，就已經植入藥劑師的腦海。
林肯表示，藥劑師需要學會如何自信且堅定地給全科醫生打電話，并要求其改變處方。出于對患者安全的考量，如果我們無法為其争取到安全的處方，那我們就要學會拒絕。
“作為藥劑師，定期和其他醫療衛生工作者合作是我們工作的一部分。在學習的過程中，我們也接受過相關教育訓練，知道如何與其他從業人員溝通，以及如何建立良好的關系。我們需要用專業的方式與醫生進行交流，同時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她說道。
蓋伊表示，雖然有些醫生接到藥劑師的電話，其态度還是一如既往地“粗魯”，不屑于聽取後者的建議。但是，随着越來越多年輕的全科醫生進入這個行業，藥劑師的地位也有所提升。
他說道：“年輕的全科醫生逐漸認識到，藥劑師也擁有豐富的臨床知識，能夠一起探讨患者的用藥問題。”
參考資料：
1. The Conversation: How rivalries between doctors and pharmacists turned into the ‘turf war’ we see today
2. AJP: Reprimand after lethal script
3. AJP: “Don’t be an automa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