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耳墓志銘的故事

1954年，雲南省人民政府決定為人民音樂家聶耳重修墓地，并請郭沫若題寫墓碑和墓志銘。這年2月，郭沫若書題“人民音樂家聶耳之墓”碑和墓志銘:

　　聶耳同志，中國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聲鼙鼓也。其所譜《義勇軍進行曲》，已被選為代用國歌，聞其聲者，莫不油然而興愛國之思，莊嚴而宏志士之氣，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聶耳呼，巍巍然，其與國族并壽，而永垂不朽呼！聶耳同志，中國共産黨黨員也，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四日生于風光明媚之昆明，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溺死于日本鹄沼之海濱，享年僅二十有四。不幸而死于敵國，為憾無極。其何以緻溺之由，至今猶未能明焉！

　　如今，人們到昆明西山龍門與太華寺之間的山巒中瞻仰的聶耳墓地，則已是20世紀80年代初遷葬的新址了。而且，鑲刻在墓地左屏風牆上郭沫若撰書的墓志銘，也删去了“不幸而死于敵國，為憾無極。其何以緻溺之由，至今猶未能明焉！”的文句。聶耳溺水身亡的1935年，正是日本逐漸實行侵略中國計劃之際。

　　當年，聶耳的死訊傳回國内後，衆多的愛國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為失去這樣一位音樂天才而深感痛惜，紛紛在《晨報》、《電通》、《中華日報》、《新音樂月刊》、《大公報》等數十種報刊撰文紀念，共同懷念這位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吹響了警醒号角的先鋒鬥士。郭沫若也寫下了悼念聶耳的詩。

　　雖然聶耳是因溺水身亡，但人們在懷念聶耳的同時，不免對其死因産生懷疑，在當時中日兩國處于敵對的狀态下，也是很正常的心态。

　　1954年2月，郭沫若為聶耳題寫碑文和墓志銘時，中日兩國尚無外交往來，彼此仍以“敵國”視之。故郭沫若在墓志銘中有“不幸而死于敵國，為憾無極。其何以緻溺之由，至今猶未能明焉！”之語。

　　其實，盡管在當時兩國仍為“敵國”，日本人民對聶耳也是很懷念的。在郭沫若題寫墓志銘的9個月後的11月1日，日本人民在藤澤市鹄沼海岸聶耳遇難地附近，建立了聶耳紀念碑。1963年，随着中日民間的貿易往來，日本人民又重建“耳”字形的花崗石紀念碑，日本戲劇家秋田雨雀先生撰寫介紹聶耳生平的碑文，并請郭沫若題寫紀念碑。郭沫若書題了“聶耳終焉之地”六個大字。

　　1972年，中日建交。1980年5月，聶耳殉難地的日本藤澤市上司人來到昆明市，在聶耳墓地手植雲南名花杜鵑花和藤澤市市樹———藤樹，表達對聶耳的懷念之情，并希望兩市以聶耳為紐帶，建立友好城市。雲南省和昆明市人民政府回應日本人的熱情，決定遷葬、重建聶耳墓地。墓碑仍用郭沫若所題字，至于墓志銘若繼續使用，就應該删掉最後兩句話。

　　1982年初，雲南省文化局将這一想法，報請文化部準許。

　　接到雲南省文化局的報告後，文化部代部長周巍峙認為，郭沫若已經去世，此事如何定奪，還需請示中央主管意識形态的胡喬木。文化部辦公廳将雲南省文化局的報告呈送胡喬木，并附上了郭沫若在1954年所題墓志銘全文。

2月24日，胡喬木讓秘書黎虹複信周巍峙:

　　來函喬木同志已閱。郭老為聶耳墓碑題詞，喬木同志已删去最後兩句(見送來附件)。

　　2月26日，周巍峙将黎虹的複信批轉文化部辦公廳:

　　按此複一信給雲南省文化局。在墓碑重刻前，先用水泥抹去後兩句，在顔色上要盡可能與原石碑一緻。

　　3月3日，文化部辦公廳根據胡喬木和周巍峙的批示，給雲南省文化局發去公函，要他們“遵照執行”。

　　按照文化部的訓示，昆明市人民政府在墓地左屏風牆上重新雕刻了郭沫若的墓志銘，并删去了後兩句話。（來源：人民政協報）